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亚当・斯A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和财政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诞生，而财政学的发展与经济学的发展是紧密相连，财政理论受到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创新而不断更新。
纵观西方财政学理论发展史，主要存在“两大传统”,一个是由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开创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
斯密持有的是自由放任的思想，认为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他认为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并提出了政府应该履行的三个方面的职责，即提供国防、司法以及公共工程建设。
此后其追随者，李嘉图、Ｊ．Ｓ．穆勒、萨伊、马歇尔和庇古等持有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发展而形成了西方财政学“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
该传统推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神奇作用，相信存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地将私人利益引导到公共利益，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
自亚当・斯密时代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这一传统居于财政学以及经济学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财政学的一项重要的特征就是注重对于税收的研究而忽视或基本没有涉足对公共支出的研究。
与此相对应的是由瑞典学派和奥意学派所开创的“大陆传统”。
尽管斯密的经济学体系长期占据着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但是当时有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相对而言，在国家经济职能的认识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更加重视公共支出的积极作用，留下了很多深刻、精辟的分析，逐渐形成了公共财政理论的另一传统，被称为“大陆传统”。
著名的代表人物包括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罗雪尔、瓦格拉，其中更重要的有以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和林达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以及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一些财政学家形成的奥意学派。
特别是维克塞尔，不仅对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将税收和公共支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公共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和集体选择的过程。
而正是缘于他的著作，布坎南吸收了其中重要的思想并加以发展，从而开创了影响广泛的公共选择理论，并成为现代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两种学派理论体系侧重了政府功能的两个方面，但是由于思想交流上的阻隔以及社会经济问题对理论需求的缺乏，两个学派理论在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催生以及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经过较长时期才慢慢融合到财政学理论体系之下，使得财政学拥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也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税收理论的传统。
在此后，经过一系列经济学家的努力，其中主要包括鲍文（Ｃ．Ｂｏｗｅｎ）、布莱克（Ｄ．Ｂｌａｃｋ）、马斯格雷夫（Ｒ．Ｍｕｓｇｒａｖｅ）、萨谬尔逊（Ｐ．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阿罗（Ｋ．Ａｒ—ｒｏｗ）、布坎南（Ｊ．Ｂｕｃｈａｎａｎ）等人，财政理论终于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由传统财政学向当代财政学的转变。
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下的财政学相比，当代财政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于公共支出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包括对于政府干预经济必要性的基础理论分析，对于公共部门决策过程及其效率的规范和实证分析，以及对各类具体的公共支出项目的分析，从而极大地扩展了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特别是随着数量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广泛应用，财政学研究方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但对公共支出分析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它在税收分析方面没有发展，而恰好相反，20世纪70年代以来，税收理论丰富的发展以及重大突破使得财政学进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
一、财政学研究思想的演变西方财政学产生至今已有230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各自国情进行了丰富的财政政策实践,蕴含在其中的研究思想随之演变。
信奉经济自由思想的财政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增进是通过自由状态下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达到的,国家没必要也无可能在这上面操心。
这在斯密政府职能观中的表现就是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国防、司法以及提供私人不愿意承担,但对社会发展必需的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
同时他认为,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要严格控制支出规模,更反对政府举债,政府的收支要平衡。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当时的研究重点主要限于对政府税收的研究,研究征税的原则、税收负担的分担和转嫁等。
这不仅是斯密开创的财政理论的基本思想,也是斯密所奠定的古典财政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得益于经济自由主义,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逐渐向欧洲大陆扩张她们的经济版图。
然而,德国的资本主义却慢了半拍,英法大量廉价商品如潮水般冲击德国市场,其弱小的民族工业面临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危险。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世纪40年代历史学派在德国应运而生。
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认为:增进社会利益的过程中,仅有个人的作用还不够,还须有国家的作用,他说:/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而且,国家的经济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干预必不可少。
0可以看出,李斯特开始萌发国家干预的思想。
李斯特的经济主张对德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70年代德国逐渐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这里我们以斯密1776年5国富论6首版发表为标志,认为财政学作为一门完整、系统的学科已经完成,有学者也认为财政学从经济学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归功于为瓦格纳于1877-1901年完成的5财政学6。
到了80年代俾斯麦当政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加大的政策,包括推行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
为了配合俾斯麦首相,历史学派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改良政策,最杰出的人物当数瓦格纳,他认为,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国家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因而需要的政府支出也越来越多,这就是被后人总结的著名瓦格纳定律。
同时,他也明确提出了税收具有矫正收入分配的社会功能。
历史学派的国家职能范围显然要比斯密的国家职能范围更广,国家干预的思想/暂露头角0,在财政理论中的体现就是对财政支出的关注度有了一定提高,但是国家干预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局限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渐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由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日益尖锐,伴随着这种演变态势,经济理论也在不断修正和完善:凡勃伦、康芒斯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认为国家应出面解决收入分配和校正生产外部性问题;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俄林、哈马舍尔德等为代表的瑞典学派主张政府干预¹。
此时,这些对古典自由经济理论/改良0的经济理论(包括财政理论)和思想,是在摆脱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框架上发展起来的,因而比之历史学派无疑又更进了一步。
然而,改良挽救不了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1929-1933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让西方国家措手不及,根据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对策无能为力。
而罗斯福上台后实施的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干预政策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几乎与此同时,大洋彼岸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巨擘--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主张在萧条时期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尤其注重财政政策)进行国家干预,通过增加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完成了他对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革命。
新政与凯恩斯革命,一个是政策实践,一个是理论,二者不谋而合,开启了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潮。
自此,以政府干预为指导思想的财政政策理论研究全面进入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的视野,财政学渐渐形成了财政支出和税收并重的研究风气。
可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关注的是充分就业,并没有涉及到资源配置。
因此,为了弥补这个不足,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萨缪尔森试图把凯恩斯主义和马歇尔的新古典理论糅合起来,即把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综合起来,这种努力使得财政学的微观研究思想开始活跃,萨在1954年发表的5公共支出的纯理论6中对公共品的经典定义以及文中分析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即是建立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上的。
基于这个思想,1959年美国著名财政学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其经典著作公共财政理论6中提出了著名的财政三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
与此同时,美国一批敏锐的经济学家开始对政府决策行为进行微观探究,日后名噪经济学界的公共选择理论就萌芽于该时期。
另一方面,大危机后,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主义长期指导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危机政策利索地解决了经济危机,但使经济长期处于通货膨胀的压力氛围,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造成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
经济气候的骤变使蛰伏已久的自由主义思潮得以东山再起,霎时间,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理论等新自由主义学派,发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的猛烈抨击。
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也毫不示弱,纷纷修正凯恩斯理论予以反驳,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战。
然而,现代经济中国家与市场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现实使得两大阵营的研究思想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趋同:政府与市场融合的思想越来越成为共识。
财政学顺应这种经济环境和思想的转变,针对现实问题大大拓宽自身的研究领域,从主要研究政府收支的财务活动扩展到研究与资源的实际利用有关的整个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并分析这些经济活动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影响。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¹1927年,由缪尔达尔、俄林、哈马舍尔德等经济学家组成的失业委员会在5失业委员会最后报告书6中,得出通过政府干预经济以消除失业和经济萧条的政策结论,并且提出以宏观货币政策为主,以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工资政策为辅的经济政策建议。
二十世纪中国财政学的发展一、建国前财政学的发展建国前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民国时期的财政学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学。
（一）民国时期的财政学随着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思想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至中国，中国国内逐渐开始系统全面地学习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
财政学作为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门新学科，也随着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而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中国财政学研究的专门著述主要有：胡钧的《中国财政史》（1920）、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1924）、杨汝梅的《民国财政论》（1927）、王宗培的《中国之内国公债》（1933）、何廉、李锐的《财政学》（1935）、尹文敬的《财政学》（1935）、胡善恒的《公债论》（1936）等这一时期，中国财政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大都是就财政论财政，多对财政现象进行描述和批判，很少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起来。
中国的财政学基本上还处于引入西方公共财政学的阶段，并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的存在。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编写自己的财政学，但这种编写带有很强的编译性质。
不同学者无论是否直接使用了“公共财政”的字眼，其实质都是“公共财政”观点。
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1924）一书，是中国最早的财政学专著之一，他强调：“财政者公共团体之经济或经济经理也；易词言之，即国家及其他强制团体当其欲满足其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之总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