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

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红再税，未见输之均也。

”①由于某些地区均输官对人民采取“留难”和“奸卖”的行为，致使“农民重苦，女工再税”，均输法不仅失去它原来的作用，反而变为一种苛政了。

平准法亦为桑弘羊所创，始于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史记·平准书》说：“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

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

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

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关于平准法的内容，桑弘羊也作过如次的说明：“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

贱即买,贵则卖。

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名曰‘平准’”。

②平准法主要的作用在于排斥富商大贾，平抑物价，保持物价平衡。

平准与均输的区别有三点：第一，平准多半起着掌握时间的作用，所谓“贱即买，贵则卖”。

而均输则具有调剂各个地区物价的作用。

第二，平准集中于京师，均输则分设于诸郡国。

第三，平准的职责是“都受天下委输”，“尽笼天下之货物”，均输则是以各地货物“相灌输”，“相给运”，故前者较为固定，而后者则富于流动性。

惟两者最终目的则相同，都是为了“抑天下之物”而“平其所在时价”，使“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桑弘羊总结均输与平准之利说：“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

”③又说：“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

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

”④总之，均输、平准法的实行，一方面可使人民不受商贾中间剥削，减轻运输之劳；另一方面可使政府直接控制交通运输和市场上的物价，使物价稳定，并可增加国库收入。

但是平准法到后来也让富商大贾钻了空子。

《盐铁会议上》文学说：“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

万物并收,则物腾跃。

腾跃则商贾①《盐铁论·本义》。

②《盐铁论·本议》。

③《盐铁论·本议》。

牟利自市，牟利自市，则吏容奸。

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①这就是说，商人和官吏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囤积居奇，买贱卖贵。

平准法，名义上是排斥富商大贾，平抑物价，实际上反而为他们制造发财的机会。

我想文学的言论还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

（三）统一铸币。

西汉的钱币最初由政府统一铸造，到文帝时，采取放任政策，令民得自由铸钱，从此以后，人民“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②。

虽然当时有“敢杂以铅钱为它巧者其罪黥”的命令，但是并没有能够禁止，而“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③。

但是刑法所及，只限于细民，至于贵族官僚却逍遥法外，“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

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故吴、邓钱布天下”④。

上述情况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币制的不统一，劣币的出现，势必引起通货膨胀，造成市场混乱。

第二，有些人“杂以铅钱为它巧者”，官吏到处搜捕，牵连者众，使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铸币权掌握在贵族豪强手里，他们可以依仗经济实力和中央对抗。

总之，不管怎样，对于政府都是不利的。

文帝时，贾谊就曾经建议收回铸币权，大概文帝怕因此惹出事非，没有付诸实行。

到武帝时，钱币的紊乱影响到政府的收入，武帝曾经对币制制作了数次的改变⑤，并颁布了“盗铸金钱，罪皆死”的严厉禁令。

据《史记·平准书》说：当时“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

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

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

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

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

这种情况实由于铸币权分散于郡国，而未为中央统一所造成的。

虽然政府执行了极其残酷的屠杀和监禁政策，但是不能加以根本禁止。

而“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反而获得发财的良机。

到了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武帝毅然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下令“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

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⑥。

所谓三官钱，就是五铢钱，因统于上林三官（钟官、技巧、辨铜），故曰三官钱。

币制改变，以前所有各种钱币，如半两钱、莢钱、四铢钱、三铢钱、赤仄钱以及银币、皮币等，一律废止，民间私铸钱者逐渐减少，币制遂归统一。

自此以后，直至平帝时，全国通行的货币都是五铢钱。

桑弘羊对统一币制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曾有过以下的评价：“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

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

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①《盐铁论·本议》。

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食货志》。

④《汉书·食货志》。

⑤按：汉初流行的钱币大约有三种，即秦之半两钱，刘邦的莢钱（即五分钱）与文帝之四铢钱，另铸三铢钱。

五年，又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元狩四年，又令销半两钱，改铸三铢钱，并新制皮币与银币两种。

次年更铸五铢钱。

元鼎二年，又铸官赤仄钱。

至元鼎五年始确定五铢钱为通行的货币，其余各种钱币则一律废止。

《史记·平准书》。

禁。

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①所谓“统一则民不二，币由上则下不疑”，在当时情况下，实行此种由上而下的统一的货币政策，不仅解决了政府财政上的困难，同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币制屡次改变，管理铸造的官吏就因袭前缘，营私舞弊，愚惑农民，再加上奸商居间操纵，其结果如《盐铁会议上》文学所说：“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

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 不知奸真。

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

”②这种情况，大概有一部分是符合事实的。

（四）屯田屯垦。

屯田屯垦在西汉武帝时代也是一件大事。

当时不仅内地很多荒田得到垦殖，而且陕甘一带地区也被开辟出来，这对于西汉农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西北的开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③。

这一政策的执行者就是桑弘羊。

我们看他在盐铁会议上的发言就可以知道：“诸侯以国为家，其忧在内。

天子以八极为境，其虑在外。

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

是以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苑囿。

太仆、水衡、少府、大农岁课诸入，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而犹未足。

今欲罢之，绝其源，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

”④我们举一例子来看，如元鼎年间，在上郡、朔方、西河及河西一带设置田官，发六十万人进行大规模地屯田，就是在桑弘羊的主持下进行的。

当时“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⑤。

后来有很多人反对屯田，甚至以此作为攻击桑弘羊的借口。

然而他对于这件大事却抱着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

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

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

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①《盐铁论·错币》。

②《盐铁论·错币》。

③参见本书《西汉的西北屯垦》一文。

④《盐铁论·园池》。

《史记·平准书》。

未睹其计之所过也。

”①他的理由是：第一，隔断羌、胡，使匈奴不能联合羌人进攻汉朝；第二，汉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第三，保证西北边郡的农业生产。

因此，当时开辟河西等地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军事上的作用。

我们知道，汉朝北方的边患主要的是匈奴侵扰，要防止匈奴入侵，必须首先打通西域，以断其右臂。

因此，当时对西域的经营便成为汉朝对付匈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

桑弘羊早就看清楚这一点，所以到了公元前89年（征和元年），进一步提出了屯田轮台的计划：“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

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

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可乏。

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

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

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

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

”②按轮台处于塔里木盆地之中心，是汉朝到西方去的使节和商队往来必经之地。

轮台以东，焉耆、危须、尉犁一带，正是匈奴僮仆都尉经常驻扎的地区。

当时桑弘羊建议屯田于此，无论就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来说，都是经营西域的良策，可惜因当时形势不利，没有被武帝所采纳。

后来一直至宣帝时，都护郑吉卒收其功，于是“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由此可以看出，桑弘羊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超人的见解。

四余论关于桑弘羊的生平事迹，从他的政治思想到他所进行的各种经济措施，我们已经在前面做了一番必要的叙述和分析。

现在或者有人要问，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究竟给予怎样的评价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就不是用我们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地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当时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

因为一定的历史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如果把这种历史的局限性置之不顾或估计得不够，都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③。

因此，我们评论桑弘羊就应该从他①《盐铁论·西域》。

②《汉书·西域传》。

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我们知道，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向上发展的时期，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中央集权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第二，汉朝的领域空前的扩大。

而在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汉朝领域扩大的过程中，又暴露出汉朝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即是前面所述的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汉族与匈奴族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桑弘羊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良措施。

对外他支持汉武帝所进行的连年战争，特别在联络西域、打击匈奴一点上，无论在政治或经济方面他都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

由于对匈奴反击的胜利，不仅解除了匈奴对汉族人民的威胁，而且把西域各族人民从匈奴奴隶主的残酷压榨下解放出来，从而开辟了中西交通，加强了汉族与西域各族间物资文化的交流。

很显然，这是符合当时汉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而且在客观上也是符合其他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和要求的。

对内他实行法治，剥夺了贵族豪强和工商业者的一部分利益，将财政权收归中央，增加了国家收入，减轻了人民负担，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

虽然他在主观上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然而在客观上对人民也有些好处，对于社会生产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