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综述 摘要：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已是多元文化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其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呈现出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倒退共存的特征，但作为一种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文化，大众文化更多地展现出积极的一面。所以在对待当前的大众文化上，我们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积极建设的态度，有针对性地做好引导、提高、规范的工作，才能创造出我们所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 关键词：大众文化；中国；大众文化建设

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出现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发展，既有深刻的内在必然性，也有明显的缺陷。大众文化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必要深入探讨中国大众文化建设，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文化力量。

一、大众文化的概念 引进大众文化研究以来，中国学者对“大众文化” 所做出的界定颇为模糊。学界主流的观点偏重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说，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业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是什么，诸家却语焉不详。随着大众文化理论的英美化转向，原有的认识遭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 由于理论、方法、视角不同，斯道雷曾概括出大众文化的6种定义。从辞源学角度考虑，以下两种界说更值得注意：一说为Mass Culture。它带有贬义，让我们对大众文化产生一种否定性的判断，即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其中渗透着“宰制的意识形态”，也是政治与商业联手对大众进行欺骗的工具。另一说为Popular Culture。在此层面上思考，大众文化则成了一个中性词，甚至有了某种褒义色彩，即大众文化来自于民间，与民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甚至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为叙述方便，我们在此把Popular Culture叫做通俗文化，而把Mass Culture称为大众文化；其余部分则一般通称大众文化。[1] 中国学术界也对大众文化做过多种界定。李生文在《大众文化的生产、现状及其影响探微》中指出，大众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文化现象,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众文化是以文化工业生产为特征,以市民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的现代文化形态,并以消费性和享乐性为主要特征。[2] 金元浦的《定义大众文化》一文，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自己的界定：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 1

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3] 王一川在《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一文中，给大众文化下的定义是：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作者主张建立中国自身的大众文化学。[4] 16 围绕大众文化的定义问题，陈刚的《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李凤亮的《大众文化:概念、语境与问题》、季水河的《关于大众文化概念与性质辨析》、高洪福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等,对大众文化的特点、定义、功用、影响和发展前景都有不同视角的描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思想无一例外被再一次引述。在此以陈刚所给出的定义为例：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5] 39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对大众文化的界定上，有很大的共性，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大众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当代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且有特定的消费对象。正如王一川在《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一文中提出，在操作大众文化定义上，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它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第二，它是社会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或制作者；第三，它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力斗争或思想论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性；第四，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4]而大多数学者也是以此为依据为大众文化做出界定。不同的是，王一川、陈刚把大众文化与商品市场规律联系起来，认为大众文化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而金元浦则把大众文化上升到全球化的高度。与此同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也此起彼伏，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理论建构,在迈着坚实的步履一路前行。

二、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国内一些学者在论及大众文化时，一般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始。以肖辉和周建平为代表，他们在《中国大众文化探析》一文中，指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世俗化的全面展开与社会的急速转型，原来由港台、好莱坞偷渡而来的大众文化，便借助于当代中国特殊的人文生态环境，开始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与中国本民族的文化形态展开了激烈的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工业也借助开放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土壤及商品经济的杠杆开始发育和启动，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总之，商品的普遍性、享乐的合理性、社会的世俗化、文化的多元化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生态环境。[6]

然而，一些学者也指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独立的、本土的中国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是伴随着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大众”传媒的急剧扩张而产生和发展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现代工业技术的基础上逐步产生与发展的。这一论点的代表有徐姗娜的《中国大众文化利弊谈》[7]以及张树武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大众文化传播策略研究》[8]。徐姗娜同时也指出了大众传媒在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对于以上学者的态度，崔成涛认为这是不严谨的，因为这里暗含着这样一个思路：中国的大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因海外特别是西方大众文化传入而引发的，以前历史上中国没有大众文化资源。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获得充分发展，这是正确的，但这种充分发展是因为改革开放促使大众观念的改变，而决非因为海外大众文化的传入，而且在以前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大众文化资源。很可惜，在研究中国大众文化时，国内诸多学者不顾中国的实际，想当然地把西方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方法、框架模式、评价标准直接“移植”到中国，造成对中国大众文化的误读。[9]

追溯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崔成涛在《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中，把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三十年代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萌芽时期；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大众文化的产生及蓬勃发展时期；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成熟时期。[9]

对于大众文化目前在中国本土的发展，陈中文在《论大众文化的发展》中认为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大众文化的兴起、发展也极不平衡，一些发达的地区和一些中心城市已经进入了广义大众文化的时代，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及一些边远地区，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还只是电视。但无论如何大众文化已经在中国全面兴起，可以说：“电”通到了哪里，大众文化的触角就伸向了哪里。大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及迅速发展并不是主观因素造成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0]

事实的确如此，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条件。伍新林在《略谈中国大众文化》中也认为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必然性的。这首先是因为大众文化的崛起满足了大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其次，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是市场经济催生的结果。大众文化因其通俗、实用、符合时尚、易于消费，较之精英文化更适宜于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与因具有众多消费者而占据优势地位的大众文化产品相比，精英文化在市场竞争中则显得步履维艰，原因就在于其生产过程的复杂以及消费需求的低下。第三，生活节奏的加快，也为大众文化的崛起提供了契机。[11]以上论述表明，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 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百年激烈的文化冲突。大众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文化现象，而且大众文化的产生和传播并形成一种现代文化形态，这一事实在中国和西方的表现是不同的。 李生文在《大众文化的生产、现状及其影响探微》一文中指出，相比较西方的大众文化产生发展来说，中国的大众文化的生成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它从产生到发展壮大只经历了短短十几年。这十几年就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各项事业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几年。期间并没有遇到像西方大众文化发展中受到来自正统精英文化的有力抵制。分析这一现象的出现，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具备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其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尤其是科技手段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成果，为大众文化抢占市场提供了厚实的物质载体。在中国取得的众多的发展成就当中，科技的长足发展和大众传播手段的提高和应用，尤其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推动力。[2] 大众文化的发展基于两个主要条件。一是，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以消费的文化商品形式为特征的，这要求社会提供能够批量生产这一文化商品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市场运行机制。二是，文化商品的生存离不开大批消费者。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为大众文化(文化产品)走入市场提供了途径。而科技和传播手段的发展与普及又为文化产品能批量生产与复制提供了可能性。由此，一种新的文化工业形式应运而生同时大众生活的富足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也拉动了都市乃至乡村民众消遣、安逸的消费欲望。众多的大众文化消费群落由此产生，文化商品找到了赖以生存的消费者。在此基础上文化商品以其制作和传播的优势和突出的媚俗特点，很快进入并占领了消费市场，得以蓬勃发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