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分析摘要政府制度创新是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也是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本文对近年来我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制度创新的路径作了理性思考，指出政府制度创新对我国行政改革的意义和作用，指明效率、民主与公正的价值诉求是政府制度创新的价值诉求、政府制度创新为我国公共行政的未来发展显示出光明的前景。

关键字：行政改革，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中国政府如何抓住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机遇，迎接挑战，把握政府改革的发展路向，关键在于创新。

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行政改革，是一个政府管理体制不断变革与创新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在政府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较人进展。

当前，在我国政府加人WTO后，进一步从制度创新视角对政府改革进行理性思考，无疑刘一深化当前的公共行政改革其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行政改革的战略定位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循于经济主导模式，形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也日渐积累，从而引发了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

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就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

而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由此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而行政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并同时避免政治体制改革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从而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

而且，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却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的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

这就决定了在这样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我国的行政活动对于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将行政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

行政改革这一“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

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但是，这种“上下结合部”地位却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的机械性时间顺序，因为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行政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行政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中国行政体系与经济体制之间高度统合的性质，经济与行政之间也存在着尚未完全分化的关系；再加上经济、政治与行政三者之间必然的客观互动联系，实际上，在行政改革的现实进程中，有一个改革的边界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如何谋取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合理时序与幅度上的互相配合。

而明确我国行政改革边界的关键性题域，则是现阶段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和进行制度创新的理论前提，实质上也是对行政改革地位的动态把握和战略运用。

二、行政改革的理论定位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已成为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当代西方的行政改革，越来越强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互动，这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功能从传统的统治转向治理，从管理转向服务，从善政转向善治。

这里，我们所说的善政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它强调的是政府权威的主导作用。

而善治则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从善政向善治的转变，实际上是从政府权力向公民社会的回归，是权力责任重心的转移，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

民主化作为这个时代的政治特征，其基本意义之一就是政治权力日益从政治国家返还公民社会。

但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国家职能的缩小，并不意味着社会公共权威的消失，只是这种公共权威日益建立在政府与公民相互合作的基础之上。

可以说，公共行政从善政向善治转变，把公共行政改革定位在政民关系上是适应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1978年以来，我国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大方向是由“计划”转向“市场”，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为了适应这种转变，我国各级政府围绕着权力下放、转变职能这个行政改革的重点，对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机构、管理方式、人事制度等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改革。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权力的转移，我国社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据有关部门统计，1997年中国经济总量的90%已市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日益突出。

可以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已使我国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历次行政体制改革通过不断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权力向外向下移动、在部门间平行移动并最终逐渐实现了向公民向社会的移动。

特别是我国1998年机构改革时，国务院有关部门下放了44项职能，直属办事机构下放了14项，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下放了56项。

同时，地方政府也相应地下放了某些职能，有些甚至直接下放到了社区甚至街道，从而更贴近了公民，使公共行政更符合公民的偏好，增强了公共行政的回应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走不出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在很大程度上与以前只是处理体制内部关系而不注重处理政府与公民这一外部关系有关。

所以，要想使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彻底跳出“怪圈”循环，下一步就要从调整政民关系出发，进一步对行政体制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构建新的行政体制，以适应我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适应世界的民主化潮流。

三、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创新我国行政改革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和多环节的系统工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其基本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决定了行政改革的方向和内容。

也就是说，我国行政改革所要进行的制度创新是在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制度创新并不包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变，而仅仅是对“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的进一步完善。

从行政改革的战略定位和理论定位出发，具体地说，我国的行政改革所要实现的制度创新主要就是对权力运行机制、公共政策规范体系、政府角色定位和行政行为方式等等进行的调整和重新确证。

这一过程大致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确定政府及其行政权力体系的公共性质；第二个层次是通过法制建设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提供规范；第三个层次是通过组织结构、职能关系、权责关系等方面的调整，改革行政管理方式的制度性基础，把恩赐型的公共物品供给转化为服务型的公共物品供给。

这里，第一个层次的内容是制度创新的价值目标，也是制度创新的总的价值基础。

第二个层次属于制度供给的内容，即公正、公开和依法行政，但它依然是价值层面的制度供给。

第三个层次的内容则是在政府的实践运作层面上的制度供给，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利益导向；（2）把建立廉价、廉洁、高效的政府作为目标；（3）保证自由秩序的供给；（4）提高政府能力；（5）基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总之，我国行政改革中制度创新的现实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行政行为方式的改变。

行政行为方式的改变是指行政行为从绝对支配和全面干预的方式向宏观引导的方式转变，也就是说政府不再干预具体的经济活动，而把具体的经济活动让市场去调节。

（2）政府与社会及政府与基本的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改变。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应从管理定位向服务定位转变，政府与基本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则应从依附和从属型向效能型转变，即注重引导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规则体系的改变。

即加强规则体系的理性化和系统性，消除体系中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方面，使规则体系建立在统一的价值原则上，这三个方面的系统实现就是我们所讲的制度创新，也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之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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