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中国文学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在重冲突、重个性、重悲剧等方面转向了西方，形成了那个时代文学的中心冲突。
而这种中心冲突，在很大水准上体现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这种冲突就是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之前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不可能形成个人与整个社会的直接对抗，因为那时不主张个性的张扬，不主张欲望的宣泄。
那时讲“存天理，灭人欲”，讲情以制欲，理以制情，不具备个人与社会对抗的外在条件。
只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人的发现”、个性意识的觉醒以后，才有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在知识分子题材以外的小说中是否也存有这种中心冲突呢？比如农村题材、市民题材，这是除了知识分子题材以外，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有成绩的题材领域。
我们看到，在农民题材、乡土题材小说中的农民，多是辛苦麻木、愚昧无知的弱者形象，他们往往是被旧的社会制度压扁的、摧毁的形象，是不知道也是无力向整个社会抗争的，他们在传统的、因袭的生活道路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繁衍着，安于现状，相信命运。
偶有一些觉醒与抗争，也多属一种本能的或自发的反抗，是属于初步的觉醒。
即使是到了现代文学的后期出现的翻身的新农民形象，作者也仅仅从阶级的对立、阶级的仇恨来塑造农民，展现他们的阶级觉悟的，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和整个社会、整个现实世界相抗衡，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冲突始终没有形成。
市民题材与市民形象的塑造在现代小说史中也是较有成绩的，但市民形象的总体特点是保守、软弱、妥协、因循守旧、维护传统、狡黠圆滑。
因此，除少数作品如《骆驼祥子》、《月牙儿》等构成了个人反抗社会、反抗命运的中心冲突外，多数作品并没有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冲突。
实际上，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对立、冲突只有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才得以整体显现，尤其在“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形象中更得到了普遍表现，进入大革命及1930年代虽有所弱化，但仍然存有，到了1940年代再度构成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尽管冲突的内涵与“五四”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耐人寻味的。
一、表现形态：个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知识分子怎样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世界？面对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考验。
我们从知识分子个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中，从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中，能够看清知识分子的行为表现和人格特征，在这里也就形成了知识者的诸种性格、多种形象：孤独者、软弱者、漂泊者、零余者、妥协者、罗曼谛克者……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在鲁迅的小说中体现得最为强烈，也最有价值。
鲁迅在他的小说中率先写出了觉悟的知识者个体，《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都属于觉醒的个人之列。
惟其最先觉醒，而众人皆醉，所承受的压力最大，受到的迫害也最深，以至于成为“狂人”、“疯子”和“受伤的狼”，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鲁迅以其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姿态，充分地写出了觉醒的、孤独的知识者个人与整个现实社会的对峙，最终又都以个人的失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这更折射出社会黑暗的深重，觉悟者战斗的艰难，以及前途的渺茫，同时也体现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和自省意识。
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深刻的，解剖是无情的。
他看透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看破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本性，他完成了对社会现实和知识者本性的双重揭示，这使鲁迅和他的作品具有着无边的、深重的孤独感和悲怆感。
在个人反抗社会的中心冲突中，除了鲁迅展现了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对抗以外，其他多数作家则多写社会对个人的制约。
包括家庭对个人的制约，从而展现了知识分子与家庭的冲突。
冰心与巴金的小说较集中地写出了这一点。
冰心的《两个家庭》里的陈华民由一个满怀壮志的青年、留学生，因社会、家庭的困扰，而趋于消极、颓唐，最后郁郁而死。
《去国》是冰心早期忧愤较深的作品，英士留美七载，学习名列前茅，心中充满希望，他满怀憧憬地回国。
不过，他所看到的却是现实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和风气的污浊，他无力改变社会现实，最后只能含愤去国。
面对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主人公选择了逃避。
知识分子总是不满现实，追求理想而又善于幻想的。
在一些知识分子题材的短篇中，也写出了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像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鲁迅的《幸福的家庭》、王统照的《沉思》以及叶绍钧早期的一些短篇都写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他们笔下的知识者往往把与社会现实对立的理想看得更重要，希望用理想化的东西来解决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可是，他们追求的生活反而成为自身的“十字架”。
叶绍钧小说常见的冲突，由理想与现实的对照，转向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个人不能不受社会的制约。
社会、现实、环境对于知识者个体及其事业、理想构成了强大的外在压力，这使很多知识分子败下阵来，成为妥协者。
《城中》中知识者要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不料却成为整个社会守旧势力攻击的对象，从而使知识者成为了强弩之末的孤独者、软弱者了。
《倪焕之》中的蒋冰如、倪焕之的教育改革因受到整个社会的制约而归于失败。
倪焕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法子，社会是那样的一种社会！任你抱定宗旨，不肯放松，社会好像一个无赖的流氓，总要出来兜拦，不让你舒舒服服走直径，一定要你去找那弯曲迂远的小路。
”《二月》的主人公萧涧秋也以个人的方式对抗社会，但同样受到社会的严酷制约，最后只能一走了之。
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中的文士，在现实社会中持续碰壁以后，也采取了逃避的办法——隐居。
在个人与社会的中心冲突中，我们看到很多作品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在社会、家庭、舆论、旧势力等等的巨大压力下，总是十分软弱的，他们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他们得了一种“软骨病”，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
我们从冰心、庐隐、王统照、郁达夫的作品里不难找到这样的人物。
而巴金笔下的周如水（《雾》）更具有代表性，他徒有“新人”其表，却始终为封建道德所钳制，虽醉心于张若兰的东方女性的温淑风韵，但又不能离弃父母为他聘定的旧式发妻，性格优柔寡断，始终龟缩到礼教、良心的盾牌后面，在这里，知识分子的社会悲剧是和性格悲剧联系在一起的。
孤独的个人与世俗社会的对抗，造成年轻的、软弱的知识者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以致出现性格的扭曲与变态。
郁达夫通过笔下人物的寻求爱与被爱，通过主人公的性的苦闷和寻求两性关系的满足，将人物精神的孤独推向了极致。
黑暗的社会、冷漠的人群、民族的歧视、性的压抑，使脆弱的知识者难以承受，而排斥个人、压迫个人的又不是“他”或“她”等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的世俗社会，这使得知识分子难以找到反抗的对象、复仇的对手，仿佛是处在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是更具有悲剧性质的。
“社会是改造不好的，与其幻想着将它改造，不如努力着将它破毁！”这是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主人公曼英所确定了的思想。
她觉得，“与其要改造这世界，不如破坏这世界，与其振兴这人类，不如消灭这人类”。
于是，她开始向社会报复，“利用着自己的肉体所给予的权威，向敌人发泄自己的仇恨”。
这同样是一种变态的反抗。
1940年代，因为现实生存的状况，知识者个体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再度成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问题。
于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再次成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并与1920年代遥遥相对。
不过，仔细辨析，我们会发现，194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与192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虽然都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在内涵上又稍有不同，1920年代的“社会”往往更具有抽象性，它不一定指某一具体的制度，或某一具体的政权的核心人物，而是多指更为广阔的宇宙、世界、现实，它往往是黑暗、反动、世俗，残忍、险恶的代名词。
1940年代的社会更有具体性，它往往和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等的特定现象相联系，往往是指某一具体的制度、政权、统治或由此所造成的普遍的社会现象。
巴金的《寒夜》意在揭示知识分子小人物、小家庭在旧时代、旧社会的命运，如果他们不是生活在使善良人受苦的黑暗的、腐败的、反动的社会，他们或许能生活得很好，是残酷的社会，把小人物挤扁了，压碎了。
师陀的《结婚》、李劼人的《天魔舞》也是写个人反抗那个恶魔般的社会，暴露了罪恶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残害，胡去恶是个人反抗社会的“于连”式的人物，为了实现个人的发展，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向不平等的社会抗争，但因为力量的悬殊，这种反抗终以悲剧而告终。
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在1940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还体现为个人与都市社会的冲突，个人对都市生活现实的厌倦。
王西彦的《乡下朋友》、《病人》、《寻梦者》等作品都强烈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这些知识者眼中，都市就是罪恶，都市里的人简直就是寄生虫，而田园生活则是至高无上的生活，农民是最可尊敬的劳动者。
他们在都市里生活，感受到自己分明是生活在一个痛苦的海，所以，明智之举就是逃离，把乡下当作自己的避难所，这实际上是知识者对冲突的一种回避，一种精神的妥协。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也深切地感受到在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上，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得不到安慰。
蒋纯祖是在动乱中成长，在孤独中生存的，他憎恶自己所处的苦闷的现实生活，于是，他逃走、他漂泊、他流浪，他在内心强烈地做着工作，他的结论是：在人间，只有死才是真实的。
他曾想到自杀，似乎不怕死，也就什么都不惧怕了。
但他终究还是个软弱者，在这个冷酷、可怕的世界面前，他还是倒下去了，从此不再起来了，社会的悲剧也同时表现为性格的悲剧。
二、演变历程：从发现“个人”到否定“个人”在西方文学中，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小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小说和浪漫小说，以至到后来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是不乏对反抗社会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肯定的，也曾昭示过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理想的胜利。
而在中国，因为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制度、社会现实的原因，使得中国现代作家们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对个性主义立场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这使中国现代文学难以产生“拜伦式”的英雄，而对于“于连”式的个人反抗社会的人物也多持否定的态度。
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走过的是从发现“个人”到否定“个人”的发展历程。
诚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
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有，为道而存有，为父母而存有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有了”(P5)。
这种对“个人”的发现，对自我的尊重，对个性主义的张扬，在思想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
按照西方现代哲学的观点，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只有每一个个体的欲望得以满足，目标得以实现，个性得以尊重，能力得以发挥，才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尺。
而只有孤独的个体才是真正的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它的发轫阶段就写出了这种孤独的个体，这些个体常常被整个社会视为“极端”，视为“疯子”，视为脱离实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