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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我国毒品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第五讲 我国毒品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毒品犯罪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犯罪手段的专业化、现代化、隐蔽化不断加强,武装护毒、高科技制毒、明星涉毒等现象日益严重。毒品犯罪由一国到多国,甚至出现了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毒品犯罪集团。引发毒品犯罪的诸多原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彼此交织、相互作用。深入挖掘毒品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并针对原因探寻遏制毒品犯罪的有效对策,是我们与毒品犯罪作斗争的当务之急。

一、国际环境对毒品犯罪的诱发和推进 毒品犯罪的泛滥成灾,在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灾难的同时,也对各国毒情形势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国际毒潮“福射”蔓延的今天,身处世界两大毒源地包围之中的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毒品犯罪—体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国际毒潮的蔓延 当今世界制毒、贩毒、走私毒品的犯罪活动极为猖獗,吸毒现象风靡全球,吸毒者身心遭到摧残,受害国资金外流,吸食毒品传播艾滋病,由毒品诱发的犯罪更是层出不穷,毒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和一般商品无法相比的高额利润,强烈地吸引着世界上大小毒枭、毒贩、黑社会组织及其他不法之徒制毒贩毒。他们组成一个遍及全球的庞大的毒品加工、走私、贩运产业,疯狂地进行毒品犯罪活动。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每年毒品交易额达8000亿美元以上,毒品蔓延范围已扩展到五大洲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毒品来源、毒品种类、毒品产量、吸毒人数持续增多。1989年12月,美联社通过六大洲120多家新闻机构进行的舆论调查表明“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的暴力”被列为世界十大新闻之一。毒品犯罪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蔓延,对各国国内秩序及国际秩序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已成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毒品问题的渗透、蔓延提供了便利,毒品问题国际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以毒养政、以毒养军、以毒养商、以毒养恐等问题日益突出。”从上世纪60年代起,有“毒王”之称的大毒枭坤沙就控制了“金三角”地区毒品的生产、供应和销售,并且组建了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奉行“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政策。在与缅甸政府进行对抗的同时,坤沙还将毒品作为其要挟国际社会、换取政治资本的筹码,扬言“要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进行无限期的有限的贩毒活动”。与此同时,在制贩毒品的过程中,“一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更加国际化、辛迪加化”。如南美的几大毒品霸主通过控制毒品的种植、加工、转运和销售全过程,从中攫取源源不断的美元,进而操控国家经济,与政府军队对抗,甚至左右该国政府的政策。此外,近年来东突分裂势力以“金三角”为毒源地向周边地区贩毒并参与基地组织有关毒品洗钱的活动日益频繁,这与当地“以毒养军、以毒养恐”的背景是息息相关的。阿富汗地区常年处于分裂、战乱、动荡、军阀割据的局面,各地军阔包括恐怖集团,为了解决军费开支问题,鼓励、纵容烟民种植罂粟,从中收取保护费和管理费,作为其军队开支和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针对毒品犯罪日益严重的状况,国际社会尽管投入了持续的关注和不屑的努力,但是仍未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将长期面临全球毒品犯罪蔓延的影响。 2.我国周边毒源地渗透加剧 一方面,我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为毒品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亚洲两大毒源地“金三角”、“金新月”都将我国置于其毒品生产、加工地区的包围之中,境外贩毒分子正是利用了毗邻我国的优势和我国边境线绵长的特点,通过各种方式将毒品非法贩运我国境内,利用其价格优势造成我国毒品进一步泛滥。泰国禁毒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国际贩毒集团在“金三角”周边国家开辟了全方位的贩毒路线,往南经缅泰边境进入泰国或经缅甸仰光、毛淡棉运至马来西亚,往东南经过老挝转销越南、柬埔寨,往北经中缅、 “中老、中越边境进入中国内地转运港澳等地,往西北流向印度”。“中国通道”已然成为“金三角”贩毒路线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有“亚欧大陆中心地带”之称的新疆与8个中亚、南亚国家接壤,并与“金新月”陆路相通。受到两大毒源地的双重夹击,新疆也已成为中国毒品流入和中转的重要通道,因吸毒、贩毒诱发的各种违法犯罪问题也成逐年上升趋势。中国海关的报告显示, “我国查获的毒品犯罪50%来自‘金三角’地区,45%来自‘金新月’”。此外,我国周边的毒源地还包括东北境外和东南沿海国家,来自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国家的一些K粉、摇头丸,还有南美的可卡因,包括一些新型毒品的制毒技术,都通过东北边境和东南沿海向境内渗透。随着不断出现的毒品集散地和贩毒通道,中国已经成为了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受害国之一。另一方面,周边国家禁毒声势不断壮大,打击力度的加强也导致了贩毒分子积极开辟“中国通道”。长期以来,饱受毒害的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泰国、缅甸等国,在联合国和美国大笔财政资助以及国际社会、本国人民的敦促和呼吁下,纷纷向毒品宣战。联合国禁毒署的一项资料表明:“2005年,缅甸罂粟种植面积为49.2万亩,同比下降26%;鸦片产量为312吨,同比下降16%, 一些毒品加工厂(点)正在越来越多地转向制造冰毒等化学合成毒品。但近几年来,由于泰国政府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扫毒行动,导致缅北冰毒‘南下通道’严重受阻。”这一形势刺激了贩毒分子将目光从受阻的贩毒通道转向了中国,从而使我国面临着毒品犯罪的现实危险,因此地缘因素在客观上导致了我国毒品犯罪的日益猖獗。

二、文化变迁与亚文化传播对毒品犯罪的错误引导 “人是文化的产物,包括犯罪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都是文化的产物。一定的文化模式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一定的犯罪行为模式及其特点……研究犯罪现象,查寻犯罪行为的生成、作用规律,必须探究其深层与背后的文化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优胜劣汰与个人利益相互打磨、拜金主义与权力寻租相互渗透之下,腐朽享乐的文化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一度侵入年轻一代人的思想,从文化心理上导致社会矛盾的突出,进而也引发诸如毒品犯罪等多种不良社会现象频发。

1.异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物质生活的快节奏发展与精神生活的盲目西化导致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偏离正轨,在缺乏人文素养的前提下,对精神生活的刻意追求异化为低俗的感官刺激和消费冲动,引发了毒品的滥用和犯罪。近年来,娱乐圈明星涉毒的问题频频曝光,前有张元、满文军、孙兴、含笑等人吸毒被抓,近有张国立之子张默涉毒被拘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明星圈有别于普通群体,他们有着特殊的生活环境和不同常人的价值观”。一方面,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名和利,滋生了强烈的优越感。但是随着事业的起伏和波动,又造成他们极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没有规律、接触人员品流复杂,个人生存和发展机会偶然性较大,焦虑情绪难以排泄,最终导致一些人把吸毒作为一种解脱方式和交流手段,通过麻醉自己和好友而获得精神享受。例如,孙兴将吸毒的原因归结为婚姻失败而身心疲惫,通过吸毒缓解压力;莫少聪把吸毒理解为 “应酬”,认为主人把毒品作为待客之道,不吸就是不给面子;导演张元、歌手含笑等把“寻找创作灵感”作为吸毒的借口;更有已故歌手陈琳等将吸毒视为强身健体、保持身材的方法。不可否认,明星涉毒是助长制毒和贩毒的催化剂,其对青少年的负面文化影响已成为社会的顽疾,因为效仿明星的日常行为方式是“偶像效应”和“从众心理”在未成年人身上的一种常态反应。明星涉毒种种吸毒理由的背后,无不反映了当前涉毒群体价值观念的异化和意识形态的错位。

2.亚文化带来的观念冲突 亚文化,是相对主体文化的一种对立文化和反文化,亚文化的存在使得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面临着非主导道德规范与社会主导道德规范的矛盾,进而成为各种重大犯罪趋升的不良诱因。“亚文化对犯罪的影响和作用在暴力犯罪、青少年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当中表现的最为有力。“而毒品犯罪经常是这三类犯罪亚文化的物化形态和行为选择。毒品犯罪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法律、道德和世俗伦理上,都没有存在的土壤。改革开放以后,作为欧风细雨的一部分亚文化,也进入了中国大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诸多领域开始流行叛逆、革命和颠覆的文化,把吸毒与狂热、先锋、敏感等时尚概念混淆在一起,使吸毒者获得了文化上的自我认知,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毒品的泛滥。改革幵放以来,该种亚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中国大陆,在 “嗑药、斗殴、滥交、犯罪”等亚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艺术、娱乐、流浪者、青少年、知识分子等特定人群为了标榜新潮和时尚而吸食毒品。因而,犯罪亚文化因素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抵消和对抗法治的作用,进而诱导和引发毒品犯罪的趋升。 3.消极文化的传播 国外学者一般都肯定犯罪与文化的传播之间的密切联系。“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市场的开放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大众传媒工具技术的快速发展,报纸、杂志、图书、电视、电影、广播、唱片、电脑等传播媒介向社会大量散播知识和信息,其中也充斥着色情、暴力、毒品、凶杀等不良文化,成为引发犯罪的致罪因素。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加快了文化信息的传播,也给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传播犯罪信息的机会,网上违法犯罪行为与日俱增,网上诈骗、网上侵财、网络贩毒、恶意攻击网站等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由于网络的时空跨度超过了传统的限制而且操作方便、快捷、隐蔽,在一定程度上给包括毒品犯罪在内的各类犯罪活动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犯罪路径。在现代网络技术的影响下,贩毒分子选择利用多种形式的通信传输工具来传播毒品信息,包括:利用聊天工具贩毒、利用网站贩毒、利用电子邮件贩毒、利用手机联络贩毒等等。 “从最近破获的大学生夫妻网上贩毒、广西毒贩网上销售贴上‘迷情香水’标签的毒品案件中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贩毒分子已经放弃原有的线下交易模式,通过开网店进行网络销售。”网络贩毒的盛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互联网文化平台监管的缺位。只有“把握网络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时代的眼光、创新的思维和改革的精神看待网络文化建设,不断提高运用和驾驳网络的能力”,积极倡导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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