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8203227 基金项目: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072202) 作者简介:张建萍(1978—),女,中国民用航空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赵宁(1957—),男,中国民用航空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图里翻译理论中译者的使命研究张建萍,赵　宁(中国民用航空大学人文学院,天津　300300)摘　要:作为特拉维夫翻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图里受埃文・佐哈尔及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翻译观点。在他的翻译理论中,关于翻译和规范的关系的见解更是独树一帜。图里提出了翻译模式中的规范概念,分别是原始规范、预先规范和操作规范。译者从翻译之前到翻译活动结束主要受到原语文化规范和目的语文化规范的制约,这两种规则如同线的两端,而译者的使命则是在两端间动态地选择自己需要的规则。探讨译者在规范的影响下的使命将会让翻译理论同翻译实践更好地结合,有助于二者的深化和发展。关键词:特拉维夫学派;图里;规范;译者的使命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105X(2008)0220141204一、前　言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主要指英、美、德、法主要发达国家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成果。但西方翻译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除了以上国家外,其他地方的翻译研究也卓有成绩,其中包括“低地国家”如丹麦、芬兰等,代表人物有被誉为翻译研究学派的詹姆斯・霍姆斯(JamesS.Holmes),芬兰教授特克南康特(SonjiaTirkkonen-Condit)等。以色利的翻译活动也如火如荼,因其与西方国家在人种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以色列通常被纳入西方译学的范围进行研究。以色利的特拉维夫大学是著名的特拉维夫翻译学派的主要发源地。埃文・佐哈尔(ItamarE2ven-Zolar)和基迪恩・图里(GideonToury)是该流派主要的代表人物。埃文・佐哈尔可以说是图里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启蒙者和合作者。在特拉维夫翻译学派的早期,图里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翻译理论。他只是协助佐哈尔进行文学和翻译研究,但在该过程中,图里深受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传统的翻译理论进行了挑战。该理论将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1975年以后,图里在调查的基础上吸收佐哈尔和霍姆斯等人的翻译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试图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他在这一时期的较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如1980年的《探索翻译理论》、1987年的《跨文化翻译》和1995年的《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等。二、图里的翻译理论受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图里认为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使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在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结构、文体以及常用语等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假设原语文化和原文为一端,图里将其端点称为“充分性”(adequacy)。另一端则是目的语文化,这一端的端点图里将其称为“接受性”(ac2ceptability)。因为时空的原因,译文不可能充分地反映原文;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翻译也不可能完全被目的语文化所接受。也就是说,无论译者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同时保全这两端。翻译之后的译文只能居于这两端之间,而译者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也是与“充分性”和“接受性”斗争、融合的过程。这是图里对于翻译理论的贡献,即他所提出翻译动态的假想。同时,在“充分性”和“接受性”的基础上,图里对影响译者在这两端之间的位置的因素进行了论述,换句话说,这些因素决定了译者是更倾向“充分性”,向原语文化靠近还是更倾向于“接受性”,向目的语文化靠近。这些决定因素被图里称之为规范(norms)(有的学者也将“规范”理解为“准则”)。它们的含义在本质上并不矛盾。翻译“规范”是图里理论的核心。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JournalofChinaUniversityofMining&Technology(SocialScience)2008年6月众所周知,“规范”是指那些已经得到社会公认的普遍的价值观或者观念。受“规范”的影响,符合规范的则会被保留并用于判断其他行为是否合乎要求,而那些在社会中不符合“规范”的行为道德准则会被摒弃。同样,翻译中也存在这样的“规范”并起着同样的作用。这些“规范”不仅在各种翻译中产生作用,而且贯穿于整个翻译的过程。具体到翻译中,即在特定的文化或者文本中,“规范”指被优先且反复采用的翻译策略。译者如果想要自己的译文被所在的社会接受并且完成译文的功能与价值,译者首先要了解原语和目的语中的“规范”。然后将这些已经约定俗成的“规范”在翻译过程中时刻监督制约自己,同时做出倾向性的选择,并付诸翻译实践,最终得到相对完美的译本。因为图里与佐哈尔同属于特拉维夫学派,图里早期协助佐哈尔进行资料整理,因此,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思想对其影响巨大。同时图里还进一步发展了佐哈尔的观点。多元系统理论更多的关注包围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各自的文化系统,并认为它们又同处于一个大的多元系统中。鉴于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图里所关注的翻译活动中的“规范”体现了文化对语言的制约作用,这两种“规范”不仅仅是指文本本身,即两种不同的语言在语法、文体、词语选择等语言的角度所允许译文生存的各种规范,而且包括它们所存在广阔的文化,社会等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或者子因素的“规范”。各个“规范”之间联系紧密,互相作用。所以,在图里的理论中,译者所担负的使命更重,不像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只关注语言层次的约束,而是需要考虑更多。这具体表现在翻译过程中的三个选择模式中,或者又称之为三分模式。三、三分模式中译者的使命完成对于原语文本的翻译工作,就图里的观点来看,关键在于这三个阶段的选择。首先是在特定时期译者对文本类型或者文本内容的选择。图里将这次选择过程中的“规范”称之为“预先规范”(preliminarynorms);其次是译者让译文在靠近原语文化和文本还是靠近目的语文化和文本之间做出选择。这一过程中的“规范”图里称之为原始规范(initialnorms);最后是在实际翻译中,译者所作的选择,具体包括选择译本的整体结构、文本构成和语言的组织情况等等。这一阶段的“规则”称之为操作规范(operationalnorms)。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三分模式体现在翻译的整个完成过程,其中包括从选择翻译方法、选择文本到实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所有过程的顺利完成主要依靠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同一原语文化中的文本被不同的译者翻译后,最后所呈现出来的译本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些会出现背离的情况。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承担翻译任务的译者身上。尤其是取决于译者对于在特定时期限制下对影响翻译活动的“规范”的倾向性的选择和利用。也就是说,译者该如何面对这些“规则”便是译者的使命所在,一个译者最终所呈现的译作主要取决于译者在三分模式中对于各种规范的取舍和选择。是否能够处理好译者与“规范”的关系将直接影响着译文的成功与否。预先规范(preliminarynorms)是指控制所选文本的内容和题材的“规范”。该规范直接限制了译者所译的文本对象。在预先规范的影响下,译者需要考虑目的语文化中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政策来选择所译文本是否可以得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喜好。一般译者在翻译之前要做市场调查的原因即在于此。一般来讲,只有符合目的语文化“规范”的作品才会被介绍进入目的语文化。反之,如果文本与目的语文化、经济等方向背道而驰,会被摒弃不做翻译。比如中国诗人寒山的诗集在20世纪中期受到了美国读者的推崇,寒山的诗歌之所以能在美国广受欢迎,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是因为寒山的诗作迎合了当时美国新起的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寒山的诗作与目的语的文化潮流保持了一致,得到了认同,因此原语文本从预先规范衡量具有可译的价值,所以被大量地译入并受到了欢迎。译者在预先规范的指导下,所作的工作可分为两步。首先就是了解目的语与译文的最终接受有关的一切因素,当然是包括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所倾向的“规范”。其次是要充分了解自己所译文本的内容、形式、主题,然后从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原始规范(initialnorms)是译者在开始进行翻译活动前所要考虑的问题。在原始“规范”的影响下,译者可以倾向于两种不同的规范。一种是遵守原语文化和原文的“规范”,另一种是遵守目的语文化和译文的“规范”。如译者遵守前者,那么其翻译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在译文中表现原文与原语文化。如选择后者,则会在翻译方法中打破原文和原语文化的限制,译文会或多或少出现偏离原文的现象。也就是图里所说的“充分性”和“接受性”之争。“充分性”(adequacy)体现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直以原文为归依,其译文就是为了还原原语文化的语言和文化规范,即充分地接受原语文化和原文的“规范”。“接受性”(acceptability)表现为接受目的语文化和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直以目241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6月的语文化为归宿。具体到翻译方法中,译者如果在原始规范上倾向于“充分性”,则一般容易采用“异化法”,如倾向于“接受性”,则采用“归化法”。如在中国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间这一时期,著名翻译家林纾从事翻译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所以读者对译文的“接受”性是他在翻译中考虑的首要问题。因此,林纾在原始规范(initialnorms)阶段选择倾向译语文化的“规范”。所以,他的译文多采用“归化法”。同时,“归化法”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强势文化将弱势文化的文本翻译过来时采用的翻译策略,而林纾所生活的中国当时正处于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从统治阶级到普通民众无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最强大的文化霸主。这一国情也与林纾选择“归化法”不谋而合。原始“规范”影响下的选择至关重要。这一抉择直接关系到整个译作的风格和服务方向,因为采用不同翻译方法和对于何种文化“规范”的倾向不仅反映了一种民族文化心理,还会关系到读者对于文本接受的程度。译文作为一种传播语言和文化的工具,其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操作规范(operationalnorms)主要指影响译者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出于现实性考虑所抉择的翻译技术上的“规范”。操作规范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母体规范(metricialnorms),即在宏观上结构上制约翻译的“规范”,如是全文翻译还是局部翻译,同时还包括决定译文段落、章节等的“规范”;第二种是篇章语言学规范(textual-linguisticnorms),这主要指决定译文句子结构、词语的选择等微观层次的“规范”。比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的时候,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词,这是德文词语“规范”对译者在操作规范上的制约。操作规范是支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抉择的因素。如果说在原始规范和预先规范中,译者面对“规范”做出抉择时,关键要将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放于两种所生存的文化背景中,并要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对影响它们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归纳和总结。那么,在面对操作规范时,译者更多的是考虑文本本身,包括文本的内容、文体、风格和主题等。这对于译者语言和文学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需要译者加强自身的业务素质,才可对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综合把握。在图里看来,“规范”在翻译中无处不在,并对译者的翻译活动进行影响和制约。虽然“规范”为客观存在的现象,同时图里关于原始规范(initialnorms)、预先规范(preliminary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norms)的论述还是属于纯理论研究的范围,但该理论是一种从翻译实践中升华提炼的归纳而得到的假说,并非出自凭空想象。在翻译实践中,“充分性”和“接受性”就好比一条线的两个顶端,译者不可能完全选择“充分性”或者“接受性”,而不受另一端的影响。即译者如倾向于“充分性”,接受原语文化的“规范”,他也不可能完全不受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同样,译者如果选择“接受性”,认同目的语文化的“规范”,也不能置原语文化于不顾。纯粹的选择对译者来说永远做不到,那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译者的抉择常常是两个极端的合伙或者妥协。因为译者受到了很多不固定因素的影响,译者在“充分性”和“接受性”之间的位置是动态变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同一部作品让不同的译者翻译,会得到不同的译本的原因,其实,即使同一部作品让同一个译者在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或者年龄阶段来翻译,最后产生的译本也会有很大差距,原因也在于此。同时,就制约译者翻译活动的“规范”,图里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规范”在短期内也许变化不大,但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中。“规范”的这种变化发展赐予了其时间性的特点。“规范”的时间性是归根到底是由于其根源的变化,即文化发展变化所引起。因“规范”的不稳定性,一些在某一特定时期被视为“规范”的因素在一段时间后有可能被视为过时或者落后的“规范”;而一些在若干年前看起来落后的“规范”也有可能受到推崇。这是一些译作在某个时期曾经备受群众推崇,后来却与时代相脱节,淹没于历史之中,而有些作品在其创作的年代不为人所认同,后来却被推崇为经典的原因所在。同时,在图里的观点中“充分性”和“接受性”与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所处的文化紧密相关,它们是不同的文化发展的结果。那么适应于这两种文化的两种“规范”性就有了一定的空间性。“规范”的时空性让规范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中。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既会受到“充分性”和“接受性”中相对静态的原始规范、预先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制约,也会受到这些“规范”的时空性的限制。能够跨越“规范”时空的限制,并且介于符合“充分性”和“接受性”规范限制的译文将是比较理想的译文,而这也体现了译者的使命所在。四、结束语特拉维夫学派翻译理论的诞生引起了翻译界巨大的关注。佐哈尔和图里的理论赢得许多赞许的掌声,同时也有许多的翻译学家,尤其是翻译理论家提出了批评性的建议。其中一点是他们认为该学派没有忽略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但缺乏理论实践的基础。笔者不这样认为,这些对翻译活动所3412008年第2期 张建萍,赵　宁:图里翻译理论中译者的使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