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翻译政治演说和访谈中的应用摘要：自古以来，语言一直被当权者用作一种精巧的装置来传达思想并控制听者的头脑。

正如冯·戴伊克所言“语言最能使意识形态得以传播，因此，通过检验语言来检验意识形态结构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当下的调查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尤其注重费尔克拉夫（1989）所提出的话语分析框架，同时也运用韩礼德提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概念，试图从大体上阐明在翻译中存在的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揭露潜在的意识形态假设，但无论在源语文本还是在译语文本中这些假设都是不可见的。

以此弄清楚译者有否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寓于译文当中。

本文的语料包括美国总统布什于2005年至2008年间对伊朗核计划作出的演讲。

数据包含政治性访谈形式的英文原文和8种波斯语译文的目标语文本。

所获结果证实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来分析原语和目标语可以提醒译者注意原文和译文的体裁规约，社会和情景语境，以及在文本语言学层面概括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形成。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翻译研究，权力关系，意识形态1. 介绍在翻译领域，体裁和文本类型的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的惯例和方法，以区别于其他文本类型。

因此，单纯依靠词汇和结构的选择并不能决定翻译实践中的因素。

为能将原文中说话者的意图高效低传达到目标文本当中，不同的文本类型需要用不同的翻译技巧和策略。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本与其产生的社会情况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所有文本都是根据某些概念、信仰和群体、社区或者民族的意识形态而写就的。

这个问题使得翻译难上加难，因为所选单词和单词的排列及其表现出的结构并非随意选择的，且根据文本所写，其中会有主导思想。

不同体裁和政治文本的翻译会显得更加具有挑战性。

首先，它们看起来像是其它文本类型，但是其中的想法却隐藏在词汇选择后边。

这些文本的结构和信息既复杂又微妙。

通过语言（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意识形态、态度和感觉就能被传达出来；通过分析演说稿，我们就能探明说话者对一个事件或者现象的思想和情绪。

当我们发现政治家并非总能阐释清楚自己思想和意图的时候，调查政治家的评论和注释就变得尤为必要了。

如冯·戴伊克所倡导，文本（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就是信息的一小部分，且“顶峰”的一小部分才是词汇和句子真正表达的内容。

因此，他这样总结到：分析隐含信息非常有助于研究潜在的思想。

在翻译中，总会忽视文本背后隐藏的思想。

而批评性话语分析作为一个崭新的语言学派，正好可以针对这一问题，并且尽力揭示这些问题，以及展示非专业人士的标准的确定的特征。

由于在结构和意义两方面，话语具有其复杂性，因此，对文本的理解不仅仅来自于对词汇、语法特征或者衔接手段的分析。

为了完全理解文本，作者和读者的世界观就被带入了文本当中，无论是情景因素还是文本之间的因素都应被考虑在内。

批评性话语分析提供了这个机会来把社会视角和批判性思维应用到调查中。

因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目标就是发现并阐明话语中的隐藏部分。

在政治话语当中，词汇就是为传递权力或者思想而服务，从一个团体或民族传递到另一个团体或民族。

全球化要求政治文献翻译成多国语言。

在政治文献翻译中，译者的任务不仅是翻译原文的语言特征，还需要明白潜在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它们贯穿于整个政治文本，起支撑作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试图增加、删减或者阐明文本，以使目标语文本读者能够理解。

虽然翻译在政治领域中通常是不可见的，但翻译确实是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assnett&schaffner, 2010:22).翻译实际上是话语发展的一部分，在各种话语之间起桥梁作用。

正是翻译才使得信息得以跨出国界，得到共享。

这种情况频繁发生一国对别国的声明做出的反应其实就是对翻译中提供的信息作出的反应。

(schaffner, 2004:118).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出现不仅影响了应用语言学的分支，也影响了翻译研究，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方法。

批评性话语分析从社会实践出发，辩证地看待语言。

交际行为受社会实践影响，也用来保持或改变社会实践。

在某些情况下，演说者想要隐藏一个事实；在另一些情况下演说者又可能想放大事实或者歪曲事实。

根据批评性话语分析，文本语言学元素的使用反映了作者对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意图和社会交际关系。

这反过来又可能在交际事件的参与者之间建立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

因此，在翻译研究中，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显著目的就是要在话语（书面或者口头上的）中展现潜在的、经常是隐性的思想关系和权力关系。

因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全新的方法，所以在翻译研究中，我们认为它不是一种固定的理论，而是一组理论。

它始于功能主义和话语分析理论的早期研究。

将批评性话语分析融入翻译研究使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翻译的概念。

根据社会或组织的标准和价值观，原语文本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这种环境与当时社会或组织的标准和价值观相一致，然而译者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背景和对其他文本或者话语的经历直接影响了目标语文本的最终译文。

这会导致译者在翻译中有意无意地根据自己的预设或者翻译摘要中声明的要求嵌入自己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

2. 翻译的本质和文本分析“翻译”这个术语可能本来就具有误导性。

在学者们对这个关键术语持有的观点中，差异可能看起来很明显。

杰里米·蒙代认为翻译的概念涉及几件事。

首先，它可能在大体上关乎翻译的领域。

指翻译的成品，也就是一个文本的译文；也可能指的是翻译的过程。

翻译的过程包括译者，他将原语文本的语言变成另一种目标文本语言，也就是说改变语言代码。

From a different viewpoint, regards a text as a translation involves basing it on these three postulates which the third one is as follows: Schjoldager (2008: 18)的视角与众不同，他把文本看做翻译，包含这三种假设，而第三种假设就是关系假设：假定在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比较中可以确定两者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

这种观点可能在大体上没错，但是针对政治话语的翻译，它就可能有点太简单化了。

在社会环境中，文本被创作出来，译者拿到文本，并将其翻译。

然而以上观点不会考虑两种社会情况，在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各种差别。

翻译研究就其定义来看是一个多语言研究领域，而今它已经从一种专业或者一种行业发展成一个跨学科领域，受众多语言学分支、比较文学、传播学、哲学和一系列文化学派的影响，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包括社会学和历史学。

（杰里米·蒙代2008）来自不同理论背景的研究者们趋向于根据各自的背景来塑造翻译研究，以这样的方法对翻译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

翻译在全球各地都拥有漫长的历史，一直以来翻译实践和研究都在热议译文的对等程度和忠实程度。

有如直译和意译之争的二分法出现在众多专业领域和学术领域。

(for a review, see杰里米·蒙代2008: 19-22).诸如此类的对翻译理论的争论都很传统地将关注点主要放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对比上，把“忠实性”作为基本标准。

如今，翻译研究已不再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

取而代之的是，如今关注的是社会、文化和交际实践；是翻译和译文的文化和思想意义；是翻译外部的政治；是翻译行为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人们对翻译现象的复杂性、对社会因果关系和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与日俱增的关注和对影响而非内部结构的关注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引自Bassnett&schaffner(2010:12).4. 翻译和政治话语政治话语分析采用的是critical goals/关键性目标，其目的就是denaturalize ideologies/改变意识形态的本质。

这种改变包括展示社会结构决定话语性质的方式和话语决定社会结构的方式(诺曼·费尔克拉夫, 1995). 根据费尔克拉夫的思想，批评性话语分析旨在系统地探索这些不透明的关系是如何成为巩固权力和霸权的因素的，着重探索权力失衡、社会不公、不民主行为和其它不公正行为，期望以此推动人们采取纠正措施。

批评性话语分析应该能够将意识形态和知识区别开来，所以要科学地理解话语是什么，其概念是必要的。

(Van Dijk, 2001). 话语总是包含着权力和意识形态，再加上译者的背景、知识和权力地位的不同，所以他们的译文总是大相径庭。

因此，我们总是得不到所谓绝对正确的译文，但是译文如果基本上合理的话，译文之间的差别也不会很大。

(Fairclough, 2002; Wodak & Ludwig, 1999) (cited in Nahrkhalaji, 2006:6).虽然翻译研究可被视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尚未细察。

迄今为止，已有一些研究采用了各种方法分析这一关系，有乔斯勃格(1997;2002) 的文本分析法，还有被频繁使用的政治话语分析法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法，其代表人物有舍尔夫、哈蒂姆和梅森。

(Christina Schäffner 1997; 2002; 2003; 2004; Hatim and Mason 1990; 1997). 有一个因素备受重视，就是当分析政治话语的时候，需要考虑文本创作时周围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

( 德国学者谢夫纳1997:119). 最近的研究将译者视为调解人一类的角色，他们以自己对原文和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的了解为基础来解读文本，并试图将其调整，使之适应目标语社会的标准、信仰和意识形态因素。

译者根据自己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来翻译原文，但是其背景可能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塑造。

因此，分析原文和译文经常要将政治文本中的语言学，翻译和意识形态部分之间的关系放在突出地位。

(Valdeón 2007:100).一般来讲，政治话语不仅关乎文本生产者的特定文化，也可能是写给更为广泛的读者。

(Schäffner 2004:117).受全球化的影响，政治已经被国际化。

正是翻译才使得信息能够跨出国界，在别国使用。

(ibid. 120).目前，翻译研究是政治话语发展的必要因素。

在翻译研究学者之中，克里斯蒂娜·谢芙娜所做研究价值巨大，展示了翻译和政治话语的关联性。

(1997; 2002, 2003; 2004). 她一心专注于翻译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以及原语和目标语文化的文本生产，并将话语分析应用在翻译之中。

在对译语文化知之不多的情况下，译者使用翻译策略来将满载文化的源语文本转换到目标语环境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