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西方财政理论的简要回顾
姓名：侯杰学号：201150010042
财政基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

15世纪到17世纪中期是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即重商主义阶段。

这个阶段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形成并走向确立的阶段。

作为理论上的反映，重商主义的政策反映了西欧各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并且其分析工具主要是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政策主张，即主要是便业务和技术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

英国的托马斯·曼（1571—1641年）是重商主义著名的代表，他所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认为是重商主义的“圣经”。

他所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代的产物。

法国的柯尔培尔（1619-1683年）任法国财政大臣期间认为征税就像“拔鹅毛”——“即要尽可能多地拔鹅毛，又要让鹅不叫”。

英国的威廉·配第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

面对英国财政税收混乱的状况，威廉·配第提出了财政税制的改革意见。

他力图阐明“王土、租税赋课、关税、户别税、富笺、恩赐金税、罚金、独占、官职、什一税、提高币制、灶税、物品消费税等”的性质和方法（《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并且意识到攫取剩余劳动的主要手段是“贡赋制”。

他还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提出了“公平”、“确定”、“简便”、“节省”的赋税四原则。

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的形成阶段，即古典经济学阶段。

这个时期开始把财政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且认为财政理论是经济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1723-1790年）第一次把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肯定了财政是经济范畴，认定了财政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分配，他关于国家职能和财政作用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和《关于司法、警察、岁入和军备》中。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之间需要交换劳动和财富，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社会成员在追求和满足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利益得到最大的增进，而政府的任何干预总会破坏这种自然秩序。

此外，不论是工业或农业的劳动，只要是生产的、有用的劳动，就能创造财富，而宫廷、政府官员、军队等人员的劳动都是属于非生产性的劳动，其活动和人员应限制在最低程度。

商品的交换价值不仅由劳动所决定，还取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并以这三部分作为课税依据。

财政的职能，是为国防、司法和必要的公共工程筹集税收，分配经费。

因此，这一时期所认识的财政职能可归结为两方面，即收入职能和配置职能。

《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大卫·李
嘉图（1772-1823年）和约翰·穆勒是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以及政策主张的最主要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阐述了税负转嫁与归宿问题的研究，穆勒是古典经济学派的终结者，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论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政府的国家职能问题。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成型阶段，即新古典经济学阶段。

这一时期边际学派与历史学派共存。

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瓦尔拉斯（1834-1910年）、英国的杰文斯（1835-1882年）和奥地利的门格尔（1840-1921年），几乎同时提出了一种抽象的经济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强调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商品的边际效用，从而否定了劳动价值论。

边际学派对财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产生了公共物品理论；（2）开始用边际分析方法解决财政问题；（3）研究重点开始转向财政支出；（4）开始关注财政收支过程中的财政程序问题。

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发展，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纳在他的著作《财政学体系》（1877~1901）、《社会的财政政策和社会的租税政策》（1891）以及《财政学和国家社会主义》等一系列论文中，提出强制性的共同经济组织位于个别经济组织之上，必须保障历史所赋予国家的任务得以完成。

他提出累进税制，阐述“国家经费膨胀规律”，强调通过国家“租税政策”干预投入和所有的分配，其社会改良思想意在缓和阶级矛盾和贫富分化。

在以之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所得税制和再分配调解逐步发展。

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传统西方经济学所信奉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出清’”的理论由于经济危机而面临破产，其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也已经束缚了资产阶级的手脚。

为摆脱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开始在行动上突破传统的教条，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在此条件下，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急需为其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出台寻找理论支持。

因此，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产生并迅速兴起。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强调国家干预经济，提出增加投资、提高就业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

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的实践中，推行赤字财政等扩张性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收到显著效果。

同时凯恩斯也提出了应对赤字的对策，即短期是发行公债，长期是利用财政的“经济内在自动稳定器”的效应。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局面，宣告了“凯恩斯革命”的结束。

在财政功能角度上，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和佩吉·马斯格雷夫提出，财政发挥稳定职能时，要兼顾配置职能和分配职能，以保证物价的稳定和充分就业。

萨缪尔森等人阐述的公共物品理论和布坎南强调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科斯对于产权的
研究，都对现代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萨谬尔森（1915—）首先提出了公共物品的理论，他是从产品的客观属性角度来进行阐述，提出公共物品是指任何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不会造成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即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而在之后，布坎南（1919—）等人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是财政学甚至是经济学中比较完整而又比较有特色的学科分支。

公共选择理论有两个基本命题：（1）公共选择者与经济人具有共同的行为特征，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2）相互尊重契约双方的利益，是经济秩序赖以建立的前提，也是政治秩序赖以建立的前提。

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包括：（1）公共选择行为的主体，即公共选择者（主要是指官僚、政党、政府、选民等等）的行为特征；（2）在不同的决策规则下，政府的决策可能会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结果；（3）对民主政治活动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方式的分析；（4）应当如何去选择一种能够改善公共决策效率的宪章。

英国的经济学家科斯对于解决外部性问题提出了科斯定理。

科斯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财产的法定所有权的分配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即产权的制度安排将影响最终资源配置效率”。

因此，在制度创新的原则就在于根据交易成本的大小来确定。

显然，科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在现代混合经济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斯片面地夸大了交易成本的影响，而且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被无限夸大。

在其他方面，宏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更加促进了作为财政学在当代前沿形态的公共经济学的发展。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经济学很可能是经济学中最充满矛盾的领域，”“它经常在经济学的边缘探讨，越来越与伦理学、政治学、组织机构研究（公共抉择与制度学）相联系”。

参考文献：
1、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

2、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前沿（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