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公共性问题，是我们教育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越来越强调公共性的社会变革中。

教育作为公共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性是阙如的。

这一方面表现为，教育的公共责任意识薄弱；另一方面表现为，我们的教育可能造就出的是没有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社会成员，可能无法培养出具有公共德性、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公民。

如果我们无意或无能改变这种状况的话，我们的教育可能无法真诚地减少教育和社会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可能难以真正地丰富公共利益和公共善，无法为自由而繁荣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的社会可能遭遇阶层分裂、正义削弱、社会冲突等严重的麻烦。

如果是这样，促发和保卫我们教育的公共性，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就成为我们教育变革的生命线。

一虽然中国教育的国家色彩非常强烈，但是与之伴随的是，教育的国家意识和公共意识薄弱。

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学校，教育作为公共事务的国家意识是什么，可能并没有真正在我们的课程和教育实践中认真思考和实践过，或者说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在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的立场上，思考选择、安排和指导我们的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方式。

我们的教育可能没有审慎地考虑教育如何促进社会的公共善，如何促进社会正义价值的实现，没有考虑过学校和教育的公共责任是什么，没有考虑过教育如何促进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发展，没有考虑过教育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承担的义务是什么，没有考虑过作为公益的教育公共性如何实现。

我们已经颇为熟悉的“教育的产业化”或“市场化”，就反映了一种非常明显的教育非公共化的倾向。

大中小学都把获取经济利益、占有市场份额，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那些市场化或者产业化的学校，都是长期享受国家的公共资源特殊照顾的重点学校。

我们那些最为著名的学校，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通过资本运作，扩大了所谓的办学规模，而把公共资源转化为群体利益或者个人利益。

他们通过名额限制，招收高价择校生，国家的公共教育资源，变成了获取非公共利益的手段。

获取最大利润或利益，成为办学或教育的目的。

由于不是从公共教育的立场出发办教育，国家的公共教育系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使那些公立的重点学校，成为在市场中竞相获得利润的“私化”学校。

学校之间，在“尖子”生源和利润上相互竞争。

这导致相关的教育重大决策和办学方向不是面向公共领域，而是转向狭隘的小集团领域和私人领域，这已经为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带来巨大的不良影响。

在一个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中，教育看起来会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但事实上，教育更加青睐那些能够为学校获得声誉或经济效益的人。

教育机构和学校，因此把学生作为获利的工具，分等级、分身份地对待。

这事实上潜在地消解了公民身份平等，存在身份歧视，挤压了那些最为无助的人们获得平等对待的公共空间，把他们排斥在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平等享有权之外。

我们教育的这种“私化”，放弃了教育的公共性，学校和教育的公共意识和公益意识日渐薄弱，使得教育和学校失去了公共价值的规范。

教育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实践，是我们重要的社会事务之一。

但是我们对教育作为公共事务的认识不足，我们要么把教育完全看作是隶属于狭隘政治的斗争工具，要么看作是市场化的“公共产品”，或者看作是受教育者个人实现某种成功的手段。

这无疑把教育的公共性消解了，把教育机构和教育事业都狭隘地限制在非公共领域里。

这种非公共化，是当代中国教育的一种病症。

在这种病症之下，教育没有公共性可言，也没有公正性可言。

虽然我们的教育并未完全市场化，但我们的教育表现出市场商品的特征(一个特征是教育的产业化。

为了扩大教育市场的占有率，不少教育优质资源民营化或私有化。

另外的特征是，学校教育成为一种消费。

具有消费能力的家庭，才能购买优质的学校教育。

如义务教育阶段的高额费用的择校)。

这样，学校成为一种获得利润的机构。

为了获得利润，我们的学校，特别是那些由于特殊的历史而占有国家特殊资源而成为名校的学校，相互竞争。

这样的竞争，导致了学生之间的剧烈的竞争。

这使得教育的等级化越来越严重。

考试、购买教育等，表面上看来公正；但事实上，不仅使得那些最为弱势的人群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斗争的空间缩小，同时也使得公共性的问题没有人关注，致使教育的公正性和社会正义严重缺乏。

这样，教育既失去了为公共利益贡献自己力量的公共性，又失去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这就是教育正义没有体现反而缺乏的原因。

二我们的教育结构和制度的设计，本质上鼓励的是占有式的个人主义；我们选择的是，以占有式的个人成功为基础的教育竞争结构。

教育所要培养的，是成功的“占有者”；鼓励的，是通过竞争获胜的那些佼佼者，给他们充分占有权力、资源和利益的优势条件，从而获得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成为社会精英集团中的一分子。

我们把这种占有式的精英，看作是社会的“脊梁”，看作是能够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人才，而把那些无力占有的个体排挤在竞争的圈子之外。

这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实质上已经成为控制我们教育的看不见的手。

[1]我们的学校、家长、教育工作者、社会等，更多的是把教育看作是受教育者个人奋斗的场所，看作是每个人成功地获得社会地位、占有社会身份的手段和方式。

虽然教育具有扩大个人福祉的价值，但教育不是仅仅帮助个人获取利益的工具。

我们的教育事务，仅仅是以个体的占有功能来衡量受过教育的人。

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就把私人与公共的界限模糊了，把应该成为受过教育的公民私人化了，变成了私人个体。

这种私人个体，是公共生活和民主最大的威胁。

占有式的个体追求自己的私利，他们专注于个人的利益，他们的理性仅仅限于如何把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一定意义上说，占有式的个体是缺乏公共精神的个体，是对公共利益的冷淡的个人。

对于什么是公民，什么是良好的社会、正义的社会，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他们完全是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来理解的。

他们无法从公共的立场，以公共精神来看待这一切。

这种占有式的个体恰恰是我们教育所造就的。

我们的教育，潜在地把未来社会看作是一个“丛林社会”；所理解的人际关系，是每个人为了争夺个人利益而彼此冲突。

所谓的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就是起始机会的平等；教育过程，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就是把有利条件分配给优胜者的过程。

只有成为胜利者，才能避免被淘汰。

因此，每个人都把他人看作是自己竞争的对手，或者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和手段。

每个人都偏爱如何使他得到最大的利益份额，没有人考虑他人的善或与他人所共同拥有的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

在这样的教育结构中，每个人认同的是，占有支配地位的唯一目标——社会身份的“象征物”。

教育欣赏的是，那些获得象征物的学生，而不惜牺牲多数学生的教育权利或利益，使得这些学生爬上更高的地位，成为“学校”地位的象征物。

因此，这样的教育必然歧视那些在竞争中落后的学生，必然贬低社会中的普通民众。

我们的教育是势利的教育，迎合、喜欢和支持的，是那些获得高分数的学生阶层。

在配置教育资源、教育机会、教育条件、教育关心方面，我们不顾基本权利的相互性和平等性，给了这些学生更多的社会性的或经济的优势资源，使他们享受不公之利。

教育所培养的利己主义的成功者，是一个局限于自己利益的人。

他的最终目标，只和自己相联系；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他的收益、他的快乐、他的社会声望等等，决定他不可能出于公正而作公正的事情，不会因为享有了社会的不公之利而感谢社会和他人。

他们把获得的一切，都认为是他们个人的成就；他们忽略了他们所享用的公共善和他人的善，他们只是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作为获得自己私利的手段；他们为自己而骄傲，他们努力标榜自己的成功，标榜自己的优秀，觉得“天下舍我其谁也”。

那些在教育中失败的学生，精神和生活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状态中，他们遭受显在和潜在的歧视和排斥，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存在着一种无力感和无助感。

结果是，每个人只有躲在自己的私人化的领地中，无视公共生活的败坏，表现出对公共生活的恶化状态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接受”，表现出事不关己的“冷漠”，对社会的共同生活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从而使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面临着危机。

教育的个人主义放弃了公共参与共同善的理想，而仅仅支持一个私人活动领域的世界。

公民的公民美德，也不在教育的目光之中。

个体化的教育生产是个双重的过程：一方面个体作为单个的私人化的存在主体被凸显，个人彻底地失去了内在的社会共在的情感和价值的关联。

个人虽然被设定是自由的，但是却发现，自己处在孤立无援的私人化境遇中。

另一方面，个体化的现实，产生社会交往关系的薄弱。

个体的公共性的瓦解以及公共生活的衰落，使得社会缺乏一种对共同文化的精神追求，也造成公共生活缺乏理性和理想的支撑。

因此，社会缺乏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价值的承负呈现出无标准的多样化，德性的追求成为私人行为。

自我主义的个体，沉湎于欲望之中，也对其他个体的欲望“宽宥”和放纵，没有什么不容许的，评判道德行为的公共性的正义基础和共享价值被消解了，个体人不再受到公共生活价值的权衡了。

[2]P210个体化的人失去对公共生活的志趣和理想后，社会的公共秩序面临着瓦解的威胁。

个人专注于如何选择自己的快乐，生活本身失去了目的的指向性和道德的价值性，失去了展示自我的公共品质的公共领域，个人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也就无从培养。

三我们倾向于把教育看作是出售给家庭或个人的产品，或者是由受教育者消费的产品。

教育的私有化，意味着教育的过程就是通过竞争性的付出而占有潜在的社会资本的过程，是根据分数(学业成绩)获得社会资本储备的过程。

在我国，市场化其实导致的是，以家长的价值取向决定学校教育。

教育的决定权和发展导向权，完全交给了家长。

这是教育私化的另外一种表现。

目前，教育以消费者和商品的关系来表明教育与受教育者的关系。

这种关系，虽然加强了教育适应学生的倾向，但却把教育的全部看作是适应学生欲望的消费商品。

教育消费化倾向，明显地放弃了教育的公共性质。

教育和学校本身变成一个消费市场，知识和教育被商品化，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也被商品化。

学校为了生产着将要被社会单位、就业市场消费的特殊的教育商品，尽量把教育活动转换成适应消费者的消费品。

学校教育以各种方式适应消费社会的需要，也适应个人对未来消费生活的期望。

[3]一方面，学校教育的消费化，使得学校专注于面向家庭或个人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需求，使得学校单维度地理解教育的使命，而忽视了教育的公共使命；另一方面，学校从消费化过程中力图获得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尽量在商品化中从消费者身上获得最大的利润，表现出学校在获取自己利益方面的贪婪。

学校教育的消费化，把学校的利益、家庭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同质化。

学校提高自己的声誉，要靠学生的各种考试成绩。

而学校的声誉，又与经济利益相关。

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在学校中的地位或特权相结合，与家长的期望相结合，学校的经济利益、声誉与学生的需要、家长的需要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