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西方主要翻译理论及代表人物
时代
代表人物
主要理论
古代
西塞罗
解释员（意译）和演说家（直译）的翻译：
《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
(一)译者在翻译中应像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吸引和打动读者、听众的感情。
(二)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当避免逐词死译;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
第一项原则是针对忠实原作的意思而言的，是翻译中最不容忽视的根本原则。第二项原则是对译者提出的语言要求，多雷认为优秀的译者必须同时精通两种语言，在原则上这两种语言并无主次之分，对它们掌握的程度不可一高一低，译者应当是善于用原语阅读，用译语写作的语言专家。第三项原则表明，多雷不主张直译或逐词死译，而提倡意译、活译。在第四项原则里，多雷同所有人文主义者一样，强调使用民族语言和习惯用法的重要性，强调为一般读者服务，让平民百姓能看懂译文。最后一项原则指的是风格，要求译文必须通过各种修辞手段在风格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译文本身也必须讲究自然、流畅、谐调，给读者"美的享受"。
但丁
文学不可译。
在意大利，民族语翻译的规模虽不大，但其影响并不亚于其他国家。首先是大诗人但丁有关翻译和民族语的论述，这些论述见于他的《论俗语)和《飨宴)两部著作中。在《论俗语》一书中，但丁对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对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用民族语从事翻译的问题都起了重大作用。在《飨宴》这部著作里，但丁除盛赞俗语的优点外，还对翻译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
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
拉丁文《圣经》。
(一)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须采取灵活原则。他认为，各种语言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以及语义、内容等都互为区别，因此不能采用逐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西塞罗和昆体良的"翻译是创作"以及译作必须与原作"竞争"的观点。
(二)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与"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意思。但在《圣经》翻译中，则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要应当采用直译。
阿米欧（法）（翻译之王）
阿米欧在翻译中所遵循的准则是: (1)译者必须吃透原文，在内容的移译上狠下功夫; (2)译笔必须纯朴自然，不事藻饰。他强调内容和形式、意译和直译的统一。他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把人民语言和学者语言熔于一炉，文字上讲究朴素的美，使译文的风格自成一体。
多雷（法）（翻译理论家，多雷在1 54 0年发表了一篇简短而富有创见的翻译研究论文，成为西方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的人。
）
翻译五原则（理解原作/通晓双语/避免对译/通俗形式/讲究风格）：(一)译者必须完全理解所译作品的内容;
(二)译者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文语言;(三)译者必须避免逐词对译，因为逐词对译有损原意的传达和语言的美感;(四)译者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
(五)译者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适当的效果。
(二)本族语可通过译借外来词加以丰富。
昆体良（西塞罗、贺拉斯之后提倡活译的另一位著名人物，以演说家、修辞学家著称。）
与原作竞争：翻译也是创作，这种创作必须与原作媲美，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翻译同样是创作的观点，早先已由西塞罗提出。但具体提出与原作"竞争"之说的，却源出于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
哲罗姆（早期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被认为是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的人）
(三)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哲罗姆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斐洛和奥古斯丁的。他不相信在用词造句上会有什么"上帝的感召"。
奥古斯丁
《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
并未从事过大量的翻译工作，而只是校订过拉丁文《圣经》的某些部分，但他对于语言问题颇有研究。
奥古斯丁除《论基督教育》外，奥古斯丁的翻译理论还体现在他的几篇有关《圣经·诗篇》的诠释和两封书信中，其中有一封是写给儿子阿德奥达图( Adeodatus )的。他的理论大致如下:
(四)原文中的所有连词都应予以保留。(五)所有副词都应置于动词旁边，或前或后，视句子和谐和语句气势而定。
十七至十九世纪
夏尔·巴特（法）：
《论文学原则》和《纯文学教程》。《论文学原则》更是翻译领域里的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巴特在书中阐述了他对于翻译问题的种种思想和看法，他的观点新颖，论述精当，从而使该书成为西方1 8世纪翻译理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8世纪法国翻译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上。
波伊提乌（中世纪初期翻译领域里的中心人物）
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译者应放弃主观判断。
(一)内容与风格互为敌对，要么讲究风格，要么保全内容，二者不可兼得。
(二)翻译是以客观事物为中心的，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在某些著作的翻译中，译者所寻求的是准确的内容，而不是优雅的风格。因此，为了表达出"没有说误的真理"，译者应当采用逐词对译。
马丁·路德（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和翻译家）
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
路德的《圣经》德译本是西方翻译史上对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巨大而直接影响的第一部翻译作品，与古希腊语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古罗马第一位翻译家安德罗尼柯的《奥德赛上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以及后来英语的《钦定圣经译本》齐名。除《圣经》以外，路德还翻译了《伊索寓言)>.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在理论方面，路德对翻译也很有见地。他的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一)翻译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二)翻译必须注重语法和意思的联系。(三)翻译必须遵循七条原则。路德在翻译中采用意译，以使读者完全看懂译文为最终目的。他不仅对一些翻译原则作一般性的阐述，如论述怎样才能使读者懂得《圣经》的意思，而且还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翻译的七条细则: (1)可以改变原文的词序; (2)可以合理运用语气助词; (3)可以增补必要的连词川的可以略去没有译文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 (5)可用词组翻译单个的词; (6)可以把比喻用法译成非比喻用法，把非比喻用法译成比喻用法; (7)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准确性。(四)翻译必须集思广益。上述四点反映了路德的一些独特见解。然而，就整个理论的实质而言，路德是从神学家而不是从人文学者的角度来处理和谈论翻译问题的。
(一)原作所说之事不论是事实还是推理，我们对它们的先后次序都不得改变，因为事物排序取决于人的共性，不取决于不同民族的个性，这个次序在所有语言中是相同的。
(二)对原文思想的先后次序，我们也应予以保留。原作者为什么要用某一种
表达方式，而不用另一种方式，其中一定自有其道理，因此译者不可轻易破坏。
(三)原文句子不论有多长，在译文中都应保持其完整，因为一个句子就是一个思想，在句子里的不同成分彼此关联，它们的相互关联构成一种和谐。如果把句中短语打乱，或把它们拆分开来，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原文的思想，但却得不到原文思想的彼此连贯。
(四)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在奥古斯丁的理论中，语言符号和单词是等同的。
(五)《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奥古斯丁的这一观点与三百年前的斐洛的观点完全一致。
中世纪（从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时算起，到1 5世纪文艺复兴时止。）就翻译史而论，主要有三大标记:初期的翻译家波伊提乌、中期的托莱多"翻译院"和末期的民族语翻译。
文艺复兴
伊拉斯漠（16世纪对文学研究采取新方法、对翻译理论提出新见解的杰出代表之一）
《圣经》翻译靠译者语言知识。伊拉斯漠对翻译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译文准确，风格优美，主要还在于他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对待翻译问题，从多方面对翻译理论作了深刻的阐发。他认为:
(一)必须尊重原作。
(二)翻译者必须具有丰富的语文知识。像赖希林一样，伊拉斯漠为人文主义者力争翻译《圣经》和阐释《圣经》语言的自由。
布鲁尼
布鲁尼在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译序以及在《论正确的翻译方法》一文中发表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亚里士多德不是抽象的教条，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译者务必使自己深入作品，"面对亚里士多德"。换言之，译者应当尽可能模仿原作风格，像亚里士多德用希腊语写作那样，用译语进行创作。
(二)任何语言都可用来进行有效翻译;那种认为语言差异在翻译中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观点，实际上是译者用来掩盖自己能力低下而放出的烟幕。优秀的译者精通原语和译语，只要正视两种语言的差异，就不愁没有对付的办法。
(三)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拉斯漠的翻译原则是: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要表现出希腊语的修辞手段，以诗译诗，以单词译单词，以朴素语言译朴素语言，以高雅风格译高雅风格。
(四)风格的性质还取决于读者的要求。
毫无疑问，伊拉斯漠的翻译理论是他人文主义思想和他精通多种语言、对文学风格富有鉴赏力的产物。
(三)为了忠实于原文，宁愿牺牲译文的易懂性。
小结：西方翻译史在中世纪主要有三个特点显著的阶段。
初期几百年，占主导地位的是波伊提乌等人的拉丁语翻译，但所译题材不像哲罗姆时代那样仅限于宗教文献。继而，在1 1至1 3世纪，东方文学及其华丽的风格通过翻译介绍到西方，特别是在1 2世纪，阿拉伯学术研究的成果活跃了欧洲的学术空气，促进了西方翻译事业的发展。从四世纪末起，《圣经》的民族语翻译便开始进行，到中世纪中期发展扩大，1 4世纪、1 5世纪开始形成高潮。世俗文学的民族语翻译起步较晚，但也同样经历了这么一个规模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三)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译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
(四)声音与意思自然相连，或者说词与词义在功能上不可分割，这是语言的普遍现象，而由于修辞手段以这种词与词义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这就说明，翻译可以做到风格对等。
贺拉斯（诗人和批评家）
(一)翻译必须坚持活译、摒弃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