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城市发展不平衡特点摘要：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发生于地表的重要的人文地理现象。

许多古老的城市，本身就如同一幅斑驳的历史画卷，记录着过去漫长岁月中城市自身乃至整个世相变迁的轨迹。

更重要的是记录着城市在发展中的不平衡，本文就两汉城市因分布不平衡而导致的发展不平衡。

关键词：两汉城市不平衡中国古代城市起源于何时，说法不一。

在文献记载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起源于三皇五帝时代，一说起源于夏鲧时代。

夏商周三代，由于人口的增殖和社会的发展，城邑的数量也在增加。

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都在经历着巨大变化。

随着铁器的应用，农业和商业的分离，推动了城邑的进一步发展。

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郡县制，春秋战国以来发展起来的城市，大多成为秦王朝的郡县治所。

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为了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推行劝农桑、省赋役的休养生息政策，很快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的局面。

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再兴，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汉承秦后，力行郡县制，以京师、郡治、县治为中心的三级城市体系开始形成，发挥着中华帝国古代城市所特有的控制地方农村的机能。

但汉代城市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明显地存在着城市稠密和稀少的不同区域，两者之间差距很大。

一、关东地区从全国范围来看，两汉时期城市分布最稠密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即关东地区。

具体地说，北边自渤海湾沿燕山山脉，西以太行山、中条山为界，南边自豫西山区循淮水，东抵海滨；包括豫、兖、青、徐和冀州。

西汉末期，这一地区的面积约占全国的9.06%,但城市数目却占全国总数的38%。

参照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于当时大都会的记载，亦可与此相互印证。

司马迁所列举的全国性大都会，除京师长安外凡18，在近河南省者7；今河北省者2；今山东省者2；今山西省者2；今安徽省者2；今湖北省者1；今江苏省者1；今广东省者1。

其中，地处黄河流域者有14个，占三分之二强；而长江流域只有3个，珠江流域只有1个。

关东的城市又多集中于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四个区域：1、伊洛平原及其以东的黄河南岸2、鲁西北平原和胶莱平原的西部3、胶东丘陵的南部地区4、太行山东至黄河西岸之间的平原地带黄河中下游流域和淮河流域高度发达的城市，乃是以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社会历史为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自然形成的。

在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古代社会，作为统治据点的城市需要就近征集财赋和粮食，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因此，广阔的农业生产腹地的存在，对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只有农业发达，城市的成长在经济上才成为可能。

汉代的城市稠密区与当时的农业发达地区基本吻合，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且自古以来，该地区即城市分布密集，史书中有“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①的记载。

考古发掘亦表明，夏、商、周德中心地区相当于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省的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正是当时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历史的积淀于延续，基本上奠定了汉代城市分布以北方为主的格局。

二、关中地区在关中地区，以渭水下游为中心的三辅由于政治关系的缘故，形成为一个范围较小的城市稠密区。

三辅在秦时即为都城所在，秦末虽饱受战乱摧残，但在经济与地理上的优势仍①《史记·周本纪》极具魅力。

但当时关中最大的缺陷是人口不足。

刘邦接受了娄敬的意见向关中移民，并增置了许多新城。

由于关中是京师所在，移民中高訾富民又占有相当比例，因而也是最能体现古代社会上层阶级生活方式的地方。

《汉书·地理志》中描写这一地区的风俗为“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

鼎盛时期的帝都长安，如同万花筒一般散发着斑斓缤纷的诱人色彩。

时人对之无限景仰，楼船将军弘农人杨仆甚至以出身关外为憾，上书汉武帝，请求东徙函谷关，以便能够跻身关中人之列。

①三、江汉流域及以南地区南方的状况与关中、关东迥然不同，呈现出一种地广人稀的景象。

在当时北方人眼里，南方为化外荒夷之地，风俗野蛮，环境恶劣。

《汉书》卷69传赞中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论述了北方两大地区的人文风貌，根本就将南方地区忽略了。

由此可见南方城市发展状况。

西汉时，南方的荆州、扬州、益州的面积占全国58.9%，而城市数却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2.5%。

在江南地区，万户以上的县寥寥可数。

巴蜀地区的城市分布也较为稀落，只有在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上，一些县城才较为集中。

东汉时期，江汉流域及以南地区城市的发展较西汉时呈现出一种加速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与王莽之乱不无关系。

江左和岭南因地势较僻且有险可守，所以往往可以据地自保，与风火遍地的北方相比不失为一僻静的乐土。

安定的局面吸引着许多中原人士避乱南迁。

而人口的南移是南方城市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人口的增加即为这一地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北方边疆地区北方边地诸城，在汉代城市布局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北方边疆的城市建设，在秦始皇时即已大规模展开。

汉王朝建立之初，国弱民贫，屡败于匈奴，在北部边疆地区取守势。

但边地将士逐年瓜代，不仅政府出费甚巨，轮值士卒也疲惫不堪。

故此，文帝时晁错建议移民实边：“遣将吏发卒以治塞，……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

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布。

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州虎落。

”晁错的奏文中不仅言及边城的布局设计、内地移民的住居与耕地安排诸事项，连医师、巫祝等生活上的细节都事先考虑到了，以便于使移民能够安居新地。

晁错的筑城屯垦政策被文帝采纳后，在北方边地广为推行。

汉武帝时期，国力富强，便开始了对匈奴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至元朔二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故”69②，恢复了赵武灵王及秦始皇所曾统治过的地方。

从此，西汉王朝的势力从今陕西北部越过鄂尔多斯，沿阴山西进到今乌兰布和沙漠北部。

朔方郡与同时新设的五原郡地望，在今内蒙古西部地区。

其北部为阴山山脉，中部为黄河冲积平原，南部为鄂尔多斯高原。

汉代时，这里的自然环境优越，阴山中多森林，平原为沃野，黄河之水便于灌溉，是经营农业的好处所。

为巩固这些开辟的地区，汉王朝在屯兵守卫的同时，还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以图长久之计。

如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取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③。

仅武帝时，有数字可考的移民实边就有825，①《汉书·武帝纪》应劭注②《汉书·匈奴传》③《汉书·匈奴传》000人①。

为此，西汉政府在长城沿线内侧的这些地区遍设边城，以安置移民。

如朔方郡先后设置了10座城②。

这些边城多半属于屯戍性质，从规模上看小于内地县城，军事色彩较浓，边民“解甲而耕耘，鉏耰而候望”，有事则“燧燔烽举，丁壮孤弦入关，老者超越入葆”③。

有许多边城还附有外郭、瓮城、烽、燧等。

此类边城遗址在内蒙古、宁夏等地多有发现，不下百余座。

其原地名可初步考定的，除去《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中所记载的18座外，尚有云中郡北舆县城址、原阳县城址、沙南县城址、定襄郡骆县城址、武要县城址、朔方郡临河县城址、辽西郡新安平县城址等。

这些边城的建设，对于捍卫疆土、保障边地居民的正常生活起了重大作用。

汉宣之后60余年安定局面的获得，与此举当不无关系。

新莽之后，沿边诸郡的安定局势遭到破坏。

据《汉书·匈奴传》：“莽扰乱匈奴，与之难，边民死亡系获。

……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东汉建国之初，匈奴继续南下，边郡人民颇多内徙；加之西羌渐大，屡兴边难，“东犯赵魏，南入益州”、“连寇三辅”④，国防线内移。

后虽趁匈奴内讧，利用南匈奴为屏障，重开北边诸郡，迁返内徙百姓，但“城郭丘墟”⑤，已远不能与西汉时比。

如西汉朔方郡所置10县中，位于河东（今鄂尔多斯境内）者有朔方、修都、呼遒、广牧、渠搜5县，位于河西（今巴彦淖尔盟境内）者有三封、临戎、沃野、临河5县。

东汉时期，因受到匈奴、羌、鲜卑等的频繁侵扰，国力削弱，故此将西汉时期朔方郡的10县裁并为5县（又将原属西河郡的大城并入，共为6县），均置于河东鄂尔多斯境内，河西5县全部撤销⑥。

自此以后，北方边境地区出现了诸族杂居的景象。

既有内徙的汉族归于本土，又有南单于部下的驻牧，汉族人口在这一地区已大为减少。

东汉和帝在永元十三年（公元102年）的诏书中也承认：“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⑦。

与此相反，由于南匈奴的涌入和诸羌的内附，边疆诸族人口大为增加。

五、河西地区河西走廊自古即为东西交通要道.原是匈奴部族牧地,自张骞凿空,西域诸国始通于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派霍去病出征陇西,切断了匈奴同西羌的联系,将整个河西走廊全部控制在汉朝势力范围之内。

为巩固这一成果，其后的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⑧，并在匈奴休屠王故地置武威郡。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⑨。

河西四郡设置后，汉王朝开始了有计划的移民行动。

移民中以关东贫民和罪人居多，“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⑩。

由于地处边陲，戍边御敌自是置郡移民的初衷所在。

故此，“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11，在成串的大小绿洲上建立的城池，多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

但是，这些城市自武帝时起日趋繁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汉王朝与西方诸国进行贸易的“丝绸之路”上。

与西方诸国的贸易是汉代对外贸易的大宗。

中外商人络绎不绝地出入河西走廊，使位于丝绸之路上①《汉书·武帝纪》②《汉书·地理志》③《盐铁论·和亲》④《后汉书·西羌传》⑤《后汉书·光武帝纪》⑥张郁：《汉朔方郡河外五城》，《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二期⑦《后汉书·和帝纪》⑧《汉书·张骞传》⑨《汉书·武帝纪》⑩《汉书·地理志》11《汉书·地理志》的敦煌、玉门等城市成为汉朝往来西域的隶卒的补给站和国际贸易商人的寄顿之所。

这些地区已发现不少古城遗址。

河西地区由于具有利用高山雪水发展灌溉农业的良好条件，又以关东移民为几倍居民，故此后来虽然也曾被游牧民族占据过，但仍保持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

敦煌与酒泉、武威、等河西走廊上的都市繁荣，使这一地区的富庶可与中原、关中相媲美。

在关中平原遭受战乱时，河西地区往往成为流民的避难所。

东汉时期河西诸郡的城市，没有出现像北方八郡那样大幅度减少的现象。

河西作为一个独立区域，其富强历经三国而迄晋始终未衰。

在汉代城市分布中，还有一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