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研究仍然有相当广阔的拓展空间王贵祥〔提要〕作者提出，在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面可以从艺术与技术、历史与社会、文化与思想三个层面展开。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艺术与技术层面滥觞于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建筑史学，经过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学界前哲披荆斩棘的开拓奠基以及此后学者们纵横裨阖的拓展，学术成果已蔚为大观。
其学术的端绪不仅在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两岸三地藤蔓滋衍，也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欧美一些国家的大学与学术研究机构登堂入室。
如在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艺术与科学系所设的东亚研究中心，关于中国艺术史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已经成为这些系科的重要学术方向之一。
一些学有所成的学者甚至将中国建筑史作为自己的主攻领域。
而由欧美学者用英语或其他语种著述的有关中国建筑史学的专著，也以十分独特的视角为中国建筑史学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范围，并为这一学科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使之成为世界艺术史学与建筑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然而，仅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而言之，其研究的范围与深度，仍然有相当广阔的空间。
以笔者愚见，目前的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上展开：其一，艺术与技术的层面；其二，历史与社会的层面；其三；文化与思想的层面。
一、艺术与技术层面的研究建筑历史的研究始自艺术史的探索，西方建筑史发端于西方艺术史，而且至今仍在艺术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建筑史从奠基之始，即植根于艺术史研究的层面。
研究者着力于建筑的造型特征、时代风格、细部装饰、构件曲线、结构美感等等，皆着意于建筑艺术特征之阐释。
对于一个时代的现存建筑进行深入缜密的测绘，通过其造型曲线、装饰趣味的细微变化，探讨当时社会的艺术取向，是建筑史学者所着意的目标之一。
梁思成、刘敦桢、林徽音等老一辈学者为我们架构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脉络与审美价值取向。
我们今日的中国建筑艺术史观，无不受益于他们的研究成果。
同出于梁、刘门下的学者中，如莫宗江对建筑艺术之独特感受、陈明达对应县木塔之比例分析，罗哲文之钟情于长城、佛塔，其着力历史与社会层面文化与思想层面方法论点也在建筑艺术的层面。
而傅熹年对城市、宫殿，及建筑组群与单体内在比例的深入探讨，超越前人直觉的艺术感受，对于中国建筑空间与造型的艺术规律做出了更为理性的判断，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最近，由萧默担纲，十余名中青年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建筑艺术史》，几乎完全是围绕中国建筑艺术及其演变这一主题展开的。
然而，就中国建筑的特征而言，艺术的层面是不可能与技术的层面相剥离的。
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是在艺术与技术两个层面上阐释中国古代建筑的经典著作。
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与《宋〈营造法式〉注释》更是在艺术与技术层面上透析中国古代建筑的鸿篇巨制。
这里所谓的技术层面，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建筑技术。
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探讨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究竟是怎样，以及如何建造成我们今天熟知的这个样子的问题。
如平面、梁架、斗拱、装饰、彩画等等，与中国建筑艺术之造型与细部之处理诸多方面。
从艺术与技术的层面上研究中国建筑，从根本上讲，就是解决一个何以是中国建筑的问题。
也就是：究竟中国建筑“是什么”的问题。
这是对中国建筑进行任何深入阐释的基础。
没有这一研究，任何相关的研究都是没有根基的。
目前的大部分中国建筑史研究，大都循了这一基本路径，且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这一层面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相关的研究课题仍然是几乎俯拾皆是。
例如，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内涵与结构特征的研究，就仍然有大量的疑难问题没有解决。
例如：唐宋建筑中的“材分”制度问题。
笔者曾注意到，建造于公元%$&年的山西平遥镇国寺大殿与建造于公元%$’年的福建福州华林寺大殿，两座建筑相距数千里，细部造型与建筑体量及相关实测尺寸相差很远，但因为两座建筑都是三开间单檐七铺作大殿，建造时间又十分接近，因而，两座大殿各部分实测数据折合成的材分数值关系却彼此十分接近。
而作为宋人称之为“构屋之制，以材为祖”的这种制度，究竟是怎样左右或影响了古代建筑的设计与施工的，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类似的问题，在明清时代的“斗口”制度中也会同样存在。
同样，宋代彩画制度、小木作制度，虽然有梁思成先生的开山之作，为我们奠定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但因现有资料奇缺，因而研究难度很大，一些问题尚在悬疑之中，还有待后来学者进一步的探索。
类似的学术难题，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几乎比比皆是。
而且，建筑艺术与技术层面，也不仅仅局限于造型、结构与装饰细部，例如，建筑组群方式及其空间特征应该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然而，因为现存早期建筑中，完整的组群几乎没有，其研究的难度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但如果考虑到许多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建筑，恰恰更多的是关于组群、布局，反而较少涉及单体建筑的结构造型，从这一点上来看，似乎从建筑的艺术与技术层面上的深入研究，仍然还有相当的潜力可以发掘。
就是在单体建筑方面，仍然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的地方，如我们依据现有实物习惯上认为八角形塔是从唐末才开始出现，而到宋代时才大规模普及。
而历史资料显示，八角形的建筑平面，早在初唐时期就已经在大型殿阁建筑中使用，八角形塔是否在这一时期先后就已经可能出现，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另外，我们习惯上认为的盝顶式建筑是从元代随着色目人将中亚地区的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结合而成的产物，而史料却说明，至少在宋代时，盝顶式屋顶已经是一个人们并不陌生的建筑造型形式。
这些都说明，中国建筑史在艺术与技术层面上的研究，还有相当广阔的天地。
二、历史与社会层面的研究毫无疑问，在艺术与技术层面上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已经初步架构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框架体系。
刘敦桢与梁思成的两部中国建筑史著，为我们确立了中国建筑史的基础文本叙述框架。
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同样感受了他们对历史与社会的关注。
如刘敦桢先生对古代哲匠的研究，对六朝建筑装饰与当时社会的关系及其影响的探讨；梁思成先生对壁画中所表现的建筑现象的深入研究。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于现存历史建筑实例的极其缺乏，我们目前作从事的研究，还比较关注现有的建筑实例本身，而对历史上的建筑现象还没有作整体的考虑，而且，对于那些与建筑相关联的社会历史现象，也往往忽略。
基于现存实例基础上的资料陈述与历史阐释，是无懈可击的经典学术研究方法。
问题是，如果我们就把这一叙述当作真实的历史，却是不大准确的。
比如，由于唐代以前的建筑遗存几如凤毛麟角，如果我们仅从这些极少的实例中勾画出唐代以前建筑的历史面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使是实物资料比较丰富的宋、辽时代，我们也只是触摸到了历史实际的一些琐碎的片段，距离历史的真实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既然是治历史科学，不断趋近于历史的真实，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对历史的“发覆”的工作，还是应该有人去做的。
例如，我们对于佛教寺庙与道教宫观的认识，主要基于现存古代寺庙与宫观建筑。
而现存寺庙宫观多是经过明清数百年修缮改造，可能个别单体仍然是唐宋时期的，但总体布局上却早已面目全非。
从史料分析上来看，唐宋时期的寺庙与明清寺庙，在布局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如回廊的大量使用；如殿、法堂、讲堂、禅堂、庑、室、厨、浴室、厩的明确区分，三门、后三门、门楼、大悲阁、藏经阁、罗汉阁、御书楼、转轮藏阁，甚至水磨亭阁及接待宾客用房的建造，在唐宋文献中常有发现。
其基本的布局模式也不像我们所熟知的明清寺庙那样用“一正殿、两配殿”的格局。
又如，中国古代官僚阶层主要出身于儒家，因而历代由官方提倡，地方官吏最为热心建造的建筑物，一般都是太学、府学、县学与文宣王庙（即后来的孔庙或文庙）。
唐代京城长安城甚至出现过凡是出身儒门的官吏，每人必须捐俸多少，以修缮京城太学与文宣庙的史实。
而且，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在有的州学中还专门辟出一个院落，设立招收童稚生的小学。
这两类建筑不仅遍布全国，而且对于历代文化的传播、教育普及，及对偏远地区的民俗教化，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统，都曾经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由于历史遗存太少，尤其是早期的文庙与府、县学，大都经过后世的反复改建，完整的较早时代的建筑组群已经几乎没有，因而，在我们的建筑史研究中，这一重要的建筑门类，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大略处于似有还无的状态。
其实，建筑史中类似的盲点还有很多，如历史上有过大量的礼祀性建筑，特别是历代帝王的庙堂，往往是历代宫廷君臣之间谈论最多的建筑。
而在唐宋时代还出现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吏可以建家庙的现象。
对于这一类建筑的研究，目前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
而况，建筑历史研究，并不应当是孤立的建筑物的建造史的研究，而应当是人类历史与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于中国建筑史而言，就应当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及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历史的研究应当是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与历史的发覆探微与弘扬光大，是致力于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建树与文明史建构，而不应当仅仅是所谓为今日建筑创作提供灵感的纯功利主义的狭隘目标。
另外，我们还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建筑甚至城市的管理问题。
宋代《营造法式》中，关于工限、料例问题的大量篇章，本来就已经是研究当时建筑管理乃至建筑结构与造型的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领域。
如果我们再深入到历史文献中，还会注意到，古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宋代以来，其实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建筑建造与管理的功能与机构。
如宋代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八作司”、“壕寨司”承担政府直接负责的建筑物或城寨、水利等土木工程的营造建设，而宋代建设中，大量使用军队士兵，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同时，在宋代京城中，还设有专门的“店宅务”，负责京城房屋的用地规划、房屋建设与出租管理。
对于这些历史现象的研究，不仅对于建筑史是一个补充，而且对于城市史、社会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于在建筑历史研究中，过分注意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些原本是片段的例证连缀在一起，由此得出的某些规律性的结论，更是需要从历史与社会的层面上做出审慎的论证与推断，才能够使之立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
这也是在这一层面上深入推进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目标之一。
三、文化与思想层面的研究建筑现象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现象。
无论是作为艺术的建筑或作为社会功用性的建筑，都与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正是由于文化的千差万别，才使得世界建筑史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多样性特征。
尽管我们可以对一度出现的文化热进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世界建筑史上的多样性特征，正是由文化的多样性引起的。
文化问题涉及民族历史、民族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
比如，中国古代以儒教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在建筑问题上有一种强烈的抑制性倾向。
孔夫子就主张“卑宫室”，上古三代的尧因为将宫室建造成“茅茨土阶”的样子，成为历代帝王必须效仿的典范。
汉文帝因为考虑到他拟建造的一座台观建筑的花费可能相当于普通人家的“十家之产”因而决定放弃建造，成为历代儒士们批评帝王大兴土木的经典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