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政治语篇翻译中的批评性话语摘要:政治就是语言,同时,语言也是政治。
鉴于政治语篇翻译的特殊性,本文主要探讨政治语篇翻译中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批评性话语分析对政治语篇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通过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同一政治语篇的源语和目的语版本进行分类、转换、情态、及物性等词汇语法系统的对比分析,表明译者对语言形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翻译语篇所传达给读者的意识形态意义。
关键词: 批评性话语政治话语翻译意识形态系统功能语言学正如经济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迅猛发展,翻译研究也随着语言学理论自身不断发展而不断拓宽研究领域。
批评语言学的发展壮大是话语分析方法的多样化的结实基础,并为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从而极大促进了理论翻译研究的发展和壮大。
本文重点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探讨政治语篇在翻译中的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政治语篇翻译与批评性话语分析Fairclough(1995:21-22)认为:通过有效的语言使用,可以表达自身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以及信念。
但在不同情况下,其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特征。
系统功能语言学侧重语言多功能性,充分展现语言的概念、人际以及语篇功能。
功能语法为从宏观上考察语篇结构以及语篇与语境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具体的方法。
因此,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和方法来源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辛斌, 2005:55-57)。
英语语篇的分类、及物、情态以及转换系,具有突出的可分析意识形态意义(Fairclough,1992:25-26)。
在政治话语的翻译语篇对比研究中,这些基于英语形式的基础系统是否通用?系统在形式和功能上的差异与意识形态的体现有什么关系?目的语译本能否实现源语语篇功能?本文将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同一政治语篇的源语和目的语版本进行对比分析,以达到探讨的目的。
二、政治语篇翻译的对比分析:以《中国的发展道路》为例鉴于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以此为例,并有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对比研究汉、英版本的异同以及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
本文选用的两个文本都是官方的正式文件。
原文作者和英文译者均代表中国政府,意识形态上应该是一致的。
但两种不同的语言如何反映相同的意识形态呢?我们以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为分析框架,主要从分类、转换、情态、及物性这四个方面对中英文两个语篇进行批评性对比分析,以探求语言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
1、分类系统鉴于中英文版本的读者对象不同,用词方面必然体现一定的意识形态差异,难以“完全对等”。
在中文版本中常用“我们”来表示中国,而在英文版本中使用的是第三人称的“China”。
此处理方式既生动、丰富了文字,又体现出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远近。
又如,“保证人民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力”此话中的“人民”一词被翻译成“the public”而不是“the people”,而“the public”译成中文时往往是“公众”一词而不是“人民”。
这两个词体现不同的政治色彩、社会的政治制度,此选词策略考虑了读者的政治倾向。
语言的“概念功能”反映主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事物和发生的事件,“人际功能”则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黄国文,2004,(5):15-19)。
在分类原则上,语言的两种功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以达到对同一事物用不同表达方式描述、对不同受众使用不同措辞的目的。
2、转换系统转换既是语篇中的句法转换,又指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
“名物化”指用名词性成分替代动词结构或句子,将过程和活动转化为状态和物体,将具体事物变为抽象事物。
名词表明事物的永久性特征,因此,使用不同的名词描述相同的事物或事件,既表明作者对事物或经验的不同看法,又体现不同意识形态特征。
以四个完整句子充当的小标题为例:“一、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二、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致力于国内发展:三、中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四、中国坚持改革开放。
”而相应的英文翻译却变成了四个名词短语:“I China’s adherence to a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II China’s adherence to the central task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ull commitment to domestic development;ⅢChina’s adherence to a new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IV China’s adherence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此翻译方式造成了级阶的下移(rank-shift downgrading) (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646),使句子变成了词组。
名物化删除了情态成分、模糊了时间概念、掩饰了过程的参加者及因果关系,从而创造出一种非人格化的效果、削弱了语篇的动作感(辛斌, 2005: 80)。
因此,中文完整句子和动词词组被翻译成名词词组或动名词词组,原文的气势有一定程度的削弱。
英文译本中只描述了一种状态,并未充分体现出中国在走和平发展道路过程中一如既往的实践和坚定不移的决心。
采用此翻译策略译是基于读者的差异考虑。
3、情态系统情态系统具有表达人际关系功能,表明讲话人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和对未来行为作出的承诺或要担当的义务,反映讲话人的态度及其与听话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从而体现讲话人的意识形态意义。
我们主要从英汉语篇的时态对比来探讨情态意义的翻译。
相比于英语时态是通过动词本身的词形变化来实现,汉语则通过词汇手段。
翻译时,必须基于对原文语义的准确理解,以恰当的方式来表达目的语。
如“中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节的内容,中文版本多用一般现在时和一般将来时,以表达时态概念,这不但解释了中国的一贯做法,而且表明了将来工作重点及改革的决心;译成的英文也基本与原文时态一致。
比如,“农村发展滞后和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难点”(The lagging-behi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re the sticking point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汉语比较侧重意合,缺乏小句之间的语法。
情态特征体现了极其重要的人际意义。
鉴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读者有不同的接受和解读偏好。
因此,在表达翻译情态意义时,应基于不同情态取向所产生的不同读者反应的基础。
4、及物系统把经验世界分成易操作的一组过程,并表明各种过程的参加者和情景成分,是及物性的作用。
通过及物性系统,人类的经验可以分成六种不同的过程:物质、心理、关系、行为、言语以及存在过程(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胡壮麟等,2005)。
不但同一事件可能体为不同的语言过程,而且同一语言过程也能反映不同的现实经验。
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及其对事件的理解和看法决定其对一个事件的描述采用何种过程。
比如:“中国主张开放的地区合作, 所有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符合世贸组织规定,不会歧视第三方,也不会构成新的贸易壁垒。
”(China advocates ope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all her bilateral free trade arrangements are WTO-compatible,non-discriminatory against the third party and constitute no new barriers to trade. )原文中第三小句的动词“歧视”为心理过程(表示感觉、反应和认知等),而译文中的系表结构“are non-discriminatory against是一个关系过程(反映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过程)。
原文中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变为对客观性状的描述,尤其是情态成分“不会”也未在译文中体现出来,语气上有所削弱。
但是,表示瞬时性动作的动词变为表示永久性性状的形容词,在语义上似乎有所增强。
基于选择及物性不同的过程,原文和译文对不同读者传达了各自意识形态的意义。
原文突出与读者的情感共鸣,而译文则注重了客观性,甚至略显超然。
此外,原文中提到的“中国惨遭东西方列强的屠戮和极其野蛮的经济掠夺”,其用词激烈、语气强硬,符合中国读者的感受。
“惨遭屠戮和掠夺”是一个被动语态的物质过程(表示做某件事情的过程),中国人民被动遭受损害的情况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并明确指出了动作的实施者和责任者“东西方列强”。
而英文版中,其变成了一个关系过程:“China was subject to the butchering of the then strong powers in the West and East and their extremely barbarian economic depredation”。
形容词词组“be subject to something”是经历不愉快的事情或受到其影响的意思,相比于“惨遭”,其语义太弱。
此译法可能是考虑到英文读者的接受能力而在措辞上所作的调整。
三、结语相对于文学翻译,政治语篇的翻译有更严格的语言形式要求,其灵活性较低,但并非绝对的“形式对等”。
简单的语码转换、单纯的语言通顺、语义准确远不能满足政治语篇翻译的要求。
既要充分理解源语和目的语在语言系统上的差异,又要考虑语篇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
一方面,译者必须准确地领会原文作者的真正意图,以贴切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和思想;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原文和译文的读者在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及接受能力的不同,并据此调整翻译策略。
过于拘泥于形式对等的直译当然是不足取的;但如果仅仅是为了顾及两种语言的差异或为了避免重复、使语言表达富于变化,而不断更换主语、改变词类、转换时态、语态和句型也是不明智的,这不仅会造成译文与原文在语义上的偏差,而且还会扭曲原文作者要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
对翻译语篇质量的评估必须考虑读者因素以及目的语文化因素。
(杨晓荣, 2004,(6): 51-58)原文作者的意识形态意义能否被接受,取决于读者的文化背景、所处社会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否用一种目的语读者可接受的方式有效地实现原文作者意识形态意义的传达,关系到翻译质量的高低。
批评性话语分析对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1]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2]Fairclough,N.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5.[3]Halliday, M.A.K. & Matthiessen, C.M.I.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3rd ed. London: Arnold, 2004.[4]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5]黄国文.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J].中国翻译, 2004,(5)[6]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7]杨晓荣.翻译标准制约因素分析[J].外国语, 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