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罪犯分类制度研究
摘要：我国罪犯分类制度起步晚、发展慢、水平低，罪犯分类制度的滞后与社会公众对监狱惩罚和改造罪犯的效果、降低重新犯罪率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本文通过对中外罪犯分类制度发展和现状的研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分类管理的先进经验，从五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罪犯分类制度有所裨益。
关键词：监狱；罪犯；分类制度；弊端
罪犯分类，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罪犯划分不同的类型，以此为基础，对罪犯进行分类关押、管理、施教和分级处遇的一项监狱工作制度。罪犯分类制度作为监狱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的水平和文明程度，更是监狱对罪犯实施有效管理和科学矫治的重要基础。然而，我国监狱的悠久历史并没有与罪犯分类制度的发展成正比，在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罪犯分类制度的弊端与不足日益突显，与社会公众对监狱惩罚和改造罪犯的效果、降低重新犯罪率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深入研究我国罪犯分类制度，学习国外发达国家分类管理的先进经验，改进和完善我国现行罪犯分类制度，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罪犯分类制度发展的历史沿革
我国监狱制度历史悠久，肇始于夏，至唐鼎盛。但发展缓慢，历经各代封建王朝直至清朝，经4000年发展，各处监狱“尚为无限制之杂居”，仍“沿用唐律”沿袭笞、杖、徒、流、死五刑，实行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罪犯分类制度起步时间很晚，具体而言，其历史沿革大致可分为初创、形成、发展三个阶段。[1]
（一）初创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打开了清政府封闭的大门，“刑罚、审判、监狱之不良”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维护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借口。起始于1846年的历届国际监狱会议在1910年之前均不给中国参会资格，而且在1907年“海牙保卫和平会议”上，以中国狱制野蛮落后之由将中国列为三等国。清政府深受刺激，终于痛下决心改革狱制，“始倡改良司法监狱之议”。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山西奏准各处通设罪犯习艺所，收军、流、徒等犯罪人到此习艺；第二年，遣、军、流、徒便改称为“收容所习艺”。这是中国监狱制度史上罪犯分类的萌芽。
1910年（宣统二年），《大清监狱律草案》诞生了，这是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典草案。该草案制定了一些明确具体的罪犯分类规定：一是注重罪犯的性别、年龄、罪质、个人特点，把监狱分为男监、女监，对18岁以下的刑期满2月以上的少年犯开辟“特设监狱”拘禁，依据自由刑的种类设置徒刑监、拘留场、留置所；二是要求对接收的囚犯必须“调查其身格及个人关系”，即调查囚犯的相貌、年龄、出生、职业、经历、性格以及社会关系等，从而确定对囚犯行刑处遇的标准；三是根据囚犯的表现，分别给予增加接见次数、自备文具、阅读自带书籍等奖赏或叱责、禁止接见、停止运动等惩罚。虽然该《草案》最终未能颁行实施，但对中国近代监狱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2年（民国元年），北京政府颁布《暂行新刑律》，将自由刑分为徒刑、拘役两种，采用劳役制。其后又陆续颁行了一些监狱改良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监狱规则》，依《规则》，各徒刑监、拘役监、幼年监、女监等，在同一区域内，应严分界线。这标志着中国罪犯分类制度的初步创立，当然，这种分类是非常粗略的。[2]
（二）形成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监狱才真正摆脱了旧监狱的酷刑和腐败，中国监狱制度开始走上文明的轨道。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出台，将监狱分为监狱、劳改队、少管所、拘役所、看守所，并根据罪犯的刑期、性别、年龄进行了大致分类。80年代，上海部分监狱开始实行罪犯分押、分管、分教试点工作，不少监狱也相继尝试分类工作。
1989年，全国监管改造工作会议总结了部分监狱分类工作的经验，提出对罪犯试行分押、分管、分教。1991年，司法部印发了《对罪犯实施分押、分管、分教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对罪犯的分押标准、处遇形式、分类施教、实施步骤都作了规定，将“横向分类、纵向分级，分级处遇、分类施教”确定为罪犯分类原则，并提出了关押纯度的要求。根据这个分类原则，在对罪犯按性别、年龄、刑种、刑期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犯罪性质为分类标准，将罪犯分为暴力型、财产型、性犯罪和其他四大类。罪犯处遇分为从严管理、普通管理、从宽管理三个等级，在保障罪犯基本待遇前提下实施差别处遇，根据改造表现予以晋级或降级。至此，标志着我国罪犯分类制度的正式形成。1994年，《监狱法》颁布，规定“监狱对成年男犯、女犯和未成年犯实行分开关押和管理，对未成年犯和女犯的改造，应当照顾其生理、心理特点。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刑期、改造表现等情况，对罪犯实行分别关押，采取不同方式管理”，从此罪犯分类制度有了法律上的保障。
（三）发展阶段
90年代后，我国监狱以“改造人为宗旨”，积极推进监狱工作科学化，不断推进罪犯分类制度科学化。全国各地监狱开始积极创新罪犯分类管理工作和分级处遇工作，不断探索新形式、新途径，罪犯分类制度步入发展创新期。
一些监狱探索刑期、职业犯的分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上海市监狱系统在1991年司法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再分类，有的监狱将性犯罪中强奸犯罪单独分离出来，有的监狱将暴力犯分为利欲型、性欲型、称霸型、激情型等。这些以犯罪成因为基础的再分类，科学性逐步增强。全国各地监狱在对罪犯分押的基础上，注意创新对罪犯的分类教育和分级处遇工作。司法部监狱局编写了按不同犯罪性质进行教育的教材，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江苏省则积极探索对犯人分级处遇的制度，如对表现好的罪犯实行特优会见、亲属热线电话、离监探亲、外出参观、亲情会餐、出监试工等，对激励罪犯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黑龙江、山东、上海、江苏等省市还试点开展了心理矫正工作，并积累了初步经验。[3]
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监狱罪犯分类工作有了新变化和发展。部分省份专门设立新收犯监狱，大多数监狱都建立了入监监区，对罪犯进行身份甄别和危险程度评估；湖南、四川等少数省份已建成出监监狱，有的正在筹建省级罪犯回归中心（出监监狱）；有的监狱成立了老年犯、病残犯分监区；广东等省探索个案矫治、一人一策等个别化矫正方式等。这些实践和探索不断推动罪犯分类管理的发展。
二、当前我国罪犯分类管理的局限性
无须讳言，从总体上说，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罪犯分类制度水平仍不高，用张晶先生的话说，比国外先进的分类制度大致要落后50年。我国目前的罪犯分类模式，是以1991年“三分”模式为基础建立的，主要是从性别上将罪犯分为男犯和女犯，从年龄上将罪犯分为成年犯和未成年犯，从量刑上将罪犯分为重刑犯和轻刑犯，从犯罪性质上将罪犯分为财产型、淫欲型、暴力型和其它四类罪犯。各地虽有某些方面的创新和完善，但整体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其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如下：
（一）分类法律依据滞后。目前指导罪犯分类工作的法规依据还是1991年下发的《实施意见》，时间已经过去了24年，监狱工作实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有规定明显滞后，迫切需要修改。各地监狱一些好的分类做法和创新因为没有上升到法规层次，无法在全国监狱推行。
（二）没有实施戒备等级关押。目前我国监狱“分押”大多停留在对成年男犯、女犯和未成年犯实行分开关押，没有根据罪犯类型实施戒备等级关押，同一监狱、监区内关押着各种不同危险程度的罪犯。虽然一些监狱设立了严管队、集训队、出监队，但监狱内的安全警戒程度、技术装备、人力资源以及管理方式没有明显的级差区别。对于有高度危险倾向的罪犯，这种警戒程度难以实现过硬的防范，不能“罚当其恶”，这正是一些监狱安全防范工作“防不胜防”的原因；同时对于一些过失犯、轻刑犯、短刑犯及年老体弱犯，这样的警戒程度又显得过于严格，“刑罚过剩”了，既造成行刑成本浪费，也容易导致这些犯人压抑、悲观的情绪。[4]
（三）分类简单粗放、欠科学。一是缺乏统一的定性分类标准。当前分类模式是以犯罪性质为基础进行分类的，存在归类中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如财产型犯罪的共同特点在于以非法占有财产为目的，而暴力型犯罪的共同特点则是以暴力为犯罪手段，显然前者以犯罪目的为标准归类，后者以犯罪手段为标准归类。在定性上分类标准不统一，无法满足分类的穷尽性和排它性。[5]二是缺乏定量分析的分类方法。现行分类尽管也采取了一些量表进行心理测试，但主要限于心理人格方面，专业的综合测评极少，且全国各地监狱做法不一，定量分析的分类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三是缺乏初分后的再分类。监狱主要根据罪犯的犯罪手段和犯罪客体进行低水平的分类，没有综合考虑罪犯的恶习程度、犯罪性质、危险程度、社会背景、健康状况等进一步细分，忽视了不同群体、不同个体罪犯不同的改造需求；而且没有根据罪犯改造表现的变化对其进行重新分类，不利于对罪犯的动态管理。四是缺乏释放前过渡环境。在监狱服刑的罪犯最终是要返回社会的，从封闭式生活环境到自由的社会生活，从被动接受各方面的规范化管理到自主决定行为，如果没有一个过渡环境，当罪犯出监时就难以适应这种对立性的反差冲突，对其回归社会带来困难。
（四）多种类型罪犯混合关押。当前主要实行“按类分流，直接收押”的混押模式，同一所监狱甚至同一个监区往往同时收押了轻刑犯和重刑犯、累惯犯和初偶犯等多种类型的罪犯。监狱主要根据罪犯的犯罪手段和犯罪客体进行低水平的分类，缺乏进一步的分管分押。故在一个较固定的群体中，短刑犯与长刑犯、初犯与累犯、职务犯与非职务犯混合关押，精神病罪犯与一般罪犯混杂等。各种类型罪犯之间频繁接触，既不利于实施有效管理，又极易造成罪犯交叉感染、恶习加深，监狱的分类管理和分类教育难以落实，降低了监狱执法管理和教育改造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