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三"者"合一的翻译家 余光中在其璀璨的文学生涯之中，诗、散文、翻译、评论、编辑五者兼顾，各呈姿采，但论者提到余教授时，总称之为「诗人余光中」，［散文家余光中］，至于有关其翻译方面的成就，却鲜有涉及。 1其实，余光中早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翻译，数十年来，译出经典名著凡十余册，再加上丰硕精辟的译论，真可谓洋洋大观。余光中虽然自谦翻译只是"写作之馀的别业"，然而，这"别业"馀绪，比起许多当行本色翻译家的毕生成就，不论规模或影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造就一位译者，实非易事， 所以译者虽然满街走，真正够格的译家并不多见。"这段话，是余光中教授在《作者、学者、译者》一文中提出的。 2不错，坊间的译者多如过江之鲫，一般人只要能操两种语言，不论是否精通畅晓，即可执笔翻译，并以译者自居，但译坛中真正译作等身，能成名称家的，却如凤毛麟角，寥寥可数。 以下试从翻译的经验与幅度、翻译的态度与见解、译作的特色与风格、译事的倡导与推动等各方面，来综述余光中的翻译成就，剖析其译论与译著间知行合一的关系，并彰显其如何身体力行，展现出"作者、学者、译者"三者合一的翻译大家所特有的气魄与风范。

一、翻译的经验与幅度 余光中是专注研究、擅写论文的学者；勤于笔耕、不断创作的作家，由这样的学者兼作家来从事翻译工作，的确是最理想的人选。一般来说，学者治学之际，迻译西书、评介西学以为佐证的比比皆是；而作家创作之余，偶拾译笔、以为调剂消遣者，亦为数甚多，然而"别业"终非"正务"，真正能对翻译另眼相看、情有独钟、锲而不舍、矢志不渝的学者作家，余光中可说是佼佼者了。 余光中的翻译生涯，起步得很早，于大学期间就已执译笔。 3《老人和大海》（ The 0ld Man and the Sea）于一九五二年开始连载于《大华晚报》，一九五七年由重光文艺出版社发行出版；脍炙人口的《梵谷传》初译于一九五七年，译文亦先连载于《大华晚报》，后出版于重光文艺（此书重译于一九七六年，历时一载，于七七年完成，新译本于一九七八年由大地出版社出版）。余光中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则出版于一九五二年，辑录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间的作品。 4 因此，翻译之于创作，即使不算同步启程，也称得上亦步亦趋、形影相随了。 在余氏长达四十馀载的文学生涯之中，翻译与创作，就如两股坚韧不断的锦线，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在瑰丽斑烂的画面中，织出巧夺天工的双面绣。自六十年代初开始，余光中不但写诗吟诗，也论诗译诗，而他的译诗是双向进行的，不但外译中，也中译外。一般文学翻译多以外语译成母语为主流，理由很简单，文学翻译所要求于译者的，是对外语的充分理解，对母语的娴熟运用。对外语的了解，还涉及语言背后的文化精神，社会习俗，这是一个学者的工作；对母语的运用，则包括造句遣辞的推敲、各种文体的掌握，这就关乎作者的功力了。余光中固然是外译中的高手，但中译外也得心应手，应付裕如。这种左右逢源、两者兼能的本领，在当今译坛中，实不多见。究其原因，自然与其学问素养大有关系。余光中早岁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然而中文造诣也极深，用他自己的话语--"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最可以看出他秉承中国传统的渊源。另一方面，他又说："我出身于外文系，又教了二十多年英诗，从莎士比亚到丁尼生，从叶芝到佛洛斯特，那"抑扬五步格"的节奏，那倒装或穿插的句法，弥尔顿的功架，华兹华斯的旷远，济慈的精致，惠特曼的浩然，早已渗人了我的感性尤其是听觉的深处。" 5因此，余光中译诗，可说是一种锻炼："说得文些，好像是在临帖，说得武些，简直就是用中文作兵器，天天跟那些西方武士近身搏斗一般。" 6如此经年累月浸淫砥砺，翻译之功，乃愈见深厚。 余光中所译名家诗，结集出版者外译中包括《英诗译注》（一九六0）；《美国诗选》（一九六一）；《英美现代诗选》（一九六八）；《土耳其现代诗选》（一九八四）；中译英则有New Chinese Poetry（《中国新诗选》）（一九六0）；Acres Barbed Wire（《满田的铁丝网》）（一九七一）；The Night Watchman（《守夜人》）（一九九二）等。这些译著，时间上跨越三十余年，数量上更达数百首之多，这期间，余光中出版了十多本诗集，写了将近八百首诗，诗风亦迭经变迁，瑰丽多姿，由此可以想见译作与创作之间，彼此观照，互相辉映，那种穿针引线、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影响，是多么复杂、多么深刻！ 除了译诗之外，余光中于一九七二年出版翻译小说（录事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一九七七年出版《梵谷传》重译本。八四年更进入戏剧翻译的领域，出版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一九九二年出版《温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一九九五年则出版《理想丈夫》（An Idea1 Husband）。余光中写诗，写散文，但从未尝试过小说或戏剧的创作，这两种文类的翻译，多少在他文学的版图上增添了两幅新拓的领土，使其开展的艺术天地，显得更加辽阔与宽广。 余光中的翻译经验是丰富而全面的。从纵的方面来说，其翻译生涯绵长而持久，绝非客串玩票式的浅言即止；从横的方面来看，余光中翻译的十多种作品之中，包括诗、小说、传记与戏剧等多种文类，而来自英国、美国、中国、印度、西班牙、土耳其的不同作者，又往往风格殊异，海明威的朴实简劲及王尔德的风雅精警，可说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极端。就如一幅庞大繁复的拼图，要使细致的小块一一就位，各安其所，若非译者具有高深的学养，卓越的文才，则绝难成事。因此，余光中译品的幅度之大，并非常人可及，而从如此丰富的翻译经验归纳出来的理论，也就更显得字字珠玑，言出有据了。

二、翻译的态度与见解 余光中虽然一再谦称翻译只是自己"写作之馀的别业"，但是他从事"别业"的态度却是十分认真与审慎的。翻译，在这位文坛巨子的心目当中，绝非微不足道的小技，而是传播文化的大道。在写于一九八五年的《翻译乃大道》一文中，余先生曾经剖白过："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迄今我已译过十本书……。其实，我的'译绩'也不限于那十本书，因为在我的论文里，每逢引用英文的译文，几乎都是自己动手来译。" 7由此可见，翻译之于余光中，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工作，全神贯注的经营。 以广义来说，余光中认为创作本身也是一种"翻译"，因为"作者要'翻译'自己的经验成文字"，这经历跟译者"翻译"时的心路历程相仿。不过，作家创作时，须全心捕捉虚无缥缈的感受，将一纵即逝的灵感定型落实，其过程是由"混沌趋向明确，由芜杂趋向清纯"， 8换句话说，创作式的"翻译"可说是无中生有，化虚为实；而译者的"翻译"，却早已有范本在侧，任凭一己才情卓越，也无法如天马行空，恣意发挥。"不过，译者动心运笔之际，也不无与创作相通之处。" 9因为译者在原文的理解与译文的表达之间，在取舍辞藻、斟酌句序之际，还有极大的空间，足以调度驱遣，善加选择。因此，翻译与创作，在某一层意义上，是息息相关，彼此相通的。正因为如此，余光中认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余光中的翻译艺术观，自然而然影响到他对翻译的认知与见解。他以为译事虽难，译程虽苦，但翻译本身仍然充满乐趣，妙处无穷。首先，从一个学者的立场来说，他认为要精读一部名著，翻译是最彻底的办法。这一点，许多学者兼译者都有同感。翻译《源氏物语》的林文月教授就说过："翻译是我精读文章的最有效方法。经由翻译，我才能厘清懂得的部分与暧昧朦胧之处。因为必须在白纸上落下黑字，含混不得。" 10不但如此，余光中认为翻译还可以解忧，因为一旦开始译书，就好比让原作者神灵附体，译者自此跟伟大的心灵日夜相对，朝夕与共，两者在精神上的契合，超越时空，到了合二为一、无分彼此的地步，这种感情，极其净化，极其纯挚。余光中初译《梵谷传》，三十多万字的巨著，前后译了十一个月，那时的经历，十分动人："那是我青年时代遭受重大挫折的一段日子。动手译书之初，我身心俱疲，自觉像一条起锚远征的破船，能不能抵达彼岸，毫无把握。不久，梵谷附灵在我的身上，成了我的"第二自己"（a1ter ego）。我暂时抛开目前的烦恼，去担梵谷之忧，去陪他下煤矿，割耳朵，住疯人院，自杀。梵谷死了，我的'第二自己'不再附身，但是'第一自己'却解除了烦忧，恢复了宁静。那真是一大自涤，无比净化。"11这就是艺术上所谓感情抒发（catharsis）的最佳写照。有趣的是，在此处，余光中提到附在自己身上的是梵谷的灵魂，而非原作者史东（Irving Stone）的灵魂，可能是因为原著是本传记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传记，梵谷是笼罩全书的主角，性格鲜明，形象突出，而操笔写传的作者，虽然文笔流畅，节奏明快，他的个性，反而隐而不显了。译王尔德当然是另外一回事，这一遭，译者与原作者直接对话，互相较量："王尔德写得眉飞色舞，我也译得眉开眼笑"， 12能令译者动容的，自然不是剧中的主角任真，而是才思敏捷、下笔成趣的戏剧家了。翻译对译者的影响，并不限于翻译期间，往往还点点滴滴渗入译者的思维深处。一九七八年夏，余光中往北欧一行，途经巴黎，虽则匆勿一日，彷如过客，但竟然浮想联翩，在心中泛起梵谷的种种行状--"我想起了《梵谷传》巴黎的那一章，怎么译者自己都到了第五章里来了呢？" 13这种身历其境、心神俱醉的代入感，发生于重译《梵谷传》后一年，若非译者翻译时，曾经全力以赴，形同意创作，以作家敏锐的心灵、感性的笔触，捕捉洋溢原著的诗情，描绘含蕴其中的风貌，那书中的情景，又怎会如此触动心弦，重现眼前？ 翻译固然可以令人解愁忘忧，乐在其中，但译者介于原著与译作之间，进退两难、兼顾不暇的苦楚，余光中也深有体会。有关翻译，他的妙喻极多，往往以寥寥数字把翻译的真谛一语道破。首先，他认为大翻译家都是"文学的媒婆"，道行高，能力强，可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 14其实，见诸坊间许多滥竽充数的劣译，这种禀赋特殊的"媒婆"，恐怕少之又少。一般的"媒婆"，只有乱点鸳鸯谱的能耐，手中撮合的尽是一对对同床异梦的怨偶，话不投机的冤家，真正能心意契合、灵犀相通的佳偶，简直是百中无一。因此，余光中又提出译者如巫师的比喻。他认为倘若原作者是神灵，那么译者就是巫师，"其任务是把神谕传给凡人。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 15就因为如此，译者不免疲于奔命，虽竭尽己能，仍然落得个两面不讨好的地步！ 怎么样才能曲传"天意"，尽道"人话"？换言之，真正上佳的译品，应该看来像翻译？抑或读来像创作？这就涉及翻译理论中历时已久、争执不下的关键问题了。提倡"直译"的译者，认为应尽量保持原著的异国情调；倡导"意译"的译者，却认为译文应读来如创作一般自然流畅，不著痕迹。其实，"直译"或"意译"的二分法，未免把翻译的进退两难 过分简化了。余光中提出鸠摩罗什"翻译为嚼饭喂人"的比喻，并转化为译文"生"与"烂"的问题。他说："译文太迁就原文，可谓之'生'，俗称直译；太迁就译文所属语言，可谓之'烂'，俗称意译。" 16他认为理想的译文，既不能生，也不必烂，够熟就好。但是这种恰到好处的火候，又岂是初译者就能掌握到家的？观乎余光中，既有学者的尊严与自重，又有作家的才具与自信，因此，执笔翻译时，才不会顺从生硬刻板的直译，也不会仿效率性而为的意译。他更不屑如庞德一般，假翻译之名，行创作之责，把自己意欲抒发的诗情，改头换面，寄托在移植自异域的作品之中。余光中的翻译，一丝不苟，严谨审滇，短如一首诗，长至三十万言的宏篇巨构，都在体现出自己服膺的原则与信念。在翻译的领域中，余光中可说是位贯彻始终的理论家，身体力行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