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０卷第６期　２０１１年ｌ２月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０Ｉ＿３０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１　

论傅山的书学思想　

钟一呜　

（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武汉４３０２０５）　

摘要：傅山的书学思想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政治伦理层面的，一是艺术技法层面的。就政治伦理层面而　言：一是提出了“作字先作人”的观点；二是提出了“四宁四毋”的观点。就艺术技法层面而言：一是推崇天然浑成　的艺术审美境界；二是倡导取法篆、隶的崇古价值取向；三是重视书法实践中的法古。　关键词：傅山；书学思想；政治伦理；艺术技法　中图分类号：Ｊ２９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６１５２（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７４－０８　

作为一代书家，傅山以他那任情恣肆、豪迈不　羁、极富个性的书法登上明、清之际的书坛，有力地　

冲击着明代以来的“台阁体”及以董其昌为宗的温　润闲雅的书风，抒发了一个明末遗民在国亡之后的　悲愤抑郁之情。同时，傅山还对书法艺术阐述了自　

己的见解和心得，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　

见解和心得散见于《霜红龛集》之中，数量虽不多，　但却是后人研究傅山书学思想，评价傅山书法艺术　

成就的重要资料。本文仅就傅山的这些资料，对傅　山的书学思想作如下分析：　

总的说来，傅山的书学思想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一是政治伦理层面的，一是艺术技法层面的。　

一、政治伦理层面　

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傅山的书学思想有两点　值得注意：一是提出ｒ“作字先作人”的观点；二是　

提出了“四宁四毋”的观点。而这二点，又与傅山所　处的社会时代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傅山于特定　

的场合下提出的。　先来看“作字先作人”的观点。这是傅山晚年　

于《作字示儿孙》一诗中提出的：“作字先作人，人奇　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诚悬有至论，笔　

力不专主。一臂加五指，乾坤六爻睹。谁为用九者，　心与腕是取。永真溯羲文，不易柳公语。未习鲁公　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傅　

山：《霜红龛集》卷四，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丁宝铨　本，１９８５年，以下引文均出自该本）此诗较为集中地　

谈到了“作字与作人”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书家自身　的道德品质修养与书法艺术技巧关系的问题。傅山　

认为：学习书法首先要学习作人，也就是首先要注重　自身的道德品质的修养，情操的陶冶，人格的净化。　

这样，学习书法才有可能于艺术上达到较高的境界，　

也就是所谓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如果自身的　品行不高尚，只靠钻研笔墨技巧是解决不了在学习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因此，傅山对柳公权的“心　

正则笔正”的观点十分赞赏，认为历史证明了它是　

不可移易的真理。接着，傅山更明确地为儿孙指定　

了学书与作人的典范——颜真卿。他认为要学鲁公　

的书法，就先要学习鲁公的思想、人品等，如果学到　

了鲁公的浩然正气，笔力就能压倒强虏。可见傅山　对人品的重视超过了对书法艺术技巧的要求。　

傅山写作此诗的目的，是以书论人，借书法来谈　

人品操守的问题，表述出来的是一种政治伦理性极　

强的书学观。他为了把作人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　形象生动，就选择　一个儿孙较为熟悉，而自己也感　

受较深的角度，即“作人与作字”关系的角度来阐述　的。傅山于此诗后面又写下了近３００字的自注跋　

文，更为具体地谈及到“作人与作字”的关系：　

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　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　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好人学正人　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日　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　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　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　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颗为‘五百年中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０８　作者简介：钟一鸣（１９５６一），男，江西定南人，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中国书法史研究。　

・７４・

　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钟～鸣：论傅山的书学思想　

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　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　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　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　莫非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　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霜红龛集》卷四）　这是一篇主题集中、层次清晰、结构严谨的跋　

文，其政治伦理性极强。在此，傅山用自己学习赵、　

董之书法与学习颜之书法的经历告诉儿孙：学习书　

法有难有易，而难易之分的标准并不在书法本身，而　是在于书家人品的高低。学习人品高尚书家之书法　

之所以“觚棱难近”，是因为正人君子的高风亮节不　

下苦功夫是学不来的；而学人品低下书家之书法，则　

如与“匪人游”，容易沾染上不良习气。因此，应选　

择人品高尚书家之书法来学习，这样就能在人品与　

书艺两方面都能有所得，否则，“比之匪人，不亦伤　

乎！”傅山对董其昌推崇赵孟频的做法十分不满，对　其论点提出质疑，对赵氏人品及书法予以否定。这　

实际上是把书家的人品与书艺合二为一，并以其人　

品的高低作为划分其书法优劣的标准。因为，任何　

艺术作品都包含着作者一定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　

观念愈高，其所含的美便愈多，而思想观念的最高形　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作为　

对象的东西。更何况，中国的书法艺术，除了它的实　

用性外，主要的还是它的抒情性。书家的思想境界、　

艺术修养、个性气质都可以通过书法表现出来。正　

如西汉扬雄云：“书，心画也。”＿１　此种以人品高低作　

为书法优劣划分的标准，不自傅山始，也不以傅山　

终，历代评论者都是如此。苏轼曾指出：“古之论书　

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　因为在　

他们看来：“书学不过一技　，然立品是第一关头。　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　

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　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　

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　这种　

论书重人品的观点，是构成传统的中国文化具有鲜　

明的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促使许多知识　

分子追求人品自我完善的一种动力。傅山就是以这　

种动力来促使自己和儿孙于人品上的自我完善者。　但傅山的更为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的“作字先　

作人”的自我完善的要求，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他的坎坷一生分不开的。傅　

山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清两个封建王朝交替之际，　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尖锐激烈、错综复杂是前　所未有的。作为明王朝之遗民，傅山是倍感悲愤的。　

他曾慨叹道：“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　何有？”（《霜红龛集・杂记四》卷三十六）为此，他曾　

积极参加反清活动，而最后在无法为国报效出力的　

情况下，他只能洁身自好，放迹山林旷野之中，采取　与清朝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而对故国的怀念，也就　

只能寄寓于诗文书画之中，并在对诗文书画美的追　

求之中，以达到思想境界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他　

有《索居无笔，偶折柳枝作书，辄成奇字，率意二　

首》：“方外中书不屑描，楼前高柳茂垂条。折来宛　宛秋风叶，削去亭亭冷玉苕。世俗文章难点黠，轩　

辕道士可云霄？若逢圯上黄翁帙，鸟篆虫调试一　标。”（其一）“腕拙临池不会柔，锋枝秃硬独相求。　

公权骨力生来足，张绪风流老渐收。隶饿严家却萧　

散，树枯冬月突颠粤。插花舞女当嫌丑，乞米颜公青　许留。”（其二）（《霜红龛集》卷十）诗作以咏柳枝写　

字为内容，旨在抒发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表达了自　己不忘国耻，誓作富有铮铮硬骨遗民的决心。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之下，傅山于书法　

艺术上对颜真卿推崇备至，而对赵孟颁却深恶痛绝。　尽管两人同为书法史上的大家，但在“人品”上有着　

巨大的差距，故而傅山对两人的态度大不一样。他　有诗云：“作字如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　

心画自孤傲。”（《霜红龛集》卷五・题昌谷堂字）可见　

颜鲁公实为他作人的一面旗帜。他还说：“晋中前辈　

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孔多不传。太原习　

此技者独吾家，代代不绝，至老夫最劣，以杂临不专　故也。”（《霜红龛集》卷二十九・杂记）颜真卿之所以　

为傅山推崇，除人品上的原因外，还因其书法风格的　

雄健浑厚，骨梗峻增，与傅山中年后的审美趣味吻　合，更因与傅山家族的书法审美情趣吻合。如傅山　

曾祖傅朝宣，善书法，“字法森逸多奇气，”（《霜红龛　

集》卷十三・书承务君墓志后）傅山侄儿傅仁“喜为　书，才习公他先生真行，便得其形似，尤长于作鲁公　体，问为先生代笔，外人莫能辨也。”　傅山也承认　

这一事实：“三、二年来代吾笔者，实多出侄仁，人辄　云我真书，人但知子，不知侄往往为吾省劳。”（《霜　

红龛集》卷二十九・杂记）至于傅山称自己“至老夫　最劣，以杂临不专故也”，虽有谦虚之意，也带有反　

省之意，即“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以传晋唐楷书　

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　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的　

・７５．

　江汉大学学报　总第３０卷　

这段学书经历。实际上，傅山的书法风格，多得颜鲁　

公之神韵。其楷书坚实，虽出自二王，但得力于颜　书；其行书挺拔从容，潇洒自然；特别是草书，重真性　

情，强调气势，融进了颜书的骨气而自成面貌。后人　

对此都有较为中肯的评价。郭铉在《征君傅先生　传》论傅山书法云：“最善临池，草楷篆隶俱造绝顶，　

笔如铁画，不摹古，不逢时，随笔所至，或正或侧，或　巨或细，或断或续，无不苍劲自如”。ｌ４　萨音达理于　

《省心堂帖》中有跋语云：“得先生小简一纸，襄确良　

平孙羲升物也，玩其笔意，盖先生晚年之作，行草相　

见，随手而成，大有颜鲁公《争坐位帖》风味，而寥寥　数语中，古趣盎然，可成二绝。”【４　

而对赵孟频，傅山的感情是颇为复杂的。在写　

作《作字示儿孙》诗及跋时，他特意强调“写此诗仍　

用赵态”，既恶赵书却仍用赵体，岂不矛盾！其缘由　有学者指出：“青主实爱赵书而薄其为人，如此云　

者，不过欲儿孙辈不至因赵书遂爱其人耳。”ｌ５　此言　

甚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傅山于赵书的学习上是　

下过较深工夫的，对赵书的体会也较深，很难说他对　赵书没有感情。他曾坦言：“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　

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　

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霜红龛集》卷　

二十五・字训）这说明傅山从理性的角度也认为赵　书“未可厚非”，但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所产　

生的强烈的政治伦理道德感情，却使得他非排斥赵　

孟频不可，遂有因人而废书之举。但赵书艺术魅力　的客观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傅山对此应是心知肚　

明，不然他也不会下工夫去学习。可从作人的角度　

出发，傅山惟恐儿孙重蹈自己之覆辙，因爱赵书而爱　上其人，故用赵体书写以警示，“令儿孙辈知之，勿　

复犯。此是作人一著。”其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为　

解除儿孙心中的疑惑，傅山又进一步解释：“然又须　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　

美一途。”这“学问不正”四字，值得体味。赵孟颓的　

书法艺术渊源关系，可上溯到王右军，走的是正统的　帖学之路，应是正途，何以“不正”呢？这又得从赵　

氏人品上推究了。赵氏作为南宋王朝后裔而仕元，　

是没有骨气的表现，也是人品上的污点；加上其书法　

风格是平稳秀丽，骨力不足，呈阴柔之美。这就很容　

易让人将两者联系起来，如再加上对其人品先人为　

主的心理定势因素，则会越看越像，越联系也就越是　

那么回事了，并形成有较强逻辑性的因果关系。如　

果赵氏没有仕元之事，而是隐居山林，甘为宋朝遗　

．７６・　民，其人品与书艺的联系恐怕就另当别论了。这也　

是中国式的古典艺术批评特有的一种很有趣的现　象，苏轼对此曾云：“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　

终有睢目于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　

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　

则其人可知矣。”　的确，当有了心里上的“窃斧之　

疑”后，对其人其书就会有一种怎么看就怎么像的　感觉。因此，赵氏“学问不正”的根源仍然在于其人　

品上。所以，傅山再一次告诫儿孙“心手之不可欺　

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　然！”在“作人”这个问题上须谨慎，失之毫厘，谬以　

千里。　

再来分析傅山“四宁四毋”的观点。“四宁四　毋”的提出，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特别是自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书法形成热潮以来，人们对“四宁四　

毋”的兴趣甚浓，并根据各自的理解，对“四宁四毋”　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的阐释，　

见仁见智，本属正常现象，但问题是有人将“四宁四　

毋”从整体中剥离出来，从自己的需要出发，采取实　

用主义的态度，片面地加以引申，其结论自然离傅山　原意甚远。我们只有把“四宁四毋”还原到本属于　

它的母体中去，并结合整首诗及跋文内容，才能较为　

准确地把握“四宁四毋”之原意。　

傅山是在《作字示儿孙》一诗跋文的最后，针对　赵书的风格特点，或者说，还针对当时书坛以赵、董　

为主体的书法现状，提出了著名的“四宁四毋”的观　

点：“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　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其用意仍在提醒　

儿孙于书法学习中要特别注意，面对着“巧”、“媚”、　

“轻滑”、“安排”等体现赵、董书法特点的东西时，要　坚决抛弃，绝不能沾染上；宁可取“拙”、“丑”、“支　

离”、“直率”等，也不能学习“巧”、“媚”、“轻滑”、　

“安排”等，这样才不会受赵、董书风的影响，从而避　

免流人软美之途，才能够归于书法学习的正道，其实　也是“作人”的正道。另外，从“四宁四毋”在跋文中　

的位置及跋文内容表达的逻辑顺序看，傅山是承接　

“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之意，再　

一次提醒儿孙不要受赵、董之书诱惑而提出“四宁　

四毋”的，但其言辞之尖锐，情绪之激动，实为全诗　

及跋文之最。而唯有用语之激愤，方能引起儿孙的　

警觉，起到振聋发聩、警示鞭策的作用，因为赵、董之　

书的诱惑力确实是太大了，傅山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如从句式上分析，傅山对“四宁四毋”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