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FLCJan. 2010Vol.7 No.1 (General Serial No.33)全球/本土的共融和对话 ——评《翻译、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国的视角》尹 星 清华大学由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艾德温·根兹勒（Edwin Gentzler）主编的大型翻译研究丛书《翻译论丛》自1996年出版第一辑以来，不断推陈出新，广泛涉及了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应用，从文学翻译到法律翻译，从意识形态到社会问题，不仅涉及语言学、文学，而且拓展到经济、法律、传播、文化等各个社会层面，见证了数十年来西方翻译学的发展。其历时之长、涉猎之广、影响之大，堪称国际翻译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论丛。同时，近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也在迅速发展，翻译理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翻译学在中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与之不太相称的是，西方一直没有一部中国学者编著的介绍中国翻译学研究现状的论著，这不仅是国内译学界的一件憾事，而且连英美翻译理论界的同仁也为之叹息。值得庆幸的是，《翻译论丛》2008年推出的第一辑就是由中国学者主编的专题研究文集——《翻译、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国的视角》（Translation, Globalisation and Localis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① 这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主编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王宁和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主任孙艺风。王宁教授长期担任国际权威的翻译研究刊物《视角》（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副主编，多次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是迄今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他和孙艺风精心编选的这部专题研究文集，作为第一部由西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翻译研究论著，必将推动中国和西方学界就翻译理论问题的跨文化对话，促进翻译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进一步发展。该书标题“翻译、全球化与本土化”明显地突出了全书收录的十篇论文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鲜明地指出了贯穿全书始末的理论线索，即，从各自的文化和理论视角出发，探讨涉及全球和本土利益、价值冲突与对抗的翻译问题。正如两位编者在导言中指出的，“中国的翻译研究弥漫着全球与本土的张力，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第1页）。翻译被越来越多地看做是文化和政治活动，它只面临两种选择：把国际的东西“本土化”或把“本土的”东西国际化，全球、本土这对辩证的二元概念深深植根于翻译活动之中，不但要把国外成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经验引入国内，也要把我国多年来丰富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从而对全球和本土的整个文化范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形成书评

作者简介：尹 星，清华大学外语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E-mail:yinx02@mails.tsinghua.edu.cn。

1072010年1月第7卷 第1期 （总第33期）中 国 外 语中外译学对话的态势。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翻译研究者，也即中国的翻译研究者，才能在全球和本土两种语境下运筹帷幄，掌握译学学术动向，同时引领理论研究的前沿。事实上，这也正是本书两位主编的主要目标，“在国际语境下使中国的文化和翻译研究‘全球本土化’”（第3页）。基于这一目标，编者把全书的十篇论文依照主题归入相辅相成的两部分——历史综述和当前发展，或在广义的跨文化语境下探讨中国的翻译问题，或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讨论翻译的本源或理论问题，这样，观点、角度、方法不尽相同的十篇论文融合起来，便构成了全球/本土语境下关于翻译问题的深刻而系统的探讨。开篇第一章从跨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考察文化翻译对推动中国文化、政治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的作用，以及面对西方霸权话语，中国学者所采取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政治对策。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三个主要阶段——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普世主义，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全球资本主义渗入，也是大规模翻译和引进西方知识、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阶段。对此，I.A.瑞洽慈（I.A.Richards）曾深表担忧，反对西方概念的泛滥。由此看来，翻译的历史性在现代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尤其体现于20世纪初的两位资深翻译家严复和王国维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显示了中国的全球意识的一个方面，同时也突出论述了中国所固有的传统世界观，尤其是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中心意识。作者谢明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自己的国家看做是世界的中心，尤其是儒家的普世主义，虽然这种世界普世主义与西方扩张主义不同，更加内敛并倾向于心理的自我中心，但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儒家道义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是能够作为将西方‘霸权’话语本土化的政治策略的，同时促进儒学的国际化。谢明还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角度探讨了翻译问题，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再现的手段，而更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和政治策略。事实上，翻译的概念在这里得到了重新定义和评估。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翻译变得更加复杂。丹麦学者道勒拉普（Cay Dollerup）也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翻译的基本宗旨和原则，进而评价全球化带来的重心转移和对未来翻译的影响。作为文化和国际交流的手段，翻译的实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强加于人”（imposition），即某一国家或文化将文本以翻译的形式强加于他国或他文化。另一种是“主动获取”（requisition），即目标文化的接受者主动要求翻译源文化的文本。而全球经贸往来、法律谈判和文化交流的增加使得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通过“谈判”、“协商”最终“达成一致”的翻译方式已经进入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他们所关注的翻译的功能不完全是语言层面而更多的是文化和政治的层面。道勒拉普把包括中国在内的翻译研究纳入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考察了丹麦、中国等国家文学及非文学文本的翻译和改编情况，结合全球、本土间张力的理论阐释，最终得出结论：在一些情况下，本国的情形未必适应国际环境，某种文化的文本终究无法生成他种文化中的对等翻译。诚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会酝酿出不同的翻译和翻译研究；但同时，文化翻译却在各个层面架起了连接个体文化和具有普遍性理论的桥梁。这也体现于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中：孙艺风和穆雷共同关注的是西方翻译理论如何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而破茧而出的中国翻译研究又怎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舞动出驿动的风采。他们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介，所涉及的问题包括：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回归与探索，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和衍变，翻译研究中的归化与异化，后殖民的理论视角，翻译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翻译，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观点，译者的本体性等前沿问题，翻译教学与口译研究，以及中国翻译学的发展前景。他们指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经历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觉醒，到9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引入使之逐步走向成熟，中国的翻译学者采取本土化的文化策略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并结合中国的翻译实践，就翻译的标准、单位、层次、文化差异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加强了与国际翻译学界的交流和对话，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徐燕红在题为《趋向多元与跨学科：中国翻译研究反思》一文中首先回顾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翻译研究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了80年代以来，从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创造性吸收到创建独立的翻译学科，到从跨学科研究出发的文化转向，这些发展无疑标志着中国翻译研究的“复兴”和趋于多元性和跨学科性的未来发展方向。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关于中国翻译发展状况的这种实证研究与综述，不仅对国内学者把握整体108FLCJan. 2010Vol.7 No.1 (General Serial No.33)脉络、认清发展方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对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翻译、熟悉中国文化有极高的指导意义。翻译作为一种文本与文化的再现，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其功能已从单纯的语言转换转变为文化阐释。近些年来，翻译研究更是与盛行的文化研究密不可分，任何从事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学者都不可能避免文化因素。翻译与文化间究竟呈何种能动关系？王宁从后殖民理论视角探讨翻译在中国的现代文化建构和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随着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化潮流与文学作品大量涌入中国，一大批现代作家主动脱离古典文学和文化传统，而参与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对于一些保守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翻译过程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殖民化过程。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也推动了“地球村”文化的多元发展，翻译的作用不再是以往单向地把国外文学和文化引入中国，而是双向地甚至着重向外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再者，“殖民化”的西方霸权话语经历了本土化的“变形”和“洗礼”后，染上了中国的印记，继而对国际学术理论界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在此又起到了去殖民化的作用。因此，王宁指出“应该解构文化‘殖民化’与‘去殖民化’的二元对立，这样翻译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便可以起到双重作用。”（第83页）诚然，王宁所指的翻译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转换，而是具有“殖民性”或“去殖民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策略。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翻译的作用在跨文化传播中变得愈发显著。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应该充分利用翻译的双重功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肩负起实现中国文学和文化“去殖民化”的历史使命。可以看到在第一部分历史综述的大标题下，文章作者或从跨文化的角度回顾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或力主探讨全球与本土的张力对抗，试图将中国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国际化”，实现与国际学者的对话与交流。而该书第二部分则呈现出与之相对的“本土化”趋势，或选取更加宏观和广阔的理论视角，或结合中国的具体实例，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探讨具有普遍性和宏观性的翻译问题。艾德温·根兹勒以全球化的宏观视野审视翻译研究，主要谈了四个问题：（1）欧洲翻译的研究现状；（2）美国的翻译研究；（3）对中国翻译的初步印象；（4）翻译研究的未来。在分析了欧洲日趋狭隘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之后，他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角度，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并对后者赋予了更多的希望。他指出，“美国的学者，或许在理论方面走得太远，没有详尽的历史研究作为根基。在这方面，美国的翻译研究者应该向他们的同行学习，尤其是中国，历史性和描述性研究都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第117页）他从翻译实践、翻译史研究和西方翻译理论的接受几个方面对中国的翻译研究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实现了与中国翻译学者有效的跨文化对话。正如王宁和孙艺风在序言中所评介的，作为一个西方主流世界的学者，根兹勒“不但打破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而且挑战了国际翻译理论界盛行的‘西方中心’或‘英语中心’的模式，关注非英语国家的研究成果。”（第9页），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自己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文化的研究视野，亲身实践了他所倡导的翻译学研究的多元性与跨学科性的未来走向。陈永国从后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概念“界限”和“越界”入手，借鉴吉尔·德勒兹/瓜塔里的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等概念，深入探讨了卡夫卡提出的、德勒兹/瓜塔里深化的小民族文学概念，并将其应用到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中。他所指的翻译是翻译的行为、转换的行为、越界的行为。在他看来，“原文成为首先划定、然后试图跨越的界限原文……以译文的形式获得了生命，或新生，也即不同于原文但又与原文密切相关的一种生命形式。……界限的意义恰恰在于越界的可能性，在于越界的行为，因此原文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可译性，也在于翻译的行为或过程。”（第127至128页）他试图说明，一切文化活动都离不开越界之于界限，变之于不变，小之于大的解域或生成运动。而在当下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一切语言、文学和翻译活动都是小民族语言对大民族语言、小民族文学对大民族文学的解域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学者，陈永国在探讨翻译的“越界”问题时，特别分析了中国经典道教文本中“魂”与“魄”的误译，说明翻译中普遍存在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从中国的独特视角出发、探讨具有普遍性理论问题的方式，是将西方翻译理论和研究本土化的典范。另一位中国学者王东风也倡导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实现西方翻译理论的本土化，并身体力行，借鉴西方理论探讨中国的翻译研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