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野下的黑格尔形而上学

欧洲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喜欢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人的天性，是不可或缺的人性要素。柏拉图说：人在天性中就包含有哲学的成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求知是人的天性—而在希腊“知”具有形而上学性。康德把形而上学称为“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凡是人，凡是能思考的人，都是要有形而上学的①。黑格尔说过：如若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哲学，就好像建了一座庙而其中没有菩萨一样②。

“形而上学”(metaphysics)在汉语学术界经常被译解为“玄学”，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作为西方文化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形而上学”还是一门严格而枯燥的学问。长期以来，“形而上学”在中国的教科书中差不多成了一个贬义词，与之相联系的是“机械的”、“片面的”、“静止的”等等修饰词。“形而上学”被理解为一种坏的思维方式，与好的辩证法相对立。本人认为此看法其实来自一种苏联化的“机械的”、“片面的”、“静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当然可以说形而上学—也就是一般而言的哲学—有“好”与“不好”之分，但问题在于，形而上学不止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方法，而且首先不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方法。即便我们承认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的确也是)，也不是所有形而上学思维都是“机械的”、“片面的”、“静止的”。

“形而上学”是什么？metaphysics这个名称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但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使用过这个词， 而且在古希腊文中也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词。有一种解释认为，是一位叫叙明安得洛尼可的人(盛年约公元前40年)在编辑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著作后，发现还有一些文章是讲我们今天所谓的“哲学”的，把它们集在一起，姑且立题为“物理之后”③后来拉丁文的编者把其中的希腊文冠词省去，“物理之后”就成了metaphysics。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这本书里并不讲“形而上学”而是讲“第一哲学，以区别于作为“物理学”(今日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和科学)的“第二哲学”。后来人们就把这个书名当作一个学科名称了。如此看来， “形而上学”这个名称就是偶然形成的，甚至可以说是多余的，我们完全可以用“第一哲学”替代之。

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明言：“第一哲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研究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也有中译本译之为“实是之所以为实是”④。这个定义貌似简单，实则不然，其中的“存在者”和“作为”都值得我们深究一番。眼下若限于初步的了解，它至少已经提示我们：各门具体科学(“第二哲学”)是研究个别存在者区域的，而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却要研究“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这就已经赋予形而上学以一种根本性的意义了。作为学科，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基础科学”，其他所有哲学都建立在这门基础科学之上。按照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个著名比喻来讲：哲学就好比一棵树，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而其他科学就是“树枝”。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形而上学在欧洲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在近代，主要是根据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康德的理解，形而上学被划分为四大部门：“存在学”、“心理学”、“宇宙学”和“神学”。“存在学”（通译为“本体论”，又有“存在论”、“万有论”、“是论”等多种译法)是关于存在者本身或存在者之存在的学说；“心理学”(也包括后来的哲学人类学)是关于灵魂的学说(以及关于人的学说)；“宇宙学”(通译为“宇宙论”)

①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0页

②张世英等：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③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吴寿彭译，译后 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9页，第56页

④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吴寿彭译，译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第329页，第56页

是关于世界(宇宙)之本质的学说；“神学”是关于上帝之实存和本质的学说⑤。由此看来，形而上学这门科学的领域简直是无所不包的了。它的问题涉及到心与物、天与地、神与人；万物存在、虚无、自由、不朽、神、生命、力、质料、真理、灵魂、生成、精神、自然等重大课题，均在形而上学的讨论范围之内。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是广大而复杂的，但它的领域已经越来越被现代科学所占领了，譬如说心理学和宇宙学的题域，就差不多已经被具体科学蚕食了。即便高超如存在学(本体论)和神学，在马克思之后，特别是在尼采之后，也已经面临深刻的危机。虽然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有无所不包的领域，但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问题差不多可以简化为：存在者是什么?许多人会说：谁不会问如此简单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本身。

这个问题虽然只有三个词：什么、是、存在者。说来都是最明明白白的词。但在哲学中，最明白的往往也是最可置疑的。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它不是问苏格拉底是什么，也不是问这棵树或者这块石头是什么，而是问：“存在者”是什么?所谓“形式的”是指它不涉及到实质。另外，这个问题的形式性也表现在：它甚至可以被译为“是着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者是什么?”再就是“这是什么?”的提问方式。德国现代思想家海德格尔曾经提出一个断言：“这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是属于希腊的，是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们发展出来的⑥。“这是什么?”的问题背后隐含着提问者的超越性的形式化思维。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上形形色色的哲学首先都得对这个“什么”作出解答，无论是柏拉图的“相”，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在场”(通译为“实体”)，都是对这个“什么”的意思的阐释。

从“存在者是什么?”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即“什么存在”的问题。形而上学首先要揭示出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是“什么”，即存在者的“存在状态”，也被称为“什么存在”，用德国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的词语用法就是“本在”。其二、即“如此存在”的问题。除“什么存在”外，形而上学还要揭示存在者整体存在的“情况”与存在“方式”。

“本质”和“实存”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最基本的范畴。进一步，作为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学科，形而上学是一种“真理”，这种“真理”是“历史性的”，又需要有特定种类的“人”来加以储存。因此，除了“本质”和“实存”问题外，形而上学还有“真理”、“历史”、“人类”三大问题。海德格尔把“本质”、“实存”、“真理”、“历史”、“人类”这样五个环节称为“形而上学统一本质”的“五重性”。这对所有形而上学都是可以适用的。例如，尼采形而上学的本质结构就可以由五个基本词语标识出来：“强力意志”对应于“本质”，即存在者本身之存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对应于“实存”，即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公正”对应于“真理”，即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虚无主义”对应于“历史”，即在强力意义上得到规定的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超人”对应于“人类”，即为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所要求的那个人类⑦。

与“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是什么”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相关，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倒不存在?”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两点：首先，这个问题标明了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种彻底的追问，是一种超出“存在者整体”而直抵“虚无”的追问，是关于“整体全部”、“普遍性”的追问，这就是一种“存在学”的追问。其次，“为什么、的问题涉及到“根据”和“原因”，它要追问“第一原因”和存在者的“最高实存根据”，是关于“神性”的问题，在此意义上讲，形而上学也必然是神学。这就涉及到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超越”问题。

⑤ 海因里希•施密特编：《哲学辞典》，斯图加特1978年版，第452页

⑥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中译本，孙周兴选编，上 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93页

⑦海德格尔：《尼采》下卷，斯图加特1998年版，第140页，第317页，第231页以下， 第314页

所谓“超越”(Transcendence) 源自拉丁文的动词transcendere，指跨越两个区域的界线，特别是指从“此岸”到“彼岸”的逾越。“超越”问题在形而上学中具有根本性意义，形而上学本来就意味着一种“超越、超出”。与上面讲的“本质”和“实存”问题提法相应，形而上学的“超越”也有两个方向，或者说，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其一、向“本质”的超越，即作为“先验之物”的 “超越”。这是“什么存在”方向上的“超越”。其二、向“实存”的超越，即作为“超验之物”的超越。这是“如此存在”方向上的“超越”。“超验之物”意义上的“超越”就是神性的东西。上述两种“超越”之间的关系，合乎“本质”与“实存”的形而上学区分。存在学把“超越”表象为“先验之物”。神学把“超越”表象为“超验之物”。正因为这样，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的本质刻划为“存在学”与“神学”的一个结合体，称之为“存在—神—逻辑学”⑧海德格尔还明确地断言：“形而上学通过先验地—超验地超出存在者来思考存在者”⑨海德格尔这里的表述是极为精细而毫不含糊的，所谓“先验地—超验地超出”，意思就是以“存在学的”方式和“神学的”方式超出。“存在学”在探究普遍存在者(即普遍有效的东西)的统一性之际思考存在者之存在；而“神学”在论证整体存在者 (即万物之上的最高者)的统一性之际思考存在者之存在。

再说到中国。“形而上学”这个中文译名取自《周易•系辞上传》，其中讲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看得出来，我们的先人固然也有了形而上—形而下、道—器之分，形而上之“上”似乎也标识着一种“超越”意向和方向，但并不纯粹，紧接着就要“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举而措之”了，其实践旨趣过于显赫。正是由于受到过于强烈的实践功效的限制，此外就是汉语本身的特性，中国文化没有形成欧洲式的超越性的形式化思维。例如：西方形而上学的形式性和超越性也表现在西洋音乐中。东方音乐可以听出内容，高山流水鸟啼马叫；西洋音乐则具有超验特性。你什么也没有听到很可能倒是对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没有“形而上学”，更具体地讲，就是没有形成存在学的“先验追问”和神学的“超验追问”。

海德格尔在其前期哲学中曾经贯穿了这样一个基本意图：从人的“天性”，人的“实存(生存)”结构出发重建一种形而上学。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康德所谓“游牧民族”(怀疑论者)的时代。旧形而上学受到了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等)、存在史(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后现代主义诸思潮的普遍而深入的批判。然而，如果形而上学是“人的天性”，构成我们人类生存的根基要素，那么，在旧形而上学受到批判、怀疑之后，在所谓旧形而上学“终结”之后，我们岂不是不得不重建形而上学?否则，我们这些现代“游牧民”将何以立身，何所依靠？

形而上学的终结到底意味着什么?形而上学的前景如何，还有没有前景? 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认为，今天人类精神生活中存在着两大分裂：一是形而上学的欲望与怀疑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二是生活的不安与决断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生活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⑩。在我们这个全球一体的技术—商业社会里，人类精神生活越来越内在化和平面化了，但与此同时，形而上学的冲动却有增无减。而所谓形而上学的冲动，就是形式冲动和超越冲动。看来问题既复杂又不复杂：人可以像猪一样生活，而且通常我们的确也像猪一样生活着，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仰望星空的欲望。

⑧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20页以下，第842页

⑨海德格尔：《尼采》下卷，斯图加特1998年版，第315页

⑩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89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