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III在中国的实施：差别与优势
2012年12月11日14:31 来源：《中国证券期货》发表评论【字号：大中小】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巴曙松
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对量化要求还是实施时间安排上，我国的资本
监管要求比目前为止的巴塞尔III的资本要求更严格。
（二）杠杆率
在巴塞尔III中，杠杆率是基于风险中立的。在计算杠杆率时，所
有的表外资产必须通过一定的系数转化计算，同时衍生金融资产也需要
计入。而在我国的金融改革中，杠杆率指标被完全采纳了，且计算方法
也拟与巴塞尔III的相关要求保持一致。
杠杆率是资本充足率的有力补充，其可以当作微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能够有效的约束银行业务规模过度扩张，也可以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逆
周期工具，提高银行系统风险监管的有效性。我国杠杆率的监管指标设
定为4%，高于巴塞尔委员会所确定的3%的监管标准，该指标从2012年年初开始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在2013年年底达标，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最迟在2016年年底达标，其达标时期也早于巴塞尔III所要求的达标时期2018年。中国银行业的监管要求更为严格。
表2 巴塞尔协议III的中国化-杠杆率、拨备率、流动性指标
（三）贷款拨备率
在巴塞尔III中，尚未涉及对拨备的指标监管，但是制定动态的、具有前瞻性的拨备监管体系一直也是巴塞尔委员会在后危机时代关注的重点。
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针对贷款损失拨备、衡量银行风险抵补能力的监管指标有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等，其中拨备覆盖率=贷
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贷款损失专项准备/正常类贷款×1%+关注类贷款×2%+次级类贷款×25%+可疑类贷款×50%+损失
类贷款×100%。目前，随着不良贷款率的逐渐降低，依据五级分类的两项指标已经被监管部门相对淡化，银监会创新地提出了具有逆周期性质的贷款拨备率指标。从贷款拨备率的计算来看，分子为贷款损失准备，分母为各项贷款总和。与拨备覆盖率不同，贷款拨备比率的分母将原有的不良贷款拓宽到了各项贷款。
银监会拟同时用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对银行的贷款拨备进行
约束计提。规定要求，对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实施动态管理，原则上不低于2.5%，并明确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做差异化安排，同时拨备覆盖率原则上不低于150%，按照两者孰高的要求执行。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做差异化安排，意味着中小银行在贷款结构合理、不良偏离度低、风险控制体系优异等指标获得认同的情况下可以按照低于2.5%的标准执行贷款拨备率要求。监管比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将会随着第二支柱下具体的机构风险状况和宏观审慎监管要求进行动态调整，同时，贷款预期损失超过拨备部分将通过利润分配弥补。银监会对于动态拨备的正式制度也做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安排，2012年将完成动态拨备的正式制度安排，系统重要性银行在2013年底前达标，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最迟在2016年底前达标，但对个别银行给予额外二年左右的宽限期。
（四）流动性监管指标
危机发生后，巴塞尔委员会引入了统一的、独立但互补的定量监管指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一直以来，我国就有一套针
对自身流动性问题的监管体系，对于保证国内银行业流动性安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仍旧存在与国内银行业发展不相匹配的问题。在此次的新四大工具中，银监会也将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并保持与巴塞尔III中的定义一致。
这两项监管标准也与巴塞尔III相同，均为100%，根据银监会2011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要求，新协议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需在2013底之前达标，净稳定资金比率需在2016年底之前达标。
除引入巴塞尔III中的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例这两大监管指标外，银监会还辅以流动性比例、存贷比以及核心负债依存度、流动性缺口率、客户存款集中度以及同业负债集中度等多个流动性风险监管和监测指标，旨在构建全面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和监测指标体系。同时，还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多情景、多方法、多币种和多时间跨度的流动性风险内部监控指标体系。
巴塞尔III的中国化：展望和建议
不难看出，与巴塞尔II推进过程中数据基础的积累、内评法模型的建立、人才的培养并不冲突，巴塞尔III在中国的落地只是在这些基本工作的基础上，对资本充足率指标进行细化，同时增加了新的监管指标。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复苏强劲，为中国银行业顺利推行巴塞尔III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银行业在危机中的损失较小、其自身各项经济指标相对稳健也为推行巴塞尔III创立了有利的先决条件。但是当前监管工具和银行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仍会影响巴塞尔
III实施的进程和效果。这些问题既包括对部分监管指标合理性与否的判别，同时也包括在监管过程中如何对不同类型银行进行差异化监管等系列问题。
（一）从资本结构看资本充足率
截止到2011年第四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7%，一级资本充足率也达到10.2%。从短期来看，在不考虑逆周期缓冲资本的情况下，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大部分银行都几乎已经满足了巴塞尔III在2019年的最终要求。但从中长期来看，尽管我国银行在实施巴塞尔II时，通过复杂的内部模型法能够节约大量的资本，但在全面实施巴塞尔III的资本要求时，仍有巨大的融资压力。按照银监
会的新标准，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为2.5%，系统重要性超额资本为1%，即大银行13.5%、中小银行12.5%，则2015年底中国银行业存在资本金缺口大约为10000亿元。
以目前进度来看，即便我国的监管资本要求标准高于巴塞尔III，我国监管当局要求的达标时间也早于巴塞尔III中要求的达标时间。一方面，我国监管当局将达标时间提前，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以巴塞尔II 为例，在2004年巴塞尔II就已经完成修订，但迟迟不予实施，当时实施时间定为2009年，但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了，金融环境发生了变化，巴塞尔II并不能够解决当前出现的问题。所以，为了尽快解决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尽早的实施巴塞尔III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过渡期的缩短对我国银行造成了巨大的融资压力。其一，良好的资本状况得益于前两年的资产剥离和长期高利差的环境，
而这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一级资本几乎都是普通股权益，资本质量总体上较高，但这也造成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趋同，虽然普通股权益拥有最强的吸收风险损失的能力，但是其高成本的特点将使得在统一监管标准下的中国银行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且资本结构单一的现状也为资本补充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在巴塞尔III资本的重新定义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存在扣减项目不全、部分债务资本工具不合格、股权投资处理方法不严格等问题，新的资本定义不仅会使商业银行面临的实际资本充足要求更高，还使得补充资本时可选资本减少，短期内在资本监管下的银行不得不将资本补充的压力推向资本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提高银监会和证监会协调监管的要求；同时供给增多将使股票价格下降。而债务资本工具标准的提高也会加大外源融资渠道资本补充的资本。
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外源融资的资本补充机制可以短期内缓解资本金的压力，但长期必须通过内部积累建立新的资本补充机制，增强盈利能力，并加强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急于用过高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来控制银行的风险，可能造成银行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长期规划的实施，以改变资本结构、转变盈利模式，将不利于银行建立长期有效的内源性资本补充机制。更大的可能是倒逼银行一致选择资本市场，最终将成本转嫁给投资者和消费者。
此外，对于小银行而言，通常吸存能力弱，主要靠银行间资金市场融通资本。同时，小银行通过发行普通股融资的能力也低于大银行，因
而较大银行而言，新的资本监管要求将对小银行产生更大的影响，特别是没有强大股东支持的小银行。
（二）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看贷款拨备率
贷款拨备比率的引入，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反映出监管当局认为银行体系以五级贷款分类为基础的银行资产分类结果存在改进的空间，可以通过引入贷款拨备比率为这种可能出现的状况增提拨备。同时，因为贷款拨备比率是基于所有贷款计提拨备的，因而具有较强的逆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时期，贷款总额较多但表现出来的不良贷款较少，贷款拨备比率的实施可以达到在经济上行时期多提拨备的要求，反之亦然。
图1 上市银行不良贷款、贷款拨备率、拨备覆盖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从我国上市银行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银行的拨备率分化较大，不良贷款率较高的银行，其贷款拨备比率更容易达到新的监管标准。以我国上市银行2010年半年报数据为例，在16家上市银行中，若以2.5%
的拨备率为标准，则只有中国农业银行达标，但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32%，也是16家上市银行之最。从这个角度来
讲，贷款拨备率可能产生“奖劣罚优”的结果。这种情况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和拨备率之间存在如下确定关系：拨备率=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一直以来拨备覆盖率是中国银行业的监控指标，在当前中国银行业拨备覆盖率普遍已达标的情况下（其标准为150%），不良贷款率和拨备率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如图1中不良贷款率和拨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8。从这个角度来讲，拨备率的实施可能会鼓励银行向高风险业务、从而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的方向发展。
从银行的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当监管当局确实推出拨备率指标时，商业银行主要有以下几种应对策略。第一，在保证拨备覆盖率达标的情况下，压缩拨备率的分母，即减少贷款总额。商业银行若采用这种策略，可能会降低对信贷投放的意愿，在经济需要充足信贷支持时，可能会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冲击。第二，实现较多的拨备计提或者是减少不良资产的核销进度。特别是对于那些拨备率达标压力较大的银行而言，减少核销进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临时措施。但是较多的计提拨备会对当期的盈利形成显著负影响，而减少不良资产的核销进度会将待核销的不良资产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尽管拨备率提高了，但此种方法并不利于化解银行体系累积的风险。
鉴于以上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如何在保证银行贷款质量的同时，对拨备率进行适当的改进呢？首先，在该指标的起步实施阶段，可以考虑采取多种措施来淡化其可能对银行体系带来的冲击，特别是要采取措施对冲目前贷款拨备指标存在的“奖劣罚优”的缺陷。要避免过快推行贷
款拨备指标而对原来资产质量较好的银行形成过大冲击，实施过程中可以对资产质量较好的银行提供较长的过渡期。同时，为了减少拨备计提对当期盈利能力的显著影响，也可以考虑积极争取新增拨备实现税前计提。其次，可以对贷款拨备比率实行差别化要求，差别化的具体水平可以与贷款分类的迁徙程度挂钩，避免一刀切对所有银行采取同样的调节措施，同时也促使商业银行更加关注资产的准确分类。基于当前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特征，可以考虑引入一个覆盖部分关注类贷款的监管指标，或通过对关注类贷款的分类，增加贷款分类的细分层级，并将其中的部分类别酌情加入到监管考察指标之中，使整个贷款分类对于其风险状况的变化更为敏感。
当然，拨备率的提出，主要是来源于监管者对于银行资产分类结果的不信任。资产分类是商业银行的内部经营活动，从业务流程看，需要经过贷款部门的初步分类，风险管理部门和审计部门的检查把关，也需要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检查。也可以考虑完善上述业务流程的不同环节，提高对资产分类的准确性，进而降低对于拨备率的依赖程度。
（三）从盈利模式看杠杆率指标
杠杆率指标是作为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的补充工具，能够防止表外业务的过度扩张，也可以防止模型和计量错误所导致的风险。然而，基于我国银行业当前的盈利模式，在杠杆率监管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从杠杆率的实际水平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普遍较高。至2010年底，中国上市银行的一级资本杠杆率为4.13%，远高于同期的美国、欧洲、
英国。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利润主要来自于高利差的利息收入。从短期来看，杠杆率指标的监管设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有限，但从长期来看，其局限性显著。
我国银行业的盈利模式单一，主要依靠高资本消耗的信贷业务，利润构成中利差收入仍是其主体部分。据2010年银监会年报披露，2010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利润中有66%来自于净利息收入。然而这种盈利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必然会经历利率市场化和银行国际化进程，利率市场化势必会压缩存贷款息差，从而可能会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银行参与国际化竞争也需要实施多元化的经营。这些都决定了现阶段的依靠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经营模式不可持续，中国银行业必须转变业务模式、开拓表外业务，我国银行业的杠杆率也必然会降低。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银行应在积极稳妥开展新型业务的同时，寻找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努力提高驾驭高杠杆率水平的能力。
杠杆率监管还可能会导致不同经营模式、不同风险状况的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资本充足率是基于风险计提的，低风险的银行资本要求小，高风险的银行资本要求多。而杠杆率是基于风险中性的，若实施杠杆率监管指标，在资产规模相当的情况下，若在资本充足率均达到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从事低风险业务的银行要求的资本相对更多，从而可能导致低风险业务银行的效率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低风险业务银行可能会减少低风险低收益的信贷业务，转而增加高风险高收益的信贷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增加银行系统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实施杠
杆率监管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依据不同经营模式，对银行实施差异化杠杆率要求。
（四）从银行的资产结构看流动性监管的适用性
在我国当前的流动性监管体系中，存贷比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银行的负债多元化，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不再仅仅是存款，还可以是其他稳定性好、与贷款期限相匹配的负债；银行的资产也朝多元化发展，除了贷款外，还包括其他证券化资产。所以，存、贷款并不能完全反映负债、资产的结构情况，故更不能反映出银行的流动性情况。从流动性管理的角度来看，仅仅是匹配存、贷款间的关系就有失偏颇。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和监管实践来看，存贷比管理正被逐步淡化。因此，从我国流动性监管的角度来看，应逐步淡化存贷比的监管要求，转向资产负债全面匹配的流动性管理。
对于巴塞尔III下的新指标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业务模式的讨论，然而，当前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不同的银行越来越表现出不同的经营发展路径和不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不同的银行其擅长的业务可能不一样，有的银行擅长零售业务，有的擅长批发业务，有的擅长负债业务、有的擅长资产业务，有的擅长表内业务，有的擅长表外业务，因此，在对银行进行流动性指标设定时，也应该适应银行业发展变化的特点，不是对所有的银行都采用相同的指标来监管，而是根据银行的实际情况分类监管。
（五）从叠加效应看监管指标的多管齐下
在银监会推出一系列监管要求时，应当考虑不同的监管政策所产生的叠加效果。这种叠加效果可能造成单个指标的出发点很好，却整体出现了监管过度或不足的局面。如果把拟推行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指标和贷款拨备指标等结合起来考察，这四大工具基本上都在客观上增大了银行的经营成本、降低银行的收益水平。其内在联系表现为，如果要同时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降低杠杆率、增加对流动性指标的要求，并且通过实施贷款拨备率来促使银行多提取拨备，则银行的盈利和净利差水平必须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因为如果净利差水平过低，银行可能选择少放贷款，而采取投资国债等措施来减少资本要求和拨备要求，这可能会影响到银行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一方面，这些多重监管政策可能具有同向的效果。表现较为明显的是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的提出。也许在监管部门看来，同向影响仅仅会为银行带来更加审慎监管的压力，但是事实不仅如此。对于杠杆率4%
的标准要求，可能直接导致资本充足率的失效，至少是一级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失效。因为杠杆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子同为一级资本，而对于同质化极高的中国银行业来说，用表内外资产做分母的杠杆率指标和用与加权风险资产做分母的资本充足率指标来说，本身就具有较为固定的比例关系，4%的杠杆率可能就基本对应着8%左右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从而其中某一指标会变得毫无意义。而比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的是可能造成的过度监管，较为明显地体现在拨备与资本的双重要求上。
另一方面，比同向效果更值得关注的是指标之间互斥的情况，将使手足无措的银行走向同质化的道路。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之间的关系仍
旧是个典型，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往往被用于节约资本，增加杠杆。然而，基于风险中立的杠杆率使得基于内部模型法节约资本的做法受到了大大的限制，风险管理和计量技术不再能被过度滥用在节约资本上。另一对可能产生互斥的便是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指标，由于贷款拨备率等于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的乘积，而不良贷款率与拨备覆盖率具有负关系，因为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需要多计提拨备，拨备覆盖率较低，因此由于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将存在一定的互斥性。所以，在同时实施两个指标时应特别注意由于这种互斥性而为银行带来的同质化选择。
实际上，不论是巴塞尔II对巴塞尔I 的监管准则的完善和方法上的改进，还是巴塞尔III对巴塞尔II的角度多元化和标准提高，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都体现了一脉相承的风险监管理念。虽然监管对象和范围在不断扩大，监管指标在不断细化，标准和前瞻性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其主要基于若干指标的监管手段、依托外部监管和信息披露作为有效补充，构建与银行激励相容监管体系的监管理念并未改变。我们在稳步推进巴塞尔II的同时适当引入巴塞尔III的监管指标与之并不冲突，计算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所需的数据基础和IT水平并无本质区别。相反，
尽早的引入巴塞尔III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尽快实现与国际银行业统
一监管标准的接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一味的追求高标准的迅速实施，在巴塞尔III的推进中还需考虑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
巴塞尔协议主要内容意义 ◆1988年：《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巴I） ◆2004年：《新资本协议》（巴II） 2010年：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巴III 巴塞尔资本协议概览 核心内容 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巴I 核心内容是资本分类 ◆发展过程 1988年制定《巴塞尔资本协议》 1996年制定《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 ◆主要内容 资本构成
?监管资本分为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 ?核心资本应占总资本的一半以上，即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 风险权重计算标准 ?将银行资产按风险程度从小到大依次划分为“无风险”到“完全风险”五个级别，分别赋予0、10%、20%、50%、100%的风险权 重 ?表外业务纳入资本监管 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资本/风险加权资产>=8% 巴I的主要进步与不足 进步 ◆首次在全球建立统一的资本监管标准，促进银行业公平竞争 ◆引导银行审慎发展业务，适当控制杠杆程度 不足 ◆未全面覆盖各类风险，没有对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予以考虑 ◆风险权重仅设为五档，过于简单，难以准确反映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未能与银 行的内部风险计量充分挂钩 ◆区分OECD和非OECD成员国规定不同的资产风险权重，影响了资本要求的合 理性 ◆1、容易导致银行过分强调资本充足的倾向，从而相应忽视银行业的盈利性及 其他风险 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II 以指标为核心的数量型监管模式正在逐步向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质量监管模式过渡。最主要的特点则是建立了有效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 巴II的主要进步与不足
最新巴塞尔协议三中英 对照 http://biz.doczj.com/doc/f56111527.html,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2020YEAR
Group of Governors and Heads of Supervision announces higher global minimum capital standards 12 September 2010 At its 12 September 2010 meeting, the Group of Governors and Heads of Supervision, the oversight body of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announced a substantial strengthening of existing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fully endorsed the agreements it reached on 26 July 2010. These capital reforms, togethe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global liquidity standard, deliver on the cor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reform agenda and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Seoul G20 Leaders summit in November. The Committee's package of reforms will increase the minimum common equity requirement from 2% to 4.5%. In addition, banks will be required to hold a 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 of 2.5% to withstand future periods of stress bringing the total common equity requirements to 7%. This reinforces the stronger definition of capital agreed by Governors and Heads of Supervision in July and the higher 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trading, derivative and securitisation activities to be introduced at the end of 2011. Mr Jean-Claude Trichet,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Chairman of the Group of Governors and Heads of Supervision, said that "the agreements reached today are a fundamental strengthening of global capital standards." He added that "their contribution to long term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growth will be substantial. The transition arrangements will enable banks to meet the new standards while supporting the economic recovery." Mr Nout Wellink, Chairman of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President of the Netherlands Bank, add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a much stronger definition of capital, higher minimum requirement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capital buffers will ensure that banks are better able to withstand periods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ress, therefore supporting economic growth." Increased capital requirements Under the agreements reached today,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for common equity, the highest form of loss absorbing capital, will be raised from the current 2% level, b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regulatory adjustments, to 4.5%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stricter adjustments. This will be phased in by 1 January 2015. The Tier 1 capital requirement, which includes common equity and other qualifying financial instruments based on stricter criteria, will increase from 4% to 6% over the same period. (Annex 1 summarises the new capital requirements.) The Group of Governors and Heads of Supervision also agreed that the 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 above the regulatory minimum requirement be calibrated at 2.5% and be met with common equity,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deductions. The
《巴塞尔协议III》的主要内容和启示 2010年9月12日，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共27个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和央行代表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召开了央行行长及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此次会议上通过的全球银行业监管改革方案即《增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与监测的国际框架》两项文件，按照习惯称其为《巴塞尔协议III》。 一、《巴塞尔协议III》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布的细节，《巴塞尔协议III》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 （一）最低资本金比率 一级资本金必须主要由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构成，下限由4%上调至6%，根据协议安排，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4.5%，2014年为5.5%，到2015年达到6%，对于非股份制银行将建立合理的标准确保其资产质量，不再符合一级资本金要求的金融工具将自2013年始以每年10%的速度退出；仅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下限水平将自目前的2%提高至4.5%，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3.5%，2014年为4%，2015年达到4.5%；巴塞尔委员会还首次提出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要求，由扣除递延税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目的在于确保银行在危机时持有用于“吸收”损失的缓冲资金，资本留存缓冲的规定将于2016年1月起用，到2019年1月完全生效。协议规定银行缓冲资本在危机中可适当减少，但若接近于零，则银行派息、回购股票和发放奖金等行为将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限制。以上各项规定将使得各国银行到2019年时最低核心资本金比率达到7%，最低一级资本金比率达到8.5%。 （二）反周期超额资本缓冲（Counter-cyclical Buffer）
xx协议Ⅲ与xx银行业宏观审慎 监管 巴塞尔协议Ⅲ与中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自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来,世界金融体系先后经历了1987年美国股市大崩盘,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xx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化的全球金融危机。 频繁爆发的危机,带给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严重伤害,引起各国政府和监管当局的高度重视,纷纷选择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进行政府干预,试图挽回不良影响,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帮助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也引发了对危机起因、经济增长模式、“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监管以及监管体制、机制、标准和跨境协调等方面的反思。 在金融监管领域,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纷纷出台了各自的金融改革方案,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新制定或修订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和监管当局之间相互合作的一系列改革文件,更加强调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更加强调对系统性风险的计量、识别和风险化解,尤其是细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措施,并提出了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改革框架,以减少金融危机事件对宏观经济的损失,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稳定。 目前,由二十国集团共同推动的国际金融改革在银行资本、流动性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新标准,同时在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逆周期监管、跨境监管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于欧美等国家在金融监管和治理领域出现的新问题、采取的新措施,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适宜国情的改革方案；对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及其陆续研究制定的监管制度、思路、方法等内容,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多层次、实质性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领域,提高我国监管当局国际话语权,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稳定。 鉴于此,本文以巴塞尔协议Ⅲ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为主线,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成果,围绕银行机构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设计为主题展开研究。
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 这主要涉及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要求四大方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拟定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Ⅲ，并最终于2010年9月正式提出；在巴塞尔协议Ⅲ中，核心资本要求被大大提升，原先附属资本概念被弱化。在2010年8月底，中国银监会也提出了被外界称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新四大监管工具的讨论稿。 2011年2月23日，银监会上报的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在内的四大监管新工具，已经获得国务院层面的批复。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平稳着陆。与讨论稿相比，国务院此次批复的四大监管工具较原方案明显放宽。 资本充足率方面，最新批复的方案对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的最低要求分别调整为5%、6%和8%，较原方案拟定的6%、8%和10%下调了1-2个百分点，不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仍比4.5%巴塞尔协议Ⅲ严格。 此外，原方案规定超额资本要求为0-4%（必要时0-5%），获批方案最终借鉴巴塞尔协议Ⅲ，将其调整为留存超额资本2.5%，反周期超额资本0-2.5%。 对于反周期超额资本(Counter-cyclical buffer)，银监会表示，该项指标，仅在信贷超常增长，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时适用；新规执行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最低总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为10.5%。 （注：反周期超额资本要求，即应监管当局的要求，银行在信贷高速扩张时期(经济上行期)应计提的超额资本，在经济下行期用于吸收损失，以维护整个经济周期内的信贷供给稳定。） 拨备率方面，对银行业利润影响颇大的拨备/贷款一值由原方案的2.5%调整为“原则上不低于2.5%”。并明确对非系统重要银行作差异化安排。这意味着中小银行在贷款结构合理、不良偏离度低、风险控制体系优异等指标获得认同的情况下可以按照低于2.5%的标准执行拨贷比要求。 杠杆率，银监会最终仍维持4%的杠杆率要求，但是执行时间由2011年推迟至2012年初，达标时间系统重要银行由2012年推迟至2013年底，非重要银行仍为2016年。 流动性指标方面，原方案要求各银行在2011年底达到新引入的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流动性指标，新方案对上述两个指标设置2年观察期，将于2012年初开始执行，并于2013年底达标。 流动性覆盖率（LCR，Liqudity Covered Ratio）= 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流动性覆盖率的标准是不低于100%
Group of Governors and Heads of Supervision announces higher global minimum capital standards 12 September 2010 At its 12 September 2010 meeting, the Group of Governors and Heads of Supervision, the oversight body of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announced a substantial strengthening of existing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fully endorsed the agreements it reached on 26 July 2010. These capital reforms, togethe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global liquidity standard, deliver on the cor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reform agenda and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G20 Leaders summit in November. Increased capital requirements These capital requirements are supplemented by a non-risk-based leverage ratio that will serve as a backstop to the risk-based measures described above. In July, Governors and Heads of Supervision agreed to test a minimum Tier 1 leverage ratio of 3% during the parallel run perio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parallel run period, any final adjustments w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with a view to migrating to a Pillar 1 treatment on 1 January 2018 based on appropriate review and calibration. Transition arrangements The Governors and Heads of Supervision also agreed on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for implementing the new standards. These will help ensure that the banking sector can meet the higher capital standards through reasonable earnings retention and capital raising, while still supporting lending to the economy. The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which are summarised in Annex 2, include: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by member countries will begin on 1 January 2013. Member countries must translate the rules into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before this date. As of 1 January 2013, banks will be required to meet the following new minimum requirements in relation to risk-weighted assets (RWAs): 4.5% Tier 1 capital/RWAs, and
最新达成的《巴塞尔协议III》规定全球范围内的银行在一定期限内将普通股比例和一级资本充足率由目前的2%和4%分别提高到4.5%和6%，资本充足率维持8%不变。同时还要求建立2.5%的资本留存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有消息称，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即资产规模在5000亿以上的银行，监管层最新规定拟将普通股比例、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设定为6%、8%和10%，相比《巴塞尔协议III》平均提高了2%左右。资本留存设定在0~4%，必要时可以提高到0~5%。另外，还规定了1%的附加资本。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则没有附加资本的限制。 按照以上的定义，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及大多数上市商业银行都可定义为系统重要性银行。那么，按照以上数据的上限计算，10%的资本充足率加上5%的留存资本，总资本充足率将达15%；核心资本充足率也将达到13%。 由于中外财务准则的不同，中国的银行财报中只显示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即对应《巴塞尔协议III》中规定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 根据2010年上半年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半年报数据，本报记者大致计算了一下在15%资本充足率和13%核心资本充足率下上述银行所面临的资金缺口。 可以看出，农行需要补充的资本和核心资本最多，分别达3626.82亿和3310.49亿。交行最少，分别为621.55亿和891.69亿。同时，五大行总资本缺口达10946.2亿，平均为2189.24亿；一级资本总缺口达11332.19亿，平均2266.44亿。 2009年全年10万亿的贷款投放使得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由2008年底的12%下降到2009年底的11.4%。 根据2010年中报显示，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普遍下降。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中，除交行和中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上升外，其他3家普遍下降，农行降幅最大，达1.02%。 高利差时代或将结束 中国银行业总体上属于资本消耗型，由于主要收入来自利差，对资本补充的需求很大。在经历了2009年信贷扩张的大幅资本消耗以后，如果新规则得以实施，那么中国银行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资本短缺困境。 中国银行某行业分析师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道：我也听说了资本充足率或将提高到15%，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银行业将面临三重压力。第一是由于体制问题导致的利差收入过高，这样使得银行忽略掉了其他一些业务。这也是我国银行业面临转型的一个根本结症所在。第二是由于新规则将对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高，使得银行资本需要大规模的补充，那么银行大规模融资的影响在经济上行期的时候一切都好，一旦经济进入到震荡下行期，银行暗藏的资产风险都会
由27个国家的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高级代表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0年9月12日宣布，世界主要经济体银行监管部门代表当日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巴塞尔协议III》规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 由27个国家的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高级代表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2日宣布，世界主要经济体银行监管部门代表当日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根据该协议，全球各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提升至7%，是现行标准2%的三倍多。 《巴塞尔协议III》的出炉是近几十年来全球银行监管改革重要里程碑，预计该协议将于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获得批准。 《巴塞尔协议III》规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其中，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此外，各银行还需增设“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由此被提高至7%。该规定将在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间分阶段执行。 分析人士认为，各国央行和监管部门希望这些改革能促使银行减少高风险业务，同时确保银行持有足够储备金。《巴塞尔协议III》将撼动全球金融业，降低银行高风险业务比重，压缩盈利空间，改变金融行业现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顾问朱民13日在2010夏季达沃斯论坛就这一话题指出，尽管《巴塞尔协议III》向全球银行提供了一定时间作为缓冲适应期，仍可能有一部分银行无法达到资本新规的要求，需要从市场上筹集资金。 《新巴塞尔协议无碍中国银行业业，8年过渡期刺激海外银行股大涨》“经过近九个月的磋商和讨价还价，旨在加强全球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III》终于在上周末出炉。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7个成员经济体12日共
巴塞尔协议第三版核心词汇 I. 巴三六大目标 一、更严格的资本定义（Increased Quality of Capital）： 1．一级资本金包括： (1) 核心一级资本，(也叫普通股一级资本，common equity tier 1 capital)：只包括普通股（common equity）和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巴三规定，少数股东权益（minority interest）、递延所得税(deferred tax)、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投资(holdings in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商誉（goodwill）等不得计入核心一级资本。 (2) 其他一级资本：永久性优先股（non-cumulative preferred stock）等 二、更高的资本充足要求（Increased Quantity of Capital） 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common equity tier 1 capital)：最低4.5%。 2．一级资本充足率：6% 3．资本留存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最低2.5%，由普通股（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构成，用于危机期间（periods of stress）吸收损失，但是当该比率接近最低要求将影响奖金和红利发放(earning distributions） 4．全部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资本留存缓冲)：最低7% 5．总资本充足率（minimum total capital）：8% 6．总资本充足率+资本留存缓冲最低要求：10.5% 7．逆周期资本缓冲（counter-cyclical buffer）0—0.25%：在信贷增速过快(excessive credit growth)，导致系统范围内风险积聚时生效。 *** 巴三新资本要求： 巴塞尔III将巴塞尔II中提出的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并将一级资本重新划分为核心一级资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以及其他一级资本两大类。同时，巴塞尔III还提出了留存资本缓冲和逆周期资本要求，强化了各级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由普通股组成的资本部分将在持续经营的条件下首先吸收损失，最先提供补充的应是在经济周期向好时积累下来的逆周期资本，随后是留存资本缓冲，当缓冲资本无法覆盖损失时便需要使用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而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则排在吸收损失的尾端。 *6%为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及其他一级资本。
巴塞尔协议Ⅲ与中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巴塞尔协议Ⅲ与中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自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来,世界金融体系先后经历了1987年美国股 市大崩盘,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xx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化的全球金融危机。 频繁爆发的危机,带给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严重伤害,引起各国政府和监管当局的高度重视,纷纷选择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进行政府干预,试图挽回不良影响,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帮助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也引发了对危机起因、经济增长模式、“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监管以及监管体制、机制、标准和跨境协调等方面的反思。 在金融监管领域,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纷纷出台了各自的金融改革方案,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新制定或修订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和监管当局之间相互合作的一系列改革文件,更加强调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更加强调对系统性风险的计量、识别和风险化解,尤其是细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措施,并提出了强 化宏观审慎监管改革框架,以减少金融危机事件对宏观经济的损失, 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稳定。 目前,由二十国集团共同推动的国际金融改革在银行资本、流动性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新标准,同时在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逆周期监管、跨境监管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于欧美等国家在金融监管和治理领域出现的新问题、采取的新措施,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适宜国情的改革方
案；对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及其陆续研究制定的监管制度、思路、方法等内容,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多层次、实质性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领域,提高我国监管当局国际话语权,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稳定。 鉴于此,本文以巴塞尔协议Ⅲ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为主线,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成果,围绕银行机构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设计为主题展开研究。 本文采取理论和实践结合,比较分析法与实证分析结合法的方法,分别分析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巴塞尔协议Ⅲ在内的国际监管改革成果,以及中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做法和有效的监管措施,侧重探讨我国宏观金融审慎监管框架的建立。 紧密结合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实际,探讨进一步实施和完善逆周期资本缓冲、动态差别准备金率等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效果,并在增强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性等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等。 第二章分析巴塞尔协议Ⅲ及其指标对银行业的影响。 基于银行监管演变进程,通过对巴塞尔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内容的简介,阐述银行监管理念、监管内容和监管工具的过程和创新,重点分析资本充足率指标、杠杆率和流动性等监管指标对银行业的影响,以及对巴塞尔协议Ⅲ的定量测算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探讨巴塞尔协议Ⅲ在各国的实践。
巴塞尔协议1、2、3内容总结 巴塞尔协议Ⅰ 1988年巴塞尔协议全称为《统一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其目的是通过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减少各国规定的资本数量差异，加强对银行资本及风险资产的监管，消除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1988年巴塞尔协议基本内容由四方面组成： 1、资本的组成。巴塞尔委员会认为银行资本分为两级。第一级是核心资本，要求银行资本中至少有50%是实收资本及从税后利润保留中提取的公开储备所组成。第二级是附属资本，其最高额可等同于核心资本额。附属资本由未公开的储备、重估储备、普通准备金（普通呆账准备金）、带有债务性质的资本工具、长期次级债务和资本扣除部分组成。 2、风险加权制。巴塞尔协议确定了风险加权制，即根据不用资产的风险程度确定相应的风险权重，计算加权风险资产总额：一是确定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风险权数，即将不用资产的风险权数确定为五个档次：分别为0、10、20、50、100。二是确定表外项目的风险权数。确定了1、20、50、100四个档次的信用转换系数，以此再与资产负债表内与该项业务对应项目的风险权数相乘，作为表外项目的风险权数。 3、目标标准比率。总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之比为8%（其中核心资本部分至少为4%）。 银行资本充足率=总资本/加权风险资产 4、过渡期和实施安排。过渡期从协议发布起至1992年底止，到1992年底，所有从事大额跨境业务的银行资本金要达到8%的要求。 1988年巴塞尔协议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确立了全球统一的银行风险管理标准；二是突出强调了资本充足率标准的意义。通过强调资本充足率，促使全球银行经营从注重规模转向资本、资产质量等因素；三是受7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影响，强调国家风险对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作用，明确规定不同国家的授信风险权重比例存在差异。 巴塞尔资本协议Ⅱ 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 ①第一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仍然是新资本协议的重点。该部分涉及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有关的最低总资本要求的计算问题。最低资本要求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受规章限制的资本的定义、风险加权资产以及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最小比率。其中有关资本的定义和8％的最低资本比率，没有发生变化。但对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问题，新协议在原来只考虑信用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总的风险加权资产等于由信用风险计算出来的风险加权资
《巴塞尔资本协议III》：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宣布，各方代表就《巴塞尔协议III》的内容达成一致。根据这项协议，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由目前的4%上调到6%，同时计提2.5%的防护缓冲资本和不高于2.5%的反周期准备资本，这样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达到8.5%-11%。总资本充足率要求仍维持8%不变。此外，还将引入杠杆比率、流动杠杆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来源比率的要求，以降低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风险，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新协议将普通股权益/风险资产比率的要求由原来的2%提高到 4.5%，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也由4%提高到6%，加上2.5%的防护缓冲资本，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达到8.5%。同时也提出各国可根据情况要求银行提取0%-2.5%的反周期缓冲资本，以便银行可以对抗过度放贷所带来的风险。此外，还提出了3%的最低杠杆比率以及100%的流动杠杆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来源比率要求。 为最大程度上降低新协议对银行贷款供给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协议给出了从2013-2019年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全球各商业银行5年内必须将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限从现行要求的4%上调至6%，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4.5%，2014年为5.5%，2015年达6%。同时，协议将普通股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3.5%，2014年升至4%，2015年升至4.5%。截至2019年1月1日，全球各商业银行必须将资本留存缓冲提高到2.5%。中国监管层目前尚未公布相关计划。 《巴塞尔协议III》将降低银行的杠杆率，这无疑将降低股东的回报水平以及长远可持续的资产增速。根据我们测算，在核心资本充足率8.5%的要求下，中国银行业在资产收益率为0.9%的情况下可获得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6.8%，可持续的资产增速为10%。 早在2011年5月初，银监会下发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了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及贷款损失准备的四大监管工具。其中特别指出，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和10.5%。而《办法》则进一步细化了资本充足率方面的监管标准，同时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要求也将在国内正式落地。据了解，近期下发的《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将商业银行的风险权重设为10个档次，进一步加强了其抵御、应对风险的能力。 其实，风险权重是衡量商业银行投资组合总体风险大小的一种方法，估算不同种类投资的风险大小，给每种投资一个权重值。而资本充足率是银行总资本对其加权风险比例以百分比表示的量。风险权重和资本充足率是反比关系，如果风险权重越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越低，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 同时，新的《办法》将其他商业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提高至50%（原规定为20%），其中原始期限三个月以内（含三个月）债权的风险权重为20%（原规定原始期限四个月以下风险权重为0%），并取消“对政府投资的公用企业的债权”优惠风险权重。 虽然银监会强调目前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影响不大，但是不少机构人士预计，如此一来，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能下降1-2个百分点。同时，交银国际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办法》中还涉及一些尚未明确的高风险贷款和长期贷款风险权重提高，如果按照该意见稿严格执行，实际影响可能高于测算。 银监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1.8%，比2010年末下降0.4个百分点。 新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 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 （1）第一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仍然是新资本协议的重点。该部分涉及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有关的最低总资本要求的计算问题。最低资本
巴塞尔协议Ⅲ 出台背景 在雷曼兄弟破产两周年之际，《巴塞尔协议Ⅲ》在瑞士巴塞尔出炉。最新通过的《巴塞尔协议Ⅲ》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催生，该协议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获得了最终通过，并将于此后的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获得正式批准实施。《巴塞尔协议Ⅲ》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巴塞尔协议III》[1]几经波折，终于2013年1月6日发布其最新规定。新规定放宽了对高流动性资产的定义和实施时间。 发展介绍 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Accord）。这些规定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问世是巴塞尔委员会历史上又一项重大事件。核心原则是由巴塞尔委员会与一些非十国集团国家联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并已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至此，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修改资本协议建议的最新版，同时开始新一轮调查（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QIS3），评估该建议对全世界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可能影响。从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本次改革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的内容:最低资本金比率要求、对一级资本的定义以及过渡期安排。 在最低资本金比率方面,草案规定,商业银行的普通股最低要求将从目前的2%提升至4.5%,也就是所谓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另外还需要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零至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此外,商业银行更宽泛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则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根据新规定,银行需要在2015年前、也就是5年内达到最低资本比率要求,即不包括资本缓冲在内的普通股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达到4.5%,一级资本比率达到6%;而对缓冲资本的落实则更为宽松一些,银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阶段落实。 新资本协议对欧洲银行业的冲击也比美国更大,特别是对一些经济困难国家和中小银行。相对于中小银行,大型银行担心的是更高的资本金要求会限制银行放贷能力。 解读
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框架在历次金融危机下，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不协调和缺陷。特别是最近10多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深度、频率和破坏度上日益加剧，促使人们对全球金融体系及其监管机制进行反思。金融监管的空白、重叠、错位、失衡和滞后，成为当前全休金融监管领域最显著的问题。可以说，每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实质上也是一次对金融监管规则、监管体系以及全球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全面测试和考验。巴塞尔协议正是西方世界在金融领域博弈的最终结果，其中很多思想和宗旨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意志和战略导向。银行业监管精神：公平竞争、保护投资者、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巴3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文件：《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更具稳健性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以及《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检测的国际框架》。 巴塞尔协议三的实施意义，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在微观方面，旨在通过提高每个银行本身的经营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预防等，从危机产生的源头和初期来防止单个银行发生危机。 对于微观方面，我想从以下2个方面讨论： 1、资本方面： （1）资本监管指标不断完善： 一直是以资本监管为核心和基础，（从1到3，监管范围越来越广，对监管当局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基本的监管理念没有变，核心思想就是基于风险的资本监管，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决定着金融机构的安全。）巴塞尔协议三以提高银行资本水平和质量为目标，在“三大支柱”框架下构建包括逆周期缓冲资本、资本留存缓冲、系统性重要银行附加资本、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在内的多层次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银行的风险防控能力。（2）风险维度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面： 第一，维度逐渐扩大： 努力寻求提高监管资本的敏感度，从信用风险到市场风险，再到操作风险，以及金融危机后加入系统性风险、交易对手风险等，银行机构面临的风险不断被识别、计量和覆盖。 第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增加和完善： 比如，在计量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方面，最新提出了压力测试、引入信用估值调整CVA，使用VAR模型。 2、银行生存模式方面： （1）调整经营模式： 迫使银行对盈利模式和资产风险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寻求低杠杆、低资本损耗的创新型盈利模式成为决定银行生存与否的关键。商行改变高资本占用型的经营模式和过度依赖批发性信贷业务的状况，拓展资本消耗低的非利息业务，大力发展风险权重较低、资本占用较少、综合回报较高的零售业务、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2）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发展内源融资模式： 将银行未分配利润转化为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和一般风险准备，这构成了商行的一级资本，既节约融资成本，又增强银行经营自主性，免受资本市场制约。 （3）创新金融机构风控方法： 激励金机加入到研究更优化的风险分散方法，计量方法和防范风险方法中 其次，在宏观方面，是对促进各国监管部门等相关机构在信息披露、质量监管等方面做出努力，防止大规模危机的发生。通过要求每个金融机构达到每个监管指标标准、进行必要的市场约束和遵守信息披露制度，从而防范区域性甚至是全球性个金融风险暴露，在市场不断试错的过程中达到监管机制的逐渐完善，金融秩序的稳定有序。
新巴塞尔协议与我国银行业监管 '受到世人广泛关注的新巴塞尔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几经修改，可望在今年第四季度定稿、并将于2006年年底前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使用。与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一样，新协议虽不是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对各国政府、银行监管当局及商业银行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或法律效力，但它经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认可，代表着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方向和趋势，并将成为指导各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核心原则，同时也成为评价各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和银行监管当局监管能力的国际性标准。 新协议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新框架体系，主要由“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检查评估、市场约束）所构成，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进一步丰富了银行监管的内涵和指导思想，它不仅反映了当今银行业的迅速 及深刻变化，而且体现了银行业先进的风险 技术和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同时也代表着最新的银行风险监管理念，为改进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奠定了基础。 在世界多变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业的安全与稳健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不仅对一个国家良好运行至关重要，而且对全球金融业的平稳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将银行资本充足率作为衡量银行业稳健与否的一把尺子，大大降低了银行偿付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潜在存款成本。但是，在过去的15年中，各国的银行体系、监管体系和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在客观上要求银行监管制度作出相应的安排和调整，以适应金融市场的变化和监管目标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协议生逢其时。 与1988年巴塞尔协议相比，新协议不仅推动了银行监管理念的重大变革，而且还勾画出了一个新的银行风险监管框架。 其一，商业银行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以及时识别、评价、监测和控制各种风险。新协议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要更全面、更充分地反映银行经营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多种风险，特别是要更敏感、更准确地反映银行的实际风险水平。新协议鼓励商业银行不断改进风险管理方法、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在满足有关条件的前提下，积极采用内部评级法特别是高级内部评级法，用以科学计量借款人及债项的违约概率（PD）、在一定违约概率下的损失率（LGD）以及全部风险暴露值（EAD），并由此确定借款人及债项的信用等级、风险定价及资本准备要求。商业银行除通过上述系 量和管理信用风险外，还应通过标准法或内部模型法等计量和管理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总之，商业银行自身要建立起能及时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种风险的管理系统，以增强有效防范风险的能力。 其二，银行监管当局作为一种外部监管，要重点检查、评估商业银行决策管理层是否充分了解、重视和有效监控本行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否已经制定了科学、稳健的风险管理战略与内部控制系统，是否已建立了能够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种风险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要检查、评估商业银行采用的内部评级法是否可行，以及通过内部评级法计量风险和确定资本水平是否可靠；要对所建立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的可靠性及有效性进行及时检查和评估。在此基础上，监督检查商业银行是否根据其实际风险水平，建立和及时补充资本金。 其三，督促和规范商业银行及时、充分、客观披露经营、财务、风险及资本方面的信息，提高商业银行经营及风险的透明度，在此基础上，强化市场约束和 公众的监督，确保市场对银行的约束效果。新协议提出了全面信息披露的理念，对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范围、内容、要点及方式，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商业银行不仅要披露风险和资本充足状况的信息，而且要披露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资本结构以及风险与资本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