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社会)智囊团的发展前景良好在我国古代, 历朝历代的君主基本上都有“军师”、“谋士”、“师爷”，尽管称谓不同，但是职能都是为君主献言建策。

诸葛亮、刘伯温等足智多谋，几乎家喻户晓。

这些神秘的人物“多智而近妖”，搅动时政风云，被认为有经天纬地之才。

无疑，现代思想库有别于中国古代的谋士。

智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组织机构，20世纪初期才在欧美萌芽，尤其是在一战后在美国兴起、壮大。

第一、从起源来看，民间智囊团的产生是适应时代的需求，它是建立在旧事物基础上的新事物，它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其发展成螺旋状上升的态势。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内部的思想资源不足，客观上需要外部资源进行补充，而决策科学化对智囊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仅靠体制内智库往往难以满足政府的要求，因此，一些民间智库应运而生。

民营研究机构是改革时代的产物，是中国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的产物。

民间研究机构的诞生也与社会的大环境和大气候有关。

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高潮，借着这股浪潮，一批体制内学者勇敢地走出政府大门，投身于市场。

第二、从发展历程来看，民间智库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其发展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发展规律的，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回顾民间智库发展的第一个活跃期，当时，即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迈开步伐，国民经济较快发展，民间智库也有了一定的生存土壤。

那时，一些有识之士大胆地从体制内走出来，创办了一批民间智库，并开始活跃在各个领域。

比如，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创办北京四通经济研究所的曹思源在 90 年代初办起了北京思源破产事务研究所，1992 年，袁岳创建了北京零点调查研究中心；再如，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与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的研究员张曙光、盛洪等组建了挂在北京丰台区科协名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等。

从 2003 年开始，民间智库发展出现新的变化。

一方面是民间智库继续探索发展形式，注册新的智囊机构，如 2003 年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与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等人在北京组建了上海法律与政治研究所；2004 年政治学学者刘军宁等成立了北京九鼎公共事务所，等等；另一方面，到了 2005 年，为了规范企业名称，国家工商总局要求研究中心和研究所重新进行注册，于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上海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北京视野经济研究中心等先后注销，有些智囊机构停止了活动，而有些则以新的公司名称进入的新的发展时期。

例如：金思达咨询公司后来在工商局注册成“北京视野咨询中心”，针对民营经济提出的“小狗经济”理论，着重对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并为地方政府进行咨询服务。

再如，2009 年 11 月，南方民间智库正式成立，该智库属南方都市报与奥一网联合多位民间思想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智库聚合了珠三角、南方民间的有识之士，力图成为南方民间思想的集散地，发挥民间智慧优势，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平台，集纳草根阶层的舆论，集合民众的真知灼见，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南方民间智库也是2011年成功注册的中国第一家以“民间智库”为明确名称的民办非营利组织。

第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壮大，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
询制度”。

这一重要表述第一次把智库建设提升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高度，提出了加强智库建设的任务，明确了方向。

这对广大智库从业人员及高校、传媒等机构，都是重要发展契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一新颖提法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既厘清了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又解开了政策法规上的束缚，明确了任务、方向，对有信息、渠道、人员、品牌等优势的各大主流媒体集团来说，可谓机遇难得。

2014年10月27日，在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发展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要统筹推进包括社会智库在内的各类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2015年初，中央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社会智库的概念，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重大举措，并强调要统筹推进包括社会智库在内的各类智库主体协调发展，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第四、从其自身发展来看，民间智库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独立于三大部门的第四部门——民间智库，它主要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且体现社会公众呼声或者对政策需求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大多由企业、私人或民间团体创设，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且自筹经费。

民间智库的声音大多围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希望政府的各项制度安排能够更多地倾向于社会底层成员。

从经费来源角度看，民间智库可获得的政府资助占比较小，甚至不受政府财政支持，其经费大多来自大的基金会或企业赞助，但一般也能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也有不少民间智库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服务，因此，也能对具体部门的政策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作为新兴的事物，民间智库从其性质上界定为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与政府、改革后的事业单位、企业、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通力合作。

尤以南方民间智库为例，其“民间智库”和“网络问政”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辩证统一关系，前者偏重主体及内容属性，后者侧重平台及新媒体属性，但内核是一个东西——民间智慧、民间力量。

通过借助新媒体，为其发展注入了活力与新鲜血液，也有利于其理念的传播。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起源、发展历程、时代价值还是其自身层面，民间智库的发展都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它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新事物。

相信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进程中，民间智库必将以良好的姿态继续发展，并在国际进程中展现中国面貌、中国姿态、中国特色，彻底扭转了英撒切尔夫人口中的“中国绝不能出口思想”的论断，增长了民族自信，现如今的“Made in China”变为”Made in India”不正是中国思想逐渐产出的态势吗？
尽管有不足，有缺陷，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民间智库的发展也是如此，它的壮大需要等待机会。

智库的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是一个接力赛，而是一个长跑，现在民间智库已经跟其他智库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一个经济上逐渐崛起的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形势，中国自身的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

大力发展独立的民间智库，不仅可以为领导层提供决策咨询、开展学术研究、扩大横向联系、延聘海归知识分子、开拓对外交流扩展研究主题，而且可以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提升民间智库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

而掌握着绝对资源的政府，尤其应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来支持和鼓励民间智库对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的参与，以提升国家的整体软实力，增强国家治理的大智慧。

整体性治理就是以公民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责任为治理机制，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的政府治理图式。

整体性治理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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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一种修正。

新公共管理是从经济和社会的视角看待政府的管理，其背景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对效率的要求，西方现代工业社会对公共服务提出的多元化的要求，以及官僚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方式由于繁文缉节和低效率而遭到普遍垢病。

因此，新公共管理所采用的治理方式，比如强调绩效、结果、分权以及解制、效率、重塑政府等都反映了当时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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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体性治理理论则是以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胜运为出发点的，其背景是信息时代的来临。

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遍应用，使新公共管理的一些治理方式被终止或被改革。

新公共管理在提升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服务提供者的竞争过程中引入多样性等诸方而取得了不少的成功。

但是，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分权化与解制也使政府机构破碎化，极大地增加了决策系统的复杂性。

而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

在登力维看来，数宇信息时代的治理的核心在于强调服务的重新整合，整体的、协同的决策方式以及电子行政运作广泛的数宇化。

此外，与新公共管理要打破官僚制的努力不同，整体性治理是以官僚制作为基础的，即，整体性治理强调，信息技术的运做是以官僚制组织为基础的。

正如菲利普·库琅所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在垂直的权威模式和平行的协商模式互相交叉的情况下运作的。

唐纳德·凯特尔在评论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书时曾指出，“戈德史密斯和埃格斯的最深刻的见地是，必须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建立纵向的权力线，并根据新兴的各种网络建立横向的行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