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新城建设的理性思考
在谈论武汉为什么要建长江新城时，我认为有三个问题要讨论。

武汉为什么要建设长江新城？武汉要建怎样的长江新城？武汉怎样建长江新城。

第一个问题：武汉为什么要建长江新城？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说：21世纪影响世界经济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

而英国学者范登和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根据对各国城市发展变化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城市发展具有阶段性规律，整体趋势呈现为倒“S”平滑曲线。

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当城市人口超过10%时，城市化水平逐步加快；超过30%时，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到70%以后才逐步减缓，城乡间人口实现动态均衡。

此外，城市化发展规律表现为城市从“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升级。

在城市化的早期和快速发展阶段，呈现明显的“聚集效应”。

当城市化步入相对稳定的成熟阶段后，城市更多是向周边地区释放其能量，以点带面，拉动整个区域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全面提升，即由聚集走向扩散。

当前，武汉市中心城区处于城市人口超过70%的阶段，加速阶段已经结束，必须通过长江新城建设的举措推进武汉经济社会的发展。

此外，据2016年《第一财经周刊》按综合商业指数对405个城市进行排名：一线城市19个，包括武汉。

也有学者对中国城市进行五线分类：一线城市5个（北上广深津）；二线城市30个，其中二线
发达城市8个，武汉不在其中，只在二线中等城市15个城市之中。

按国际化城市的指标体系（4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看武汉，除人均GDP达标（国际化城市人均1万美元，武汉是1.7万美元）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标（国际化城市指标是毛入学率达50%，武汉是52%）外，其他13个二级指标均未达标。

比如：外贸依存度国际化标准是30%，我们现在还是21.6%；三产占比要80%，我们在50%左右徘徊；R&D标准是5%，我们还是3%；全球500强要占50%，我们现在84家，而广州是217家，成都是200家，重庆是150家；国际会议80次，我们现在只20次；外国重要金融机构，北京是82家，上海是47家，重庆是39家，武汉只有5家。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武汉建设的东湖高新之城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制造之城，快速推进了武汉的跨越式发展。

建设长江新城必然进一步加快武汉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

在国家战略的重大期待下，武汉建设长江新城必然会成为落实国家长江经济带的主要支点，成为推动武汉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更会成为落实武汉“一号工程”的落脚地。

长江新城应该是深圳新城的升级版。

37年前，深圳还只是个贫穷落后，只是一个有3万人口的边陲渔村，在地图上难觅其踪；现在的深圳，GDP已经突破1.9万亿元，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突破2万件，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长江新城更应是浦东新城2.0版。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海正是以浦东开发为契机，通过浦东新城的“金融、贸易、高新技术先行”，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第二产业升级换代，并为整个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了先导作用。

浦东新城成为上海二产发展的新增长点、孵化器与蓄水池。

1990年，浦东经济仅占上海经济比重的8%，到2016年则为大上海提供三分之一的GDP。

浦东新城生产总值不仅在20多年间剧增360余倍，更是全国城市改革“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先行者。

长江新城建设应该是滨海新城深化版。

十年前，当我们站在天津滨海区的土地，不过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滩涂，仅仅10年时光，滨海新城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在短短的十年间，经济总量突飞猛进，生产总值由2005年的一千多亿元上升到2016年的一万多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0.1%。

建设长江新城就是落实把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家意志，就是通过集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核心功能布局，打造一个能够面向世界、面向全国的核心亮点地区，承载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功能和空间需求。

第二问题：武汉要建怎样的长江新城？
我想，一是长江新城一定要按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指标建设。

因为，这些指标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实践与理论的结晶，不能自搞一套，更不能没有指标建长江新城。

二是长江新城建设一定不能把长江新城规划当草稿。

长江新城的建设者对长江新城规划应像基督教徒对《旧约》、《新约》一样，作为生命的契约不可更改。

三是长江新城建设要在城市空间具有彻底、根本和综合性改变武
汉城市布局、产业布局的作用。

这个布局就是改变武汉100多年来武汉三镇的格局，形成武汉四镇格局。

如果说武昌城是以东湖高新区为核心是科技之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以制造为核心的现代制造之城，是19-20世纪汉阳造的升级之城；汉口是以“货到汉口活”的传统商贸之城的升级版；那么，长江新城则是武汉的高端服务之城、生产服务之城、金融之城、总部之城、设计之城、时尚之城、创客之城；是武汉的第四镇。

特别是，没有金融之城、高端服务之城，就不可能重振制造业，就不可能壮大东湖高新之城，更不可能成为创新创客创业之城。

五是长江新城建设一定是产业兴城。

我们知道，产城关系有四种类型，即有产无城、有城无产、产城低端结合、产城融合高度发展。

有产无城指一些工业区、产业区定位于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尚不完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相分离。

有城无产指一些大面积开发的楼盘项目，只具备居住功能，没有相应产业导入，沦为“睡城”。

产城低水平融合之城沿袭以往“产业集聚区(产) +小城镇配套(城) ”的发展模式，这已经是昨日黄花。

我以为，长江新城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其中有市场、政府、消费者、社区及利益相关者，核心是产与城的关联。

长江新城应该是产城高水平融合之城。

而这个产不是制造产业、不是高科技产业，不是传统商业；而是高端服务业、是金融总部之城，是世界500强总部之城，是东湖高新之城的金融、人才与服务支撑之城；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制造的金融、人才与服务支撑之城。

六是长江新城一定要建智慧之城。

智慧之城不仅是三网合一，不仅是4G之城，不仅是互联网之城；而应该是5G之城，是物联网之城，也是能联网之城。

七是长江新城建设一定要建美丽之城。

要以人文视角，沉淀3500年盘龙文化的历史与人文关怀之城。

马路不要太宽，广场不要过大，多一些小马路、小广场、小咖啡屋、小休闲场馆、小健身场馆。

第三个问题：武汉要选择怎样的模式建长江新城？
我想首先要按国际化标准差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建城。

其次要用PPP模式建城，这样可以很好的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好的推进国企混改，可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武汉服务业的发展，提升武汉三产中服务业的比率，从50%到70%，以致80%。

所以，这个产还包括公共服务机构的培育、教育医疗机构的引入、发展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武汉建长江新城要在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背景下建长江新城。

这个其他专家做了许多谈论这里不在谈及。

我以为，武汉建长江新城一定要与京津冀经济圈互动建城。

因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北京去非首都功能。

首先，首都不是经济中心。

北京现在不适合创办企业，所以，有四、五千家企业得搬走，世界500强企业总部也要搬走，我们应该吸引他们，把总部搬到长江新城来。

北京有52家世界500强的央企总部也要搬家，我们也要吸引他们把总部搬到长江新城来，至少像三峡公司的总部应该可能放在长江新城。

北京不是医疗中心。

现在到北京看病的80%是外地人。

北京所有
的好医院在北京一律不准扩大，但可以在外地办分院。

北京的医院要搬出北京，而武汉正好要打造中部地区的医疗中心，应该做好承接的准备，吸引他们到长江新城办分院。

再次，武汉虽然大学众多，120万的在校大学生。

但武汉众多大学国际化不够、官本位太强，还不能适应长江新城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宁波市有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市美国杜克大学、上海有上海纽约大学、汕头有汕头以色列理工学院、苏州有西交利物浦大学；而武汉没有世界著名大学的分校，这既不利于打造国际化的大武汉建设，也不利于武汉核心竞争力的打造。

因为人才的集聚与培育能力才是城市发展的最原发、最核心的竞争力。

长江新城需要具有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新方法，这些都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需要具有创新思维的能才；需要风投基金、产业基金这些金融人才，这些人才必须通过国际化教育完成。

所以，长江新城需要世界最顶级大学在武汉办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