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审美心态的差异
不同于屠格涅夫、契诃夫作品中的和谐、诗 意和宁静，也不同于托尔斯泰“文以载道”的创 作态度，陀氏用笔构建出了一个“疯狂的、残酷 的、没有怜悯的、丑恶的世界”。其作品给人一 种混乱、骚动、痉挛和痛苦的印象，用配勒卫哲 夫的话来说，就是“以力学性的、紧张的文体， 以及一切冲突的突发事件来使人目眩的那种纠纷 错杂的混沌的文体的旋风——这就是陀氏小说的 特质。”
附录（一）
马仲殊（1900-1958） ：灌云县伊山镇人。著有短篇小说《三太爷》、 《李星》、《屈服》、《京沪线上》、《邂逅》等；长篇小说有《两 难》、《一个中学生的日记》、《桃色的云》；译著有《大地》、 《儿子们》（美作家赛珍珠所作）；文学理论有《文学概论》、《中 国现代文学思潮》、《小说作法大纲》、《中学生文学》、《中学生 小说作法》等。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前线报》笔政，以“老秀”笔 名创作了诗歌、剧本。建国后，马仲殊担任上海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 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曾计划写作《鲁迅传》未成。1958年1月26日， 马仲殊病逝于上海，年58岁。其生平被《中国文学家辞典》收录。
宗教意识的差异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相当薄弱，其精神世界中 很少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性与神圣感。也就不 大能理解基督教文化对于人的原罪的恐惧以及对 于人自身赎罪和忏悔的需求，也就有意无意地拒 绝苦难的拯救与超越。因此，对于陀氏作品中那 种沉重的负罪感和忏悔情结，中国读者不熟悉、 不习惯，也难以产生共鸣，甚至心生反感。因此， 很多现代学者都无法对陀氏的这种渴求永恒的精 神维度有置喙的功力或耐心，这无疑是二者之间 一堵厚重的、难以跨越的墙。
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
在陀氏的小说中，一些与中国文化审美品味 不同炉的艺术表现手法也令中国读者感到不快。 比如他所塑造的一类人格分裂的艺术形象，这在 中国传统的文学中是找不到的。中国传统文学往 往关注于人的外部行为，很少把分析的触角深入 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尽管中国现代文学也尝试着 借鉴西方文学的方法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但对 于像陀氏作品中的那种复杂、病态的心理描写还 是无法适应，因此便常常将其认定为艺术上的瑕 疵。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 国
汉语言文学81 08114012 熊倩
被冷落的陀氏 文化审美心态的差异 宗教意识的差异 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
陀氏在中国的被研究 陀氏在中国的被研究之三十年代 陀氏在中国的被研究之四十年代
被冷落的陀氏
相比俄国其他文学大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译成 中文的时间最晚，他在1919 年以前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 的状态，后借五四之后对俄国文学大规模引进的“东风”， 才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为时人所认识。他的 第一篇译文是在1920年发表(乔辛煐译《贼》，即今《诚实 的贼》)，第一个译本直到1926年6月才得以出版。其中存 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中国读者对陀氏的兴趣远不 如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同时代的作家那么浓 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阅读陀氏的作品时存 在审美心理距离。其原因包括文化审美心态的迥异、国人 宗教意识的薄弱以及作家艺术表现手法的陌生化效应。
即使是最能承受灵魂之痛苦和阴深的鲁迅和 对基督教的博爱思想颇为欣赏的周作人也流露过 心中的不快。前者说：“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 却还是不能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对 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后者表示：“陀思 妥耶夫斯基，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 承认这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所以 不愿提倡”。甚至有些作家给了他毫不留情的否 定和批判。如周立波认为陀氏宣扬的是一种“奴 隶的道德”，是“夸张着他们的一切奴性的优美； 那低徊于奴役的锁链和苦难的泥沼的他们的纤弱 的心情”；田汉指责陀氏“把忍从的奴隶神格化， 祝福自己身上的链条”。
在对陀氏表示“无法接受”的年代，人们对
陀氏及其作品的态度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承认 其理性上的合理性却无法从感性上接受，一种是 从理性到感性上的彻底否定。前者在对他表现出 理性肯定的同时，又伴随着感情鉴赏的疏远。现 代学人周作人、蒋光慈、徐志摩等，在面对陀氏 的时候，无不如此。 甚至就连鲁迅这样一位在黑
陀氏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一书中借人物之
口这样说：美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可怕的是美不 只是可怕的东西，而且是神秘的东西。美是在所 多玛城里吗？请你相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正 是在所多玛城里。这里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 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的心”。陀氏的小说，正是 以其对“可怕的”、“神秘的”美的揭示，超越 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笔触直指人内心深处黑暗的 深渊，直面残酷的真实，他的作品也因此变得毫 无诗意，令人难以卒读，无法忍受。
暗与虚无中寻求光明与实有的反抗绝望的英雄， 也讲对陀氏“总不能爱”，读其作品，虽叹其伟周钢鸣等，则公开
表示其对陀氏作品的不满。周立波称其作品“给 人以精神惨跌的难堪”，指出“能通舟楫的大河 流(托尔斯泰)，在日常生活的挣扎上，比起大瀑布 来(陀氏)，是显得更为重要的”；周钢鸣非常坚定 地下了结论：“爱人类，表现人类爱，应当仔细 地谛听人类内在的呼声，但我们不能作拷问‘罪 犯’的法官，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这样的 方法，会损害我们感情的健康，也会使读者难以 忍受的”。
对于中庸的中国人来说，中庸是千百年来儒
家文化处世哲学的经典之道，即在待人接物方面 既不过分，也无不及。其中也包括如此对待自身 的精神世界。它帮助中国人安然度过漫长的岁月 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泰然，久而久之，也积淀 为民族文化的心理特征之一，左右着人们以此对 待自己，对待一切人与事，在文化艺术上则形成 一种对审美境界的追求。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 结构中，中国读者很难形成陀氏那种正视生命的 惨苦与绝望的世界观。因此，陀氏的作品必然地 不能被国人舒畅地接受。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名周奉悟。湖南省 益阳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编译家。代表作 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
周钢鸣（1909-1981）：笔名康敏、周达。广西罗城人。1935年开始发 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浮沉》，论文集 《怎样写报告文学》、《论文艺改造》，歌词《救亡进行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