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儒生与文吏研究—以宋朝儒生与文吏的合流为例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文官执政是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古代的文官是士与官僚的结合。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士与官僚政治的合流也经历了反复的斗争。

虽然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士与官僚的合流，但是二者的真正结合是在宋朝时期形成的。

宋朝出现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

它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官僚组成也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儒生；文吏；宋朝；士大夫政治前言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士大夫的多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有深度的研究。

目前就国内专著性的研究有：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放置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多方面的探究，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关于士大夫主体特征研究的有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对北宋文人面对的社会矛盾进行深人分析,认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他们并借助公私分离来平衡这种矛盾。

对北宋士大夫的个案研究有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指出程颖、程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以兴其斯文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精神。

总的来说近年来内地对士大夫的研究是比较深入，成果显著。

1、儒生与文吏的演变进程中国的士大夫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

在汉武帝在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王朝都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士人阶层在战国时期已经兴起并且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

没有做官的学子称士，做了官的可以称作士大夫，即士大夫可以说是做官的读书人，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统治阶级。

用英语来表示士大夫一般是：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吏；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litteriti-officialdom文人-官僚，都是用合成词汇来表示士大夫这1个概念的。

这表明士大夫具有学者、文人文化角色和官僚的政治角色，是一个非常具有特征的现象。

士的最初含义是成年男子，在周朝时期是贵族之通称，后来演变成最低级的贵族之称。

到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贵族衰落，文化下移，讲学在民间兴起，没落贵族与民间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新兴的士阶层。

士大夫最主要的特点是即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职能既是学者又是官僚，他们从小接受六艺的教育即“礼、乐、书、射、数、御”。

周朝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两方面：乐师和史官。

乐师主要有儒生充任，史官主要有文吏充当，他们是中国早期文化的两大支柱。

乐师不仅主导音乐也掌管古代社会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主要承担者。

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刀笔吏即儒吏分途的历史变迁，秦朝以刀笔吏治天下，专任文法狱吏，儒生则遭到了“焚书坑儒“的打击。

汉朝时期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外儒内法的政策，因而出现了儒法之争。

这种儒法之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儒生文吏之争。

例如：汉儒对文吏的抨击路温舒：”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

“这种冲突形成了党派政治。

但是在二者的斗争中又出现了儒生的文吏化和文吏的儒生化，二者趋于融合。

儒生与文吏的真正合流是出现在隋唐之际的，而科举制的设立是二者合流的重要措施。

科举制的设立不仅突破了长期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打破了士族门阀对政治的垄断现象，也为庶族寒士进入政治开辟了道路，这也为后来宋朝宋朝出现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

2、宋朝儒生与文吏的合流2.1儒生与文吏合流的背景2．1.1宋初的“重文轻武“政策宋初，宋太祖吸取唐朝、五代十国的潘镇割据的教训，认为五代十国短命的最主要原因是武官乱政的结果。

宋太祖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回答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

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赵普的回答，完全契合宋太祖要维护宋王朝的心愿。

因此，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宋王朝制定了“重文轻武“的家法。

建隆初元，宋太祖就”杯酒释兵权“夺去了石守2信等高级官员的兵权。

随后又取消殿前都点检的职称，设置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名义上归枢密院管理，但是实际上是受皇帝支配统领的，又设置枢密使来分割宰相的兵权。

这样在军事上的改革使军权完全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宋太祖认为：“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

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因而，在宋初就开始尊孔祭孔的活动，相应的也重视读书的知识分子。

例如宋朝的一条家法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且规定“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初，在政治方面就文臣以尊厚的地位，同时也为士大夫参政议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2.1.2宋朝科举制度的完善科举制度是儒生与文吏合流的重要桥梁，也是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高度繁荣的重要原因。

宋朝继承了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并且加以完善使其走向成熟。

首先：严格考试制度。

如废除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962年宋太祖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以防止结成党派的情况。

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势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等。

其次：取消了科举时的门户限制。

这样就打破了士族门阀所垄断政治的局面，形成取士不问出身的局面，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子弟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如宋初的著名政治家欧阳修、范仲淹等他们都出身贫寒，但是在科举及第后也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

科举取士范围的扩大不仅为宋朝的知识分子们提供了广阔的参政议政机会，而且也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

再次：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和提高士大夫的待遇。

宋太宗在位22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450多人。

关于两宋科举取士的具体人数，张希清先生曾根据10余种史书、文集和笔记，对两宋贡举登科人数进行过细致考证。

统计与考证的结果表明，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

这个平均每年取士的人数，不仅大大超过了唐代的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亦为后世的元、明、清所不能企及(约为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 4倍)。

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

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科举榜发，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臣卿皆由此选。

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导致了“取士不问家世”原则在宋代的实现，同时也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具体体现。

32.1.3疑古惑经思想的盛行经学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政治思想。

汉学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后走向了繁琐考证的趋向，章句训诂之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唐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了疑经惑古之风，到宋朝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展开，疑古惑经思想也达到极盛状态，文人解经成为最重要的表现。

范仲淹在解释《易》时提出“通彼天地人谓之易”借《易》的变通思想来为他推行的新政提供理论基础。

欧阳修的经学思想上承韩愈的道统思想，主张体、用、文三者合而为一，不可偏废。

他对儒家经典大胆的怀疑。

他认为《易》的《系辞》非圣人所做。

文人解经的流行不仅繁荣了文化，而且也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思想提供了新的血液，把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

2.2宋代士大夫政治2.2.1宋代士大夫注重“内圣外王”之道岛田虔次说：“宋代儒学必不能忽视‘士大夫阶层’的出现”。

余英时认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当于英文的‘political culture’，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整治行动的风格。

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表现了独特的新面貌，象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宋代的士大夫继承了中唐韩愈、李翱的道统，以恢复“三代秩序”作为自己的重任，“一天下为己任”是概括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

文彦博所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和程颐的“天下安危系宰相”等说法，他们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有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他们之中，如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都说明士大夫们是以政治主体自待的。

因而，他们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重点，力图把自己的主张在社会改革上表现出来，经世致用之学成为主导：如范仲淹、王安石所进行的变法，希望解决朝廷的困境。

宋士大夫这种务实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信念和行为，不单是，“原始儒教的复苏”，也是时代环境所唤起的士人阶层欲忠君报国的思想体现。

虽然变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的实践精神也成为后世士大夫所效仿的对象，也对政治、法律、社会、以及法律制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2.2.2士大夫的重视节义的道德观儒家向来重节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五代十国时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

”宋朝所面临的问题是：大力提倡名节忠义，以重塑儒家伦理道德观并且要将这种伦理道德观贯彻到日常的行为举止之中。

重义轻利是儒家传统的价值理念，五代十国时期一直是重利轻义的。

宋初士大夫么为了重新塑造儒家道德观就必须解决义、利关系。

程颐认为：“义是人心所固有的至善之德，出于人之‘本心’，也就是所谓的‘天理’。

”因为“义”是“天理”所当行，是人的善良本性的自然指向，所以，不必“有意”为之而能“自正自明”。

人之趋义，不能自已，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以天下为己任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观念，所谓“达者兼济天下”。

儒家要求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所有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兼济天下”。

宋代为文人士大夫提供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使他们感觉到可以有所作为。

因此，“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贯彻落实到士大夫的思想和行动中，就进一步发展成为“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精神。

同样是宋代文人士大夫“贵义贱利”道德观念的一种体现，并且已经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从政的主体精神。

于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待仕途贬谪、人生挫折的态度，就要比前人显得更加豁达开朗。

他们一般并不介意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念念不忘理想抱负的追求。

如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之坦然与放达，那是苏轼奉行的人生准则且落实于行动的。

2.2.3士大夫对朋党新的认识朋党古已有之，孔子云：“君子群而不党”，荀子曰：“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

但到了宋代，对朋党一概贬斥的传统发生了变化，一些官僚士大夫则提出“君子亦有党”的全新见解。

王禹作“朋党论”云：“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古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对朋党并未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指出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