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丁玲作为一位对生活有独到观察和深刻思考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
可以看出这样一条发展线索：由早期的描写莎菲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苦闷
和追求，到中期的写走出恋爱的羁绊，投身革命洪流以及后期作品中所反映的共
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依然存在。
【关键词】苦闷和追求；女性意识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丁玲一直对女性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她的作品中，
塑造了一大批形象的典型，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了女性解放这一布满荆棘的路上那
些带血的足迹。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
的缺点，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1］
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
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女性意识再具
体地说，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
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加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和人生需求。女性意识将“女”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
价值追求。作为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丁玲的创作中贯穿了对女性生存价值及其人
生道路的探索。
1. 黑暗中不甘沉沦的求索 1927年丁玲发表了处女作《梦珂》。作品写的是
阅世未深的少女梦珂怀着美好的理想寻找自己的生活道路，但现实生活安排给她
的是一个比一个更深的陷阱。红鼻子老师侮辱模特，而她所倾慕的温文尔雅的表
哥背着她却干出下流龌龊的事……道路未找到，做人的尊严却受到损害。作者深
刻地刻画了她道路追求碰壁的痛苦历程。一个向往自由，反对束缚，向往真实，
反对虚伪的知识女性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寻找出路，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挣扎，
最终还是进入一个不如意的地方。继《梦珂》之后，1928年丁玲发表了她的另
一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这部作品中，莎菲不再是“五四”初期那些处于
新旧交替时代的“半新半旧式”女性，而是一个完全置旧礼教，旧道德于不顾的叛
逆女性，在小说中，莎菲同时与两个男子苇弟和凌吉士恋爱，这本身就显示了莎
菲在这种爱情关系中占据着充分的主动。由被选择而成为选择者，这表明“五四”
女性的以婚恋自由，男女平等为内核的妇女解放意识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
莎菲在战胜凌吉士后得到的是失落和迷惘。她叹道：“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
们了解她体会她的心太恳切了，所以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
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2］由失望而自然陷入孤寂、自怜之中，
“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我可怜你，莎菲！”这是莎菲女士留给世人的凄凉
的绝叫，也标志着丁玲对爱情问题的思考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陷入了新的困惑。这
种困惑，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创作中。
2. 走出恋爱羁绊投身革命洪流的新女性 1930年，丁玲发表了长篇小说《韦
护》，作品描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之间革命与恋爱的冲突，韦护
为革命决然离恋人而去，丽嘉也开始有所觉悟。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在
创作意识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过去倾心于表现莎菲式的孤独、苦闷、哀
叹、自怜，转变为表现丽嘉所代表的知识女性在新的境遇中的困惑、彷徨、思索
与积极的追寻过程。在《一九三零春上海（之一）》中，女主人公美琳是为了追
随革命者若泉而毅然抛弃了整日伏案写作、不关心革命、了无生气的丈夫子彬，
这比起丽嘉的被动追随，多了几分自觉与主动，表示了作者对以往盘踞胸中的爱
情至上主义更进一步的怀疑乃至放弃。在爱情与革命的对峙中，已明显绮重于革
命一方。到了《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中，玛丽这位不合时宜的爱情至上
主义者遭到更“不客气”的处理，她与虽然爱她但无疑更热忠于政治活动的革命青
年望微的分道扬镳，标志着作者对只要爱情，不关心社会的女性意识的彻底抛弃。
1931年，《田家冲》这篇短篇小说发表，我们发现其中年轻的女主人公三小姐已
纯然是一位成熟而坚定的革命者，而与之具有对等质量的男性形象已被略去，整
个故事已与爱情无关。这就是说爱情也已被省略，革命的内容已成为全部。而已
往于爱情故事中用心设计男性主人公这种习惯做法也已改变，与女性主人公相对
应的男性形象首次缺席，这种变化正暗示着一种新写作意向，即不再沿袭此前的
女性通过男性革命者引领而投身革命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变化了的新的女
性意识中，男性个人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以男性集体为主所担当的整个革命事
业。
30年代，丁玲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的心体会时代女性的
心理。但她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忧郁的女子，而是融入社会，把个人的幸福和民
族的强盛结合到了一起。
3. 对女性解放现状的疑虑与不甘 如果说，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这一段时
期丁玲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到40年代初，丁玲到
达延安一段时间后所创作的作品，则标志着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进入了一个日益
成熟的时期。她以往略带盲目的革命热情降温，社会理性更趋深入，怀疑意识上
升，对妇女解放的现状及未来产生了一定的疑虑，并由此激发出强烈的抗拒心理。
特别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男人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
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
问题。”［3］当时的延安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那些当
初响应号召投身革命的“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们再度回到家庭中做饭带孩子，日
渐变得婆婆妈妈，“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并且被指责为“落伍”，有
的还遭到男人的遗弃。丁玲正是敏锐地看到了在新的体制之下女性一如既往的不
平等，不合理的命运，看到了革命对女性解放所做出的允诺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巨
大落差，于是她又一次表现出了“莎菲式”的叛逆勇气，不再幻想，不再对男性充
满依赖，而将女性自身的自立与自强意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作者毕
生关于妇女问题思考的制高点。
发表于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深入农村生活后创作的一部
反映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较优秀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可以看做是作者正式放弃女
权立场的标志性作品。作为现代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这种放弃也就是带有一点
女性集体“最后一课”的性质。在作品中，尽管还能从黑妮等女性形象身上依稀辨
出丁玲昔日的一点女性意识迹象，但是，从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此时已不
再留恋昨日的一切，那些昔日余影只是写作的某种惯性所致，而绝非自觉所为。
我们更多感觉到的倒是作者竭力向当时主导性意识形态靠拢的努力，为此不惜放
弃自己作为女人的最基本的感觉。
4. 小结丁玲的作品正是通过一系列具有独特精神个性的女性形象的塑造，
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五四”以后的新女性在时代的启发下，自我意识重新觉悟的曲
折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这样关心妇女的命运，这样
强调妇女的自身解放，这样深刻地指出妇女问题的关键；也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
像她那样，为了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为了妇女的彻底解放手那么多的磨难。
参考文献
［1］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第18期，1942
年3月
［2］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7月版，第190页
［3］ 丁玲《“三八”节有感》，见《丁玲文集》第四卷，长沙，湖南人民出
版社，1982，第390页
［4］ 程光玮《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
［5］ 张勇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
［6］ 李有亮《给男人命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