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4期 JOURNALOFGUANGXI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Vol.19NO.41997年10月(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OCT.1997

中日稻作文化与傩文化比较研究●林　河/著

[提　要]　本文认为日本傩是中国传去的,日本傩与中国傩之间有诸多共性,他们都是稻作文化的意识形态。[关键词]　中国傩　日本傩　稻作文化　比较研究

一、导　言中国傩的起源,较早的古籍如周代的《论语》、《礼记》等古籍都有记载。《论语・乡人傩》有:“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之语,证明了周代时傩风已相当盛行。有些学者据甲骨文中出现有戴假面的人像推断,认为商代已有了傩。日本傩的起源,根据日本古籍《细流抄》、《续日本纪》、《内里式・十二月大傩》等书的记载:日本傩始于日本的庆云元年(公元706年)或庆云三年。即中国唐代武后神龙二年以后。日本傩是中国传去的,根据《续日本纪》云:“天下诸国疫疾,百姓死亡很多,始作土牛大傩”与《内里式・十二月大傩》记载,其内容也是以方相氏驱逐恶鬼,与中国古书上的记载完全一致。至于乡人为何要傩?为什么要用傩来驱逐疫鬼?傩是何方神圣?傩是采集文化?渔猎文化?还是农业文化的产物?是杂谷文化还是稻作文化的产物?傩的性质、内容、形式、功能有什么特征?都较少有人研究。中日古籍上所记的“傩”,多属经朝廷驯化过的官方傩,决非傩的本源。因为,一种文化的产生,多是起源于民间,完善于官方。民间文化多野性,官方文化多驯性。说得明白一点,官方傩多是已去掉了傩的野性灵魂,徒剩下傩的祭祀躯壳的驯性文化。“驱逐疫鬼”只是傩的驱壳,而非傩的灵魂。民间文化是源,官方文化是流。我们要想真正地了解傩是何方神圣,傩属那一文化系统,傩的性质、内容、形式、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利用文化人类的研究方法,到文献中去找线索,到民间去找遗存,到考古发现中去找印证,比单凭对文献的训诂考据,将会使我们发现更多的问题。傩是什么?由于古代的学者所受的教育都是唯经典而不唯现实,唯宫廷而不唯民间,唯高士而不唯黎庶。又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束缚,对那粗野之极、非礼之甚的,没有经过宫廷“驯化”过的原始民间傩,是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冒着“非礼”的风险,闯入禁区去作调查研究的。因此,我们在古书中所见的傩,大多是已失去原始意义的官方傩,人们多停留在傩是一种“驱逐疫鬼”的模糊认识上,很少有人研究过稻作文化的意识形态,虽然有人研究过稻作民的祭记礼仪,但多只把它当作一般的巫文化,少有人想到它属于巫文化系统中的傩文化系统。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弄清原始傩的文化属性,产生地,傩与巫文化的关系,傩的性质、内容、形式、功能等基本情况,才能解决乡人为何要傩?为什么要用傩“驱逐疫鬼”?傩是何方神圣等具体问题。我的专著《傩史——中国傩文化概论》¹,对这问题已作了一些探讨。其主要论点是:“傩”是中国南方进入稻作时期以后,从巫文化中蜕变出来的有特定含义的巫文化。“傩”的特定含义就是以“稻神崇拜”为核心;以“傩神”为稻神;以“糯”为稻魂;以“鸾”为图腾;以“鸾”音为基音的语言系统;以戴上傩面具“充傩”为形式;以祈求农事丰收,人畜兴旺为内主旨;以设坛“祭祀傩神”为礼仪,以“赶鬼驱疫”为手段;以“许傩愿”开始,以“还傩愿”结束等具备了一整套有信息、有信宿、有系统、有主旨、有目的、有规范的原始宗教文化。把它与先前处于“万物有灵论”阶段的各种认识模糊、尚未成型的巫文化相比,由于稻作文化的先进性,作为稻作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傩文化”,自然而然地超越了以往的其他巫文化,成为了中国巫文化中的宗主,并反过来影响和超越了其他巫文化,从而形成了以傩为主,其他巫文化为辅的中国“傩巫系统”。因此,“傩”可以说是中国“原始宗教”之祖。凡是稻作文化传播到哪里,傩文化44也就会传播到那里。又由于它的先进性,就是没有稻作文化的地方,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傩”还是世界性的文化,它在环太平洋地区广泛传播,已形成了一个“环太平洋傩文化圈”。因此,“傩”应该是中国南方祭“稻神”(傩神)为主旨的农业祭祀,至于古书上所记的以傩“驱逐疫鬼”,只是傩的一部分功能。本文对中国傩与日本傩的比较研究,就是基于以上的认识进行的。傩面具——中日傩文化的共性之一中国民间称傩祭为“充傩”,即充当傩神之意。充傩必须戴上象征傩神的傩面具,为什么呢?巫词有云:“不戴面具是凡人,戴了面具是神灵”,道出了这中间的奥秘。戴了假面具跳傩的风俗,在中国已经延续了近万年了。特别是七千五百年前的沅水中游的黔阳高庙遗址,以长有两对獠牙的傩面纹为陶器上的主要纹饰,而且以简化到只有两对獠牙形的符号作为陶器上的装饰图案。似说明了这一纹饰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因此,傩面纹很可能就是傩巫们戴在头上装扮神农炎帝的傩面具。附带说上一句:沅水民居的大门上方,四十年前还普遍保留了悬挂这种有獠牙的傩面具的习惯,沅水流域的地方戏中,扮演神人的演员,必须具备能够灵活搬弄獠牙的演技。沅水流域的少数民族,在古代曾被称为“獠人”,而长獠牙的傩面具却最早出现在这一獠人地区,这难道仅是一种巧合吗?这种傩面纹又出现于湘水下游长沙南托距今七千年前的大塘遗址中,随后,浙江余姚河姆渡六千九百年的遗址中也出现了傩面纹。到了良渚文化以后,这种傩面纹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美,最后形成了商周青铜器上的所谓“餮餮纹”或“兽面纹”,秦汉以后,因人们的“图腾意识”消失,傩面纹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变成了民居大门上方的“吞口”,在日夜守卫着老百姓的大门。戴傩面具跳傩的风俗传入宫廷,则成了帝王们“驱逐疫鬼”的工具,但在民间,它仍以“还傩愿”的形式,年年在为人民祈求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清吉平安。在祭祀中戴假面是一个世界现象,我们还不能证明凡带假面的都是傩文化,因为不同文化圈的文化是不能够类比的。但中国的傩祭要戴假面,传承了中国傩文化的国家或地区,祭祀时要戴假面,却是一个基本规律。日本傩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傩的情况与中国一样,也是为日本的农业服务的,也有宫廷傩与民间傩之分,日本《大辞林・民俗艺能条》载:民俗艺能是“以祈祷五谷丰登、长寿、退散恶疫为目的,与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的艺能形式”。又据平凡社1983年版《演剧百科》载,民俗艺能大致可分为神乐、田游、田乐、风流舞、偶人戏等类。神乐又分“御神乐(宫廷傩)”、“里神乐”(民间傩),是日本神事活动的代表形式。而这些民俗艺能,基本上都是以戴假面为特征的。日本的“能乐”就是带着假面演出的祭祀乐舞,“能”字的日语读音也是“傩”,可见得与中国的“傩祭”有某种渊源关系。日本的稻作祭祀普遍有带假面具的风俗,这种假面具,日语称之为“追傩面”,也是汉语借词。日本著名学者诹访春雄教授在他的《假面的分布》一文º中说道:“日本保留着许多的使用假面的艺能,各地残存着的使用假面的艺能,不仅有像‘能乐’,‘狂言’那样的高度艺术化的东西,而且也有极其原始素朴的民俗艺能”。“假面在赤道四周地区大量存在着,而越往北方,假面文就越来越少。因此,我认为假面文化与某种农耕或者旱田耕作相关联,而北方的游牧民本来没有假面。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神灵的信仰问题。假面是表现地上神灵的,以它来表现北方游牧民信奉的星神、天上的神灵恐怕比较困难。”诹访教授还进一步说明:“依靠大地而生活的农耕民(也包括一部分狩猎采集民)清楚地意识到人间的生死与种子的生死相重合,有着一种重视大地、山川、植物、动物等地上神灵的倾向”。这一段文字很具体地说明了戴假面跳傩与农耕文化的关系。当然,祭礼时带假面具并不是傩文化独有的现象,这一现象全世界的好些地方都能看到,但跳傩必带假面具,却是傩文化独特现象。

鸾的传人——中日傩文化的共性之二中国《白虎通》一书中,记中国农耕之祖炎帝条云:“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帝炎帝者,太阳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属续,其精为鸟,离为鸾”,《拾遗记・卷一》则说(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45中国古代这些神话,朦胧地道出了中国的农耕民族是崇拜“鸟”,并以“鸾”为鸟神的。鸾鸟崇拜,许多的考古发现证明:都是首见于南方而非北方。自浙江河姆渡六千九百年前的稻作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鸾鸟纹饰,已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随后在湖南湘水下游和沅水中游又出土了一批七千年前的鸾纹陶器,特别是有七千五百年历史的黔阳高庙遗址,大量鸾鸟纹饰和傩面纹饰并存,似说明了鸾纹饰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这种以鸾鸟纹和傩面纹为图腾特征的稻作文化在中国历代艺术上是一脉相承,至今连绵不断的。比高庙遗址晚五百年的南托大塘遗址,出现了鸾鸟口衔嘉禾的纹饰,似证明了《拾遗记》所载的“丹雀衔九穗禾”的传说确是初民对远古历史的朦胧记忆,大塘遗址还出土了与高庙遗址相同的傩面纹,似说明了这两地的稻作民都是神农炎帝氏族。到了河姆渡文化时期,鸾鸟纹与傩面纹出现在同一件陶器上,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鸾鸟纹被当作面饰刻画在傩面的双颊上,还出现了戴有羽冠(象征太阳的光芒)傩面具的双颊上刻画有鸾纹的神人肖像,进一步突出了神农炎帝的神威。从此以后,这一艺术形象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基因,不断地出现在龙山仰韶陶文化、商周青铜文化上,这一现象似可作为神农炎帝部落不断强大,不断由南向北扩展的有力证据。也证明了中原的神农炎帝部落确是南方神农炎帝部落的一个分支。日本古史传说:有“常世长鸣鸟”呼唤日照大神从退居的石窟中出来,日神因而能再登宝殿,大放光辉之说。»日本《古事记》记日本著名的贺茂神社神话传说有:神武天皇东征迷路,赖八咫鸟放光明引路,东征才取得了胜利之说。在日语中,“贺茂”或作“加茂”,或作“鸭”,而中国古代的稻作民,称野鸭为“雒雁”,“雒”字上古音与“鸾”同在“元韵”,可以通假。“八咫鸟”又是日本一个古代部落酋长的名字,应是这个部落的图腾。中国的傩祭中,鼓叫“傩鼓”或“雷鼓”,是傩巫通神的法器。据日本学习院大学黄强教授在他的《鼓与“鼓精”信仰》一文¼中说:中国“古代的民间存在着一种将白鹤、白鹭视为鼓精的信仰,会稽城雷门大鼓具有超常的灵力,是因其有鼓精的存在”。中国保存傩文化最多的西南地区,有以铜鼓祭傩神,傩巫都头插鸟羽、身着羽服的习惯,鼓上也以“翔鹭纹”为饰,正是以鹭为“鼓精”的反映。而“鹭”即中国古代南方稻作民族所崇拜的“鸾鸟”之一。以地处湘桂黔边的中国侗族为例,他们的傩祭称之为“嗄鸾”,其意为“唱鸟歌”。侗族自认为是鸾的传人,称人为“鸾”,称男人为“鸾汉”,称女人为“鸾缅”,称小孩为“鸾温”,人死曰回到老祖母住的“鸭鸾村”去了。所有风俗都与“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日本・金关恕《日本弥生时代的祭祀和稻作农业》一文½说:1980年9月,在日本鸟取县西伯郡淀江町字角田稻吉遗址出土的一幅线刻画,画上有划行的船,船上的人都戴着鸟羽,与中国西南夷的铜鼓纹非常相似。这种船的式样亦与日本福井县大石遗址出土地陶器等遗物上所见的凤尾船系统有关,凤尾船是日本古代南方地区十分流行的船形。中国楚墓帛画中的迎魂舟,船尾上有立鸟,中国古代要在船头画益鸟以厌水神,中国南部五月端午竞渡的船,同样是凤尾形。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呢?金关恕还说:日本本土固有的认为“渡水鸟”招来谷魂的习俗也因此伴随着农耕祭礼的发展,演变成为由穿着鸟服的祭仪人搬运谷灵的习俗。他还说:日本早期水田农耕祭礼仪式,由穿着羽服的司仪人员直接执行祭祀仪式的,不难想象,鸟灵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至于将鸟灵作为祭礼圣灵的作法,在不同地区的出土例子中,均有明显的雷同表现。如池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鸟形木制品,而这些木制品的鸟形象均是附立于木竿头端上并且是成套的。金先生所说的情况,与中国傩祭的情况完全相似。浙江绍兴出土的战国时代的铜质“神殿”模型,屋顶上就有一根顶上栖有神鸟的柱子,唐代云南省大理著名的“南昭铁柱”,柱顶也栖有神鸟,我家乡沅水支流的巫水之滨,也有一根传说是宋代飞山蛮遗下来的铁柱,柱顶的装饰也是立鸟,侗族的“嘎傩”,土家族的“摆手堂”和苗族的杀牛祭祖,都要立鸟竿,有的在竿的顶端扎一立鸟,有的在竿的中部扎一鸟窝,东北的萨满跳神,必立“索伦竿”(鸟竿),韩国的风俗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傩文化的重要特征。日本荒木之博则说:在日本南方诸岛存在有阿傩姊妹化变白鸟或蝴蝶的故事,而且还有歌唱阿傩姊妹的歌谣¾:在船尾上,白鸟在栖息,那不是白鸟,是(阿傩)姊妹的灵魂。在冲绳的古代民谣中也有:我的姐妹的灵魂,保佑着我,让她来吧!划船的吆喝声,姐妹的灵魂,变成了美丽的蝴蝶,变成了珍奇的蝴蝶。这种以鸟或蝴蝶为人的传说,正是中国稻作民的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