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 海派的概念是与京派对立的，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广义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 简介 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 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音 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 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 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 海派文学大体一致的特点： ①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小说注重可读性，迎合大众口味，是一种“轻文学”；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 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 ④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起源 上世纪30年代达到极盛。上海成为文化中心是多层次的。它既是进步文化中心，如《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和创作„„与此同时，上海的一 般文化也相应地活跃起来；而反动文化也相当猖獗。还有像《嫖界指南》这样的妓院文学、色情文化也泛滥成灾。五花八门的小报，是上海的又一道“风景”。可以说，当年的上海文化是多方面、多层次、综合性的复杂的共同体。这也许就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吧。 海派文化肇始于中国画，亦起源于京剧，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很快漫开至电影、小说、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便形成了海派文化这个概念，可见这是客观历史的必然产物。 海派文学就是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诞生的，可以看到，在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吴越文化的和其它地域文化，受到了世界文化主要西方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富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海派文学。 概括 海派发展三阶段： 1.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 代表人物：包天笑、周瘦鹃 特色：上承《红楼梦》、《花月痕》的传统，外受《茶花女》的哀怨与世纪末的感伤的影响，展现出一种落魄者的孤独感。 2.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流派 代表人物：张资平、章衣萍；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上海现代派）。 特色：直接取法外国现代主义思潮，如日本新感觉派、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等，剖析洋场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和深层意识结构。 描写‘大都会的破体’，呈现出梦魇似的压迫感。 3.四十年代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探索的新海派 代表人物：徐訏、无名氏、苏青、张爱玲 海派两个主要发展面向： 1.男女两性间曲折离奇的浪漫故事，与言情小说有密切联系。 2.师法外国现代主义新颖活跃而又光怪陆离的表现手段。如新感觉主义。 新感觉主义的听、闻、视、触、味各种感觉器官，似乎都有某种特异功能，可以直 接输导到被感觉的物体上，赋予它们‘生命感’，从而使来去匆匆的印象组成了感觉流。刘、穆等人把都市风景分解得七零八落、五光十色，在探戈乐的交错节奏中 摇落出浓艳的菸酒味和脂粉气；他们对都市的感觉带有光色错综感、倏忽感和魔幻感。 特征 繁华与靡烂 “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靡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 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靡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当海派文学的渊源时，似乎很难摆脱这样两种文化的同体现象，也可以说是“恶之花”的现象。但上海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不一样，巴黎从来就是世界文明的发射地，它的罪恶与灿烂之花产生在自己体腔内部，具有资本主义文化与生俱来的强势特性，它既主动又单一，构成对他者侵犯的发射性行为，而在上海这块东方的土地上，它的“恶之花”是发酵于本土与外来异质文化掺杂在一起的文化场上，接受与迎合、屈辱与欢悦、灿烂与靡烂同时发生在同体的文化模式中。本土文化突然冲破传统的压抑爆发出追求生命享受的欲望，外来文化也同样在异质环境的强刺激下爆发了放纵自我的欲望，所谓的海派都市文学就是在这样两种欲望的结合下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个性。 雅俗善恶二元混杂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 意识 海派文学主要有以下三个的意识： 一、都市文化意识 1.书写与都市对话中的焦虑的情绪体验、忧郁感。 上海都市生活方式相对于传统生活方式来说，是座精神孤岛； 海派文学 同时都市机械文明使人有被生活抛入急驶的轨道，随时要倒下来的感觉。 2.漂泊感 切断了旧有联系的新型都市人物，没有找到新的可供插足的根基，于是成了无根的不安宁的游魂，漂荡在十里洋场。‘海派小品里传达的漂泊情绪反应出他们与革命主潮、传统文明脱节，找不到自己生存位置，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境况’。 二、市民文化意识 1.题材主旨的反崇高性和非重大性。 2.价值取向：享乐式个人主义价值观与市民意识相契合。 3.思维方式上强调实用理性。 三、文人文化意识 1.两个主要特点为非纯粹性、差异性大。 2.差异性可分为三种：闲适型、批判型、哲理型。 结语：海派文人在大时代的变革中发现自己是小人物并且认同这一身分，同时又不能找到人生的理想支点，重获文化英雄身份，所以他们在商业社会面前呈现话语失落。 历程 五四新文学发动以来，海派小说的传统一度受到打击，新文学发起者对上海作家竭尽嘲讽之能事。如郭沫若等创造社发迹于上海，刘半农教授就嘲笑他为“上海滩的诗人”；到了鲁迅来概括上海文人时就干脆用“才子加流氓”一锤而定音。其实在北京的文人中，刘半农和鲁迅都是来自南方，更像是“海派”一些。 就在阵阵讨伐声中，一种新的海派小说出现了，那就是创作社的主将郁达夫的小说。郁在日本留学时期开始创作，他的忧郁、孤独、自戕都染上世纪末的国际症侯，与本土文化没有直接的影响。郁达夫对上海没有好感，对上海的文化基本持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精神使他写出一篇与上海有密切关系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这部作品依然未脱旧传统才子佳人模式，但身份又有了变化，男的成为一个流浪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女的则是一个上海香烟厂的女工，也许是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外来妹。 郁达夫笔下的流浪知识分子还不具备自觉的革命意识，他与女工对社会的仇恨都是停留在朴素的正义与反抗的立场上。但是随着20年代大革命风起云涌，革命意识越来越成为市民们所关心的主题，不但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被卷进去，而且还成为民众意识中的英雄。尤其在上海那样一座有着庞大工人队伍的城市里，革命风云不可避免地从此而起。在新文学发展到“革命文学”阶段里，上海的作家们沿着郁达夫的浪漫抒情道路创作了一大批流行文学，主人公是清一色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浪漫成性，不断吸引着摩登热情的都市女郎，不倦地演出一幕幕“革命加爱情”的活报剧。依然是纠缠不清的多角恋爱的幻想，依然是才子佳人现代版的情欲尖叫，丁玲、蒋光慈、巴金、潘汉年、叶灵凤等时髦的作家无不以上海为题材，创造了新的革命的海派文学。 30年代的文学史是两种海派文学传统同时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前者的代表作品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后者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但需要强调的是，两者虽然代表了海派文学的不同倾向，但在许多方面都不是截然分开的。比如关于现代性的刻画也是《子夜》的艺术特色之一，现代性使小说充满动感，封建僵尸似的吴老太爷刚到上海就被“现代性”刺激而死，本身就是极具象征性的细节。同样，在新感觉派作品里，阶级意识有时与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恶之花”结合为一体，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许多小说里关于贫富对照的细节描写就是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