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二（19 ）李志传指导教师：邓小莲
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包容性而成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惟一没有中断的文
化体系。
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古埃及文化和古巴比伦文化是如何中断的以及中断的原因，学术界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现今的西方文化，已经可以确认不是古希腊文化的延续。
因此，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惟有中国文化一枝独秀地维持到现在，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其中原因何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对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尽管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一条却是众所公认的，那就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
其中厚德载物内含着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为主体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厚德载物思想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理解是，天地最大，它能包容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四时行。
从这种对自然的理解中引申出做人的道理：人生要像天那样刚毅而自强，像地那样厚重而包容万物。
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文化是儒学。
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里对中华民族在思想方式、行为规范、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长期起着支配作用。
儒学主张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这种精神使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向来不排斥。
可以说，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由于其吸纳百川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还集中体现在儒家文化的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上。
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
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
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并生生不息。
“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
中国文化绵延不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
中国历代思想家多主张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在诸子百家时期，儒家在初创之时，创始人孔子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与齐文化的代表晏婴是有矛盾的，在齐鲁“夹谷之会”还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闹得不欢而散。
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排斥齐文化。
孔子正视文化差别，主张用先进的华夏文化消除差别，实现华夷一统。
他教育弟子子夏，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提倡君子坦荡荡，胸怀要宽广。
孔子传播自己的学说失败后，虽然慨叹要乘桴浮于海，但是他还是在那里仔仔细细地整理各种文化典籍，使得《五经》能够保存下来，他不因为《诗经》中的齐文化内容而删掉齐诗，这正是他胸怀宽广的体现。
他对儒学以外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吸收确实有大家的风范。
绝不像比他晚几百年的西方恺撒大帝那样，只会喊“我来，我看，我征服！”对别国的文化缺乏尊重、缺乏包容精神。
孔子还主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中之“学”，无疑也包括向外族人民学习。
孟子把孔子誉为“集大成”者，对孔子思想中的包容性大加赞美。
他继承了孔子的这种胸怀，认为海洋的博大胸怀是人类应该效法的，发出了“观于海者难为水”的慨叹，其很多主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思想。
荀子在齐国是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
他主持学宫的时候，实行开明的政策，招揽列国名流，汇集百家学说，兼容并包、来去自由。
这一做法使得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各家各派也不断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造就了中国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局面。
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人理解成只要儒术，不要别的思想派别。
我认为这应是一种误解。
事实上，董仲舒仅是就统治思想方面主张用儒术，而从学者层面说，他是不排斥其他学派的。
我们翻开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里面吸收了很多阴阳家的思想学说。
正是在阴阳家思想的基础上，他才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论”思想。
汉代之后，儒家思想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一些思想，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型的儒家学派。
宋明时期，又吸收了佛学的一些思想内容，从而形成了三教合一型的儒家学派。
不管是程朱的理学派还是陆王的心学派，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家。
大思想家朱熹主张学习是一个人终生的事业，要活到老，学到老理学派和心学派都以包容的心态从道家、道教和佛学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中，相互吸纳，相互补充，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
近代杰出学者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实行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推行了一连串的重大改革，主张为学问而学问。
这种宽容的研究气氛，导致思想自由和新见迭出。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在这一时期，北大成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成为大师辈出的时期。
这其中，包容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到当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和新儒家的许多代表人物，他们大多开始致力于融和多元文化为一体，期望以此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开出新生命。
不管是熊十力、牟宗三，还是冯友兰，他们都注意从东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中吸收营养。
海外新儒家，更是注意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汇合。
杜维明和他的同事在哈佛大学建立了波士顿儒学，形成了对话派的风格，不仅和西方文化对话，也和东方文化对话，主张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儒家传统所具有的精神资源。
这正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的影响所致。
成中英在夏威夷大学建立了诠释派的新儒家体系，被称之为“本体诠释学”。
这种“本体诠释学”观点，正如他自己所说，最早见之于《易传》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一阴一阳”是既差异对立，又相生相成的。
“本体诠释学”亦可说为“本体辩证学”或“辩证体性”，因为它包涵了多种对立互成的范畴，以及包涵了时间发展性与空间包容性的统一前提，因而“本体诠释学”既可用来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哲学，也可用来丰富现代化的西方哲学，使两者世界化。
“辩证体性”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包容性存在的内在根据。
相辅相成，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中，相互吸纳，相互补充，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
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
它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不能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还有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
但是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其结果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同化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的进入丰富了中国文化，却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丧失其特有的本色。
一切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国，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强
烈的宽容气氛，甚至使得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外来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于中国文化的整体之中。
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使自身更具生命力。
中国文化向来主张有容乃大，大乃久。
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则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国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要求我们要自觉地、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像季羡林先生所说那样既拿来又送去，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把自己的好东西送去，这叫做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的结合。
只要有利于文化发展和建设，都要毫不犹豫地拿过来，推进我国的文化建设，培育出精神振奋、品格高尚的民族精神。
这是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精神，也是全球化浪潮的发展之所需。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来自于儒家求同存异的宽广胸怀，儒家求同存异的宽广胸怀来自于儒家的天下一家思想。
亲睦众生，和合万邦，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主张。
孔子向来主张泛爱众。
《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泛爱众”便是爱所有的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万国一人，此思想后来由其弟子子夏发展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儒家的这种思想正好与今天全球化的趋势相一致。
在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尽管华夏民族也曾历经各种灾难，但它在同化周边各族群的过程中，已将他们凝聚融合为泛中华的文化大国。
历史上蒙古族、满族都曾入侵统治过中原，然而最终却被强大的中华文化所同化。
蒙古族、满族如今都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清朝的康熙皇帝自己就说：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