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感性活动”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性被理论界所关注，关于它的话语也越来越流行，成为热点讨论的话题。与此同时，这个话题所要求的是，一方面需要把现代性的内涵、特征、性质等等揭示出来并展现给世人，更重要的方面在于要从哲学上洞察其本质，开拓出对现代性分析的更高层次。当然，在哲学上对现代性深入分析的要求，首先是从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开始引入，形成当今学者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不同看法及其阐释方向。但是，如果我们要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作恰如其分地理解，就必须从“感性活动”出发展现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本质内涵，因为“马克思哲学的活力源自于我们生存的历史境况，或者竟可以这样说，它属于或深入于我们的存在世界本身”[1].在这样的旨趣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本质上是由“感性活动”作为根本的基础和原则形成的整个问题领域。
一、马克思“感性活动”原则的确立。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史变革，是以“感性活动”对“感性实在性”和“抽象的精神劳动”的双重批判被课题化的。这一课题所要表明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以往形而上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而确立起来的“新哲学”的阐释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我们需要从哲学存在论（本体论）上明确其来历，并揭示出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原则创造性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实在性”和黑格尔的“精神的能动性”.
首先，“感性实在性”原理与费尔巴哈彼此关联。可以认为，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与对象之间关系的问题，陷入到了困境。在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对人与对象的关系的解决途径上，费尔巴哈把感性实在性作为解决人与对象的关系的契入点，从人的感性存在出发并以感性直观作出了解释。就此而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高度赞扬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实在性及其功绩，指出：“他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2]158进一步来讲，费尔巴哈的感性实在性，它的贡献在于从哲学存在论的高度揭穿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抽象性、神秘性，从而把感性作为解决人与对象关系的出发点。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之所以说人是感性的、现实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是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2]168.但是，马克思并未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感性实在性这个层面，而是进一步把感性作为人的一种受动的状态提示了出来。马克思把感性受动性提示出来，这里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2]169,这种受动状态使人有超出感性实在性这种静止状态的能动力量，这个能动性的力量在马克思那里正是确证人的激情、欲望和需要的对象存在的条件，“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2]167.因而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对象性的存在物和感性存在物等同起来，把拥有自身之外的对象这一特征和存在物具有感性这一特性等同起来”[3]110.这就是说，虽然人有自己的对象，而且这个对象又不依赖于他并存在于他之外，但是，“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168.
与此同时，近代唯心主义极端地发展了人的精神的能动性，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近代意识哲学关于精神能动性施展的最终完成。具体来讲，黑格尔把人看作为通过劳动外化自己又在扬弃这种外化的活动中实现自我的创造过程。但是，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这里“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163,这里的劳动并不是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而是自我意识的活动，成为“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2]176.也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来看，它都是以精神为本质，都是纯粹的精神活动。
进言之，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的感性实在性之后，把被唯心主义无限夸大发展了的精神活动奠定在现实的人的感性实在性当中。同时这又完全反映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本质区别，以及由这种区别所显示出来的超越费尔巴哈的可能性。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不再把精神的能动性看作非现实的精神的抽象活动，而是在把感性实在性看作现实的人的感性受动性的基础之后，形成的能动性表现，由此一来，马克思把感性受动性与精神能动性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其结果就是“对象性活动”或曰“感性活动”的形成。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象性正是人的关系，人只有在这关系中才能自我实现和自我活动，它是‘现实的’对象性，即人的劳动的‘产物',它决不是抽象意识的对象”[3]136.
总而言之，“感性活动”原则的确立，它是马克思脱离黑格尔并超越费尔巴哈的关键。“感性实在性”的受动性与精神活动的能动性在马克思那里被创造性地整合为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就此而言，感性活动的创立使马克思不仅能够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揭示其发展规律与矛盾，而且也是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在对资本与形而上学的批判分析中获得进一步深化的根本途径。
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深化。当今学术界最为引人关注的一种阐发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方向就是把对资本和形而上学分析与批判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核心，并以此建构起来的整个问题域。就此而论，把资本和形而上学的分析与批判作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考察的思路，不仅体现了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更加彰显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及其历史意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原则，就它所显现的历史责任而言，一方面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一方面形成了由这种变革所开启的对现代性的诊治。这里所要表明的是，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史变革，可以看作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它说明马克思已经完全超越了近代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亦没有什么不同---从“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2]159形式出发对现代性所作的解释，进而从社会现实当中揭示现代性的本质内涵。
就像海德格尔所言，“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4]383.有鉴于此，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分析以及批判，无论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现实上来讲，感性活动应该而且必须被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本质和基础。
首先，从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来看，感性活动彰显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开拓出对现代性的诊治途径。毫无疑问，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它一方面成为推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基础，另一方面构成了现代性最为深刻的本质。
但为了避免把对资本的研究方法局限在近代国民经济学家的水平，不再从资本的外部的形式上理解资本，进入到资本的内部并揭示其变化规律就成为“应当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的任务。但这个任务，在卢卡奇那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看作异化的极端表现，极端的异化，其确切表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5]146-147从这里可以看出，就其物的性质对人与人关系的完全掩盖这一点而言，卢卡奇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来理解人的异化及其基础，对此我们应该赞扬，而就卢卡奇完全区分不开异化和对象化而言，我们对此要有所保留。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对它的理解虽然能够以异化（物化）这个实情从经验上得到证明，但还不止于此。进一步而言，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社会人异化的经济事实，它是以劳动与劳动对象的区分为切入点揭示出来的，即“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91.可以看出，马克思把资本统治下的生产者和生产对象（产品）区分开来，把劳动者看作肯定的一面，而把劳动者生产的产品看作否定的一面，并以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就此而言，马克思首先肯定了劳动者的劳动，也即是对象性活动（感性活动）在整个现代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再在这个基础上揭示劳动产品对劳动者的统治，即劳动者的异化。因此，无论劳动者的异化以何种形式和方式表现出来，他本身作为劳动者而言，首先是在劳动中，在感性的活动中证明着自己的现实性，而且也只有从这个现实性出发，才能够达到马克思所说的揭示资本的经济事实所要求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充分阐释，必须而且只能在感性活动与异化劳动的区分上得到确切的回答。所以，卢卡奇在理解资本的经济事实上的失误，与其说他未能阅读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着作，不如说卢卡奇还局限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抑或实证主义的框架当中，就像他自己所言：
“对经济还是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5]11其次，从对形而上学的分析与批判思路来看，感性活动展现的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观念领域提升出对现代性的诊治途径。现代性在人们观念领域的胜利，是以启蒙理性的突飞猛进为主要动力。与此同时，现代性在人们观念领域所导致的人的精神活动的异化，如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等等，遭到了来自各种流派和学说的批判。虽说这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现代性负面影响的作用，也在人们生活当中产生了克服精神生活异化的力量，但其收效甚微。就像马克思的讽刺那样，“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人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6]519.很显然，马克思讽刺的对象就是以往的意识形态家们，尤其是德国的意识形态家们，讽刺他们仅仅知道在精神内部兜圈子，好像从精神上抛弃了“重力思想”就可以避免溺死的危险，单纯而又可笑。当然，如果我们不再局限于“重力思想”,也即不再局限于任何意识形态家们的理论说教，那么对现代性观念领域的分析与批判，就不会落入到“同幻想作斗争”的地步，亦不会跟在“经验的直观的形式”的后面亦步亦趋地进行。
对于马克思而言，对现代性的观念领域（形而上学是其理论纲领）所作的分析和批判，其逻辑思路就像把感性活动和异化劳动区分开一样，异化意识和感性意识依然也要泾渭分明，或者说，在感性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感性意识与任何的异化意识应当被严格地标示出来。这种区分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2]128不断形成，另一面又是使人类“历史的全部运动，……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2]120.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突破了意识形态家们的理论说教，转而把属人的感性意识作为揭示整个人类历史最为深刻的表达，而且感性意识也知道自己的这种表达，因为它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6]525去理解现代性，转向从“实际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而且知道“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6]525.就此而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之为对现代性观念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