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法治:康德法哲学的二维视界陈义平(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　230039)摘　要:康德法哲学的两个维度分别是权利和法治。

他通过权利的普遍原则论证了权利与义务对于道德的至上性、权利对于道德(善)的优先性以及一个公民社会的私人权利原则是如何可能的;通过法治的理想社会原则论证了人性的善恶两重性、法治的国家统治原则以及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文章最后对康德法哲学的历史观、自由主义和自然法思想等对后世的影响作了评价。

关键词:康德;权利;法治;法哲学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4)05-0023-05康德哲学思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以三个批判为基石建立起来的批判哲学体系具有划时代意义,还在于他在晚年试图建构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完成了三大批判并建立起一个知、行、意一体的批判哲学体系之后,晚年康德发现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在“行”的实践方面,除了主观心灵的道德法则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表现在人与人之间联结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客观法则未及论述;且由于新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风云激荡,康德意识到这个公共法则所构建的社会共同体又处于一种历史的演变之中。

因此,他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论永久和平》、《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等作品中突破了三大批判那样一个知、行、意的理论性的平面结构,增加了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内容,具有了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厚重感。

有的研究者甚至把这些作品称作康德的“第四批判”。

在这些著作中,有一块属于法哲学的领域,它依存于道德形而上学之中,并与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融合在一起,要解决的是“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

沿着这样的理路,康德试图向后人表明:以三个批判为基石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是为他后期的政治法律思想奠定理论上的坚固基础。

康德是从“权利”和“法治”两条路径展开其法哲学的理论框架的,其中,权利原则构成了公民社会和宪政的先天理论基础,法治原则构成了公民社会和宪政的现实表现形式。

一、权利:构建内隐的作为其原则的法哲学自由是贯穿康德整个哲学的一条红线。

在理论哲学中,康德通过严格划分与物自体的界限,确立了先验自由的可能性;在道德哲学中,康德确立了自由概念的实在性,认为道德的存在是个客观事实,它的普遍必然性来源于实践理性本身。

自由首先是人的心灵的一种性质,即意志自由。

然而,当康德把人的自由放置到社会政治制度背景中审查时,意识到仅从意志自由来定义人的自由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现实中的人更需要的是作为权利的自由。

收稿日期:2004-06-23作者简介:陈义平(1967～),男,安徽全椒人,安徽大学哲学系副教授.2004年9月第28卷第5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September 2004V ol.28N o.5作为人的自由选择能力的意志自由只是人的自由的前提,必须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才能达到人是目的这样一个真正自由的王国,在那里,自由意味着只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

既然现实政治社会中的人更需要的是作为权利的自由,“权利”就进入了康德的视界。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即权利理论(另一组成部分是德性理论)中认为权利可看作是把道德的最高原则扩大到我们生活的尝试。

“在人的权利方面,康德的任务是要为政治自由和平等奠定一个无条件的道德基础,或者说,是要启发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告诉他们立法的自由是主体服从的唯一基础,以便使他们获得自由与解放。

”[1](P695)在德语中,“Recht”包含有法、权利和正义等含义,它源自古罗马的“jus”一词,康德称其含义是“法律的总称,对它而言,外在立法是可能的”。

康德并不是关心实体法,而是关注于“外在的自然法”体系、作为实体法之基础的道德原则,即“权利的普遍原则”。

康德认为,权利是由普遍的道德法则推展而来的,因而权利也是一个普遍法则,“可以理解权利为全部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任何人的自由意志,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自由意志相协调”。

[2](P40)康德把权利和义务联系起来,认为一切义务就是权利的义务,只有那些既有权利、又有义务的人的法律关系,才是一种真正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康德自此从两条线索展开论述其关于权利的法哲学思想。

一条线索是论述了权利与义务对于道德的至上性、法律的义务对于道德的义务的优先性进而权利对于善(道德)的优先性。

他区分了法律的义务和道德的义务,认为前者用于外在的行为,服从立法的外在制约;后者用于行为的内在准则。

法律的义务优先于道德的义务,进而权利优先于善(道德),是由于:第一,法律的义务本身就具有道德的本质,它要求每个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权利;第二,法律的义务规定了权利的要求是既要尊重自身的人权,又要不伤害任何人,还要进入社会,因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保证每个人的财产不受他人侵犯;第三,法律的义务是确定的和完善的,道德的义务则是宽泛的和不完善的,因为道德命令难免为人留下自由选择的余地。

法律的义务优先于道德的义务,就要求在顾及他人的幸福之前先关心他们的权利。

爱人是有条件的义务,尊重人的权利则是神圣而绝对的义务。

树立权利、正义的优先地位并不会危及道德和善,因为外在的法规与内在的道德在尊重人的权利这一点是一致的,在使法律、政治与道德得到彻底统一的法治社会的历史选择上也是一致的。

另一线索是论述了一种公民社会的私人权利原则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并进而为其提供一个哲学的普遍原理。

康德区分了作为私人权利的法律规则(私法)和作为公共权利的法律规则(公法)。

在私法体系中,康德研究了物权、人权、家庭权利以及司法等公民社会的法权问题,指出只有占有了一个外在的对象并在其中实现了人的自由意志,才能区分“我的”与“你的”的界线,从而构成一个私人的法权社会或公民社会。

不过,一个完整的私人社会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物权和人权的基本原则固然可以构成一个公民社会的法权体系,因为,由于普遍权利原则的推展,一个社会一旦成立便必然产生出一种公共的政治制度。

个人不但享有私权,而且在政治社会中同等地享有宪法赋予的公共权利。

能给每个人提供充分的、完整的自由发展权利的,有赖于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世界公民所组成的世界性的宪政共和国)的建立。

由此,康德进入其法哲学的法治理论路径。

二、法治:构建外在的作为其实现形式的法哲学康德的政治抱负是要为人类的经验世界建立一个在权利的普遍原则基础上的法治社会。

因而他没有停留在为人内心自由活动确立普遍的道德原则,也没有停留在为人的自由活动确立普遍的权利原则,而是继续前行。

他认为,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的自由活动的结果对他人自由的影响,惟有人们在经验的世界中达到自由的共存,历史才会不断进步,人类才能实现永久和平。

人们自由的共存的一个要件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活动内在地不得逾越权利的普遍法则,外在地不得逾越法律的界限。

法律是权利的普遍法则的外现,也是每个人自由活动的强制界限,这种强制因与权利的普遍法则联系在一起,因而是一种相互的强制。

这种相互的、普遍必然的强制状态就是法治。

理想的法治状态就是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

正像罗科斯・庞德指出的,这一法治观“似乎是16至19世纪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的最终理想形式:使个人得到最大限度张扬的理想是法律秩序存在的目的”。

[3](P77)康德从三个层面铺展论证“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历史形态和伦理形态的表现。

第一层面是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人的双重性需要伦理和法律的双重制约,这是其法哲学的人性论基础;第二层面是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论证国家建立的基础和法治的统治原则;第三层面是从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论证走向“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可能性。

康德认为,人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人是感性世界的成员,其意志是受自然欲望的影响的,服从自然法则,是他律的;另一方面,人是理智世界的成员,只服从理性法则,是自律、自由的。

人的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不完善归咎于人性本身。

人能够理性地思维,但并不总能理性地行动。

由这样具有双重性的人组成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康德认为它“是个无法律的状态,一旦发生法律上的争执,便找不到一个强制性的法官对争执做出有权威性的法律裁判”,[2](P138)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敌意和冲突,而正是“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

[4](P6)面对人类的这种非社会的社会性,绝对的道德命令要求自然状态中的每个人与他人一起通过契约进入社会状态。

社会契约就是一个普遍的道德规定和“一种评价国家合法性的标准”,[5](P113)每个人都同意建立一个能够对个人施以外在强制的社会权威,这就是公民社会,它的整体就成为国家。

人类从自然状态到法治社会的演化过程的根本目的就是克服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普遍法则通过法律对每个人的外在自由施以平等的限制,人类才真正得享自由。

这样的公民社会最大的本质就是普遍法治。

“大自然去迫使人类加以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

”[4](P8)“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进而演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一部与人类的自然权利符合一致的宪法这种观念,亦即服从法律的人们同时就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立法者这种观念,乃是构成一切国家形态的基础。

”[4](P159)在现实中,这就是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代议制的共和国,维系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衡力量是法治。

这样的一种“法治国”(Rechtsstaat)的形态,塑造了具有近代德国传统的法治框架,其含义是:“把国家看成是一种宣告、组织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司法组织;这项权利有助于限制和规范国家对自身权力的行使;而且,国家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形式和限度。

”[6](P113)康德进而认为权利和正义的普遍原则,不仅要求建立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也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放弃自然状态过渡到永久和平的状态,这就是建立在“每个国家公民体制都应该“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是共和制”、友好为其条件”这三个条款基础上的伦理的世界共同体,人类从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却是“伦理的自然状态”)进步到伦理的共同体,最大的变化就是,政治法律上的共同体要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维护,而伦理的共同体统治人民的规则却是人类内在的对道德法则的尊重,这是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最高的政治的善(普遍法治)和最高的道德的善同时达到,“这一不可改变的宪法与政治的宪法并不类似,因为属于真正教会的伦理共同体的人们会与别人一起进入一个自愿的、普遍的和持久的心灵联合。

”[7](P102)三、对康德法哲学后世影响的评价康德的法哲学思想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但又充满分歧和争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