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1985年后中短篇小说的叙事视角试验王西强内容提要：1985年莫言开始了小说叙事视角试验，将“我”视角叙事改造为“类我”复合视角叙事，完成了“我向思维”叙事的构建，造就了“煞有介事”的叙事腔调，“滚珠落玉”的叙事风格和“泥沙俱下”的语言浊流。
莫言的叙事视角试验使受他支配的叙述者的叙事能力以及叙事所能实现的审美能力与空间被放大，这无疑是对现代叙事艺术的探索性贡献。
关键词：莫言 “我向思维”叙事 叙事视角 虚构家族传奇莫言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可以1985年为界分前后两期。
1985年 1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莫言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
“80年代是艺术全面革新的年代，而这场革新运动又正是在1985年前后走向鼎盛时期……这就是通常所言的‘85新潮’。
” 2“这是奇迹迭出的一年，创造力炽热沸腾……这是民族主体精神和生命力度在艺术领域的又一次喷涌勃发。
” 3当代文学史上的1985年，被文学史家命名为“方法年”。
这一年，国际上流行“怀乡”病（nostalgia），“1985年，怀乡成了一个广为接受的回望过往的口号”， 4中国作家则在寻找“文学的根”。
这一年，莫言意识到，“要想搞创作，就要敢于冲破旧框框的束缚，最大限度地进行新的探索，犹如猛虎下山，蛟龙入海……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
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5可以说，1985年后莫言的创作是在国内外文艺界普遍流行“怀乡／寻根”的文化大气候中，有意识地带着“狂气和雄风”，带着“邪劲儿”在“最大限度地进行新的探索”的。
而莫言选择的“冲破旧框框”的突破口是被视为“小说技巧的关键”的“叙事角度” 6——叙事视角的探索与试验。
因此，以1985年为界，考察莫言叙事视角探索，便具有了较大的学术价值。
需要指出，莫言的叙事探索并未仅止于对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变换使用，他把“我”视角叙事发展为“类我”复合视角叙事，从而造就了多人称和视角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6期加的“我向思维”叙事，正是这种叙事策略造就了莫言小说“煞有介事”的叙事腔调，“滚珠落玉”的叙事风格和“泥沙俱下”的语言浊流。
在对家族往事的“想象性”追忆中，莫言通过这些复合人称视角完成了对传统单一叙事人称模式及其阅读审美感受的挑战与颠覆，得以自由穿行在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之间，创造出了“莫言体”叙事风格和大量虚构家族传奇小说。
“我向思维”，是“‘现实思维’的对称。
指专受个人的欲望和需要所支配的思维，亦即从自我出发而不顾现实的、主观性极强而又极不合逻辑的‘愿望思维’。
是一种极富幻想性的病态思维”。
7“指一种单纯受个人需要与愿望控制、不顾客观事实的思维。
常出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
有的心理学家将这种思维等同于幻想、白日梦和想象。
” 8这种服从“个人欲（愿）望和需要”、“不顾现实（客观事实）”、“极富幻想性”、“等同于幻想、白日梦和想象”的“愿望思维”，在精神病理学上是一种“病态思维”，在文学创作中，却是作家们梦寐以求的思维状态。
借助这种思维方式，作家在观察、表现世界时，就可以以自我的审美价值尺度为标准，主观地把自我的情感色彩、艺术感悟和生命体验投射到其艺术创作的客体身上，通过客体的种种艺术表现形态来表达艺术创作主体即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感受和审美诉求，从而达到个性闪耀、异彩纷呈的陌生化、新颖化艺术效果。
具体到小说创作中，作家则时常选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来结构故事，以“我”（叙述者，亦人亦物，但非作者）的所思所见所闻所为为叙事原点，以“我”的判断为美学、价值或道德评判的标尺，以“我”的情绪呼唤读者的情感对应，极力追求“叙事移情”（Narrative Empathy） 9的接受美学效果。
在莫言小说中，有两种“我向思维”叙事的人称机制：“我”叙事（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我”、“我们”）和“类我”叙事（复合人称叙述视角“我爷爷”、“我奶奶”等），他们共同担负起了莫言通过“精神还乡”10来“想象过往”11的文学理想和实践。
“想象的过往”之一：“我”叙事莫言说过：“我与农村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是土地和禾苗的关系……也是鸟与鸟笼的关系，也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12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和底层文化情结，使莫言无论在创作心理还是在文化皈依上都习惯性地选用第一人称“我”作为小说叙事的切入点，在“我向思维”叙事语境中，他感到了叙事情感上的亲近和飞扬想象的便利。
在莫言1985年后全部67部中短篇小说中，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视角的有41篇，借助这一视角，莫言营造了独特的“我向思维”叙事的文本艺术世界。
论莫言1985年后中短篇小说的叙事视角试验莫言1985年后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视角、讲述乡村故事的中短篇小说，与他此前写童年苦难记忆的沉重与压抑相比，多了些诙谐、轻快的调子。
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情感形态也由童年期的忧郁自闭、孤独内向和超常态，向青少年、成年期的开放、舒朗、达观转变。
随着时间的流逝，莫言把他被时间“诗化”的乡村记忆以颇具才情的笔调、用追忆性叙事视角艺术地再现出来。
这一转变有其心理动因，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言：“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和体验过的情感的最好的洗涤器。
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并且还诗化了回忆。
由于记忆的这种特性，甚至很悲惨的现实的以及很粗野的自然主义的体验，过些时间，就变得更美丽、更艺术了。
”13 1．乡村往事和生活想象里的“我”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白棉花》《天才》《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等十余个篇什中，莫言使用“我”或“我们”等人称叙述其或亲历或耳闻或想象的乡村故事。
在1985年前的小说中，莫言总尝试通过运用叙述技巧（视角、人称变化）把情节简单的故事叙述得跌宕起伏、充满悬疑，在叙述中，他总在推延展示故事的走向，但叙述的指向性很明确，叙述者甚至提前向读者预告故事的结局、人物的命运。
而在1985年后的小说中，叙述的视角不再频繁地变换，故事时序虽时有打乱，但叙述时间、空间和故事时间、空间不再有很大的差异，莫言转而注重保持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趣味性，并尽量在叙述中加入与故事人物或与人物性格相关的故事，使叙述和故事都呈现出枝蔓性特征（如《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叙述的指向性不再像此前的作品那样明确，小说的结尾往往是传统小说的“抖包袱”式——故事结局出人意料（如《白棉花》《司令的女人》等），或营造出新的故事悬疑，小说的叙述却戛然而止（如《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天才》等）。
叙述的近乎无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故事的完整性，从而造成了一种敞开式的结尾和新的阅读审美感受——读者欲罢不能却又能有所思考。
在1985年前的莫言小说中，第一人称“我”或是以故事人物的身份担当叙述者，叙述限于人物的知域，或是以故事参与者的身份参与自己所在故事部分的叙述，并兼有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看者与被看者双重身份，且这两种身份相互转换，造成一种叙述与被叙述的对立。
1985年后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基本上仍是以故事人物的身份叙述故事，但为了叙述的方便，作者在小说中时而采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时而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作为叙述的视角（如《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司令的女人》《天才》等），“我们”在故事层面上能够感知、思考和做的大大增加，这无疑增加了小说的人物数量和故事容量，叙述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6期知域范围也被相应地拓宽，为小说的枝蔓性叙述和相关故事的添加创造了条件。
因此，我们看到，莫言小说的叙述者“我”往往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加入新的故事或临时把叙述权转让给叙述对象——某一个故事人／物，让他添加一个新的故事。
这样，叙述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故事性，叙述的目的，就为了叙述，而不像此前的创作那样：人为割裂原本情节完整的故事，重新排序，再把它一部分一部分地叙述出来。
在莫言1985年后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的小说中，故事时间里童年的“我”呈现出向叙述时间里的青少年甚至成年的“我”过渡的倾向，“我”或“我们”在小说中是作为次要故事人物出场的，是故事的见证人，很少以具体的故事行为参与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却以敏锐的感觉推动叙述的前行。
同时，莫言也塑造了一些在现代工业文明和乡村农业文明冲突碰撞中性格变异的“高密东北乡”人物（如《司令的女人》中的司令、《天才》中的蒋大志、《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中的“骡子”等），他们满怀离乡的兴奋或悲凉，多是悲喜剧人物，形象都比较丰满，让人笑让人怜，这多少也是莫言自身在城乡文明夹缝中挣扎的心理体验的文本折射。
2．奇幻的成年故事中的“我”在莫言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小说中，叙述者除了以青少年“我”的故事人物身份来叙述乡村故事和少年记忆外，还以成人“我”的视角叙述成年故事或站在成年人的立场上回望青少年时光，这些小说多诙谐幽默或有奇思妙想，计有军旅题材的《革命浪漫主义》《苍蝇・门牙》《战友重逢》等；有关于农村旧观念遗存的，如《弃婴》《灵药》等；有关于农村奇人异事的，如《养猫专业户》《白棉花》《姑妈的宝刀》等；也有纯粹为讲故事而展开叙述的《藏宝图》。
我们选取较有代表性的《战友重逢》和《藏宝图》来做叙事文本分析。
《战友重逢》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文本。
小说讲述了一个阴阳两界、人鬼异处的战友“重逢”的故事：少校赵金在回乡路上遇到了十三年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战友钱英豪。
小说奇就奇在这对身处阴阳两界的战友却能同坐在河边一棵柳树梢头回忆往昔，小说的叙述就在他们如梦如幻的对话和对往事的追忆中展开。
叙述者并用现在性和追忆性视角：现在性视角讲述“我”与钱的奇遇，追忆性视角叙述“我们”少时的故事——参军、受训、参战等。
同时，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不时把叙述权交给钱，让他以第一人称叙述他牺牲后，发生在“阴间”——南国边陲烈士墓地的故事。
在叙述中，叙述者又引入一个新的故事人物——战友郭金库，由他的加入而引出“我”和郭的上一次颇具喜剧意味的“战友重逢”和牺牲在南国边陲的钱何以会在家乡河边出现的原论莫言1985年后中短篇小说的叙事视角试验因：钱的父亲梦到儿子，并千里跋涉去南国烈士陵园偷挖儿子的骨殖，故事的叙述权又一次转让给钱，让他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灵魂的返乡之路。
小说的叙述焦点最后聚集到“战友重逢”现场的一个老实巴交的战友张思国身上：他和继子在看水防洪。
一个穿行在过去与现在、阴间与阳界的奇异的战友“重逢”的故事让莫言讲述得妙趣横生、鬼气四溢。
第一人称“我”、“我们”的使用让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平添几分真实，小说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就在于，通过对比过去“我们”在柳树上“刻字言志”和十三年后身处阴阳两界的“战友重逢”、战争的残酷与游戏性和战后不久敌我双方的和解与牺牲的不可挽回甚至无价值，来揭示命运的多舛和现实生活的艰辛与琐碎以及曾经的崇高伟大理想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