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彭信威先生《中国货币史》有感
由于本科阶段学习的是金融学专业,我对金融史从一开始就有浓厚的兴趣,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后,我有幸选修了刘老师的金融史课程,但由于本学期个人及家庭的一些特殊问题,未能参与正常的课程学习,内心自觉有愧于吾师,在此深表歉意!
在这一学期,除阅读了一些纯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之外,在金融史方面我还拜读了彭信威先生的作品——《中国货币史》,在初步阅读之后,对于彭先生,除了佩服他的满腹才情外,我还十分敬仰他性格里的倔强与坚强。
民国初期,随着帝制的废除,方孔铜钱结束了它的流通历史。
生活于江西省安福县西乡农家的彭信威正是不懂世事的年龄,父母和祖父母讲述的一个个关于铜钱的故事使他对铜钱产生了强烈兴趣,开始收集铜钱。
童年时代萌发的兴趣和集钱活动最终使彭信威建立了一座中国货币史研究的里程碑。
彭信威在走出江西农村后,先后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和英国伦敦大学。
归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担任《和平日报》记者,并以记者身份出席了第一届联合国大会。
他还出任过香港中国银行襄理之职。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社科院任教授之职。
对中国货币文化的热爱与痴情,使他节衣缩食,几乎把全部收入用于收集钱币实物,以从事中国货币史的研究。
尽管如此,他所买到的钱币实物也不是很多。
因此,有学者说,彭信威研究货币,但不收藏货币。
实际情况是,他虽然想尽量多收集一些钱币实物以供研究之用,但无财力像大收藏家那样去收藏大量货币。
由于他的人品有口皆碑,他成了上海大收藏家罗伯昭等人的挚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研究中国货币史的诸多方便条件。
总的来说,彭先生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为写货币史作准备,后半生则是专心撰述。
六十一万字的《中国货币史》,是从一九四三年着手,历时凡十载,其间数次易稿,至一九五四年方始初版面世。
此后三年中,作者对全书做过一次大幅度修改,压缩十一万字,一九五八年出版第二版本。
至一九六二年,又完成生前最后一次的七十七万字的增订稿工作,即一九六五年三版《中国货币史》的底本。
从初版问世,到完成最后一次的修订稿,八年间三易稿,其治学勤奋与一丝不苟精神以至如此。
此书几经修订,全书结构并无变动,三种版本均为八章二十四节,只是对某些章节子目做了一些调整,基本观点一脉相承,显示出彭氏的
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前后一致性。
他将历代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物价、货币理论、货币史、钱币学、信用机关等类内容,组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对中国货币史总体设计上的创制。
全书不仅以体例谨严和征引文献资料丰富见胜,而且重视钱币实物和考古资料,对国外货币史事也时作比较引述,故此书特点是说理辨义性很强。
试举三事为例:
(一)过去的货币专史,重视实物图录的甚少,而钱币学家的著录,又往往不问货币史研究的成果,存在两相脱离现象。
唯彭著《中国货币史》初版,收货币图版九十一幅之多,及至第三版增到一百二十二幅图版,均按货币原大影印。
在同一类著作中,鲜有大量采用图版的,自彭先生开图文并重风气之先,在货币史研究领域中堪称是一次有意义的突破,也是他强调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
(二)书类例统一明确,各章节内容充实而相互关联,浑然一体,但如分析开来,各自独立成篇。
设使依类相从选辑编次,便可成为简编专史。
河南省钱币学会尝从第三版《中国货币史》中,辑出历代钱币学专文六篇,编印为中国钱币学简史性质的专集,颇受读者欢迎。
举此可知,即就推广钱币学知识而论,其贡献也是很大的。
(三)史称金章宗铸过承安宝货银币,往昔没有实物流传下来,《古泉汇》也说未见过,而在旧谱中则有大如折三承安宝货圆钱样,前人多已论为赝品,可能是乾嘉间旧作。
别有小形圆钱,也是后铸,当是依史文杜造出来的。
鉴于旧谱伪品杂出,难免有岐说。
然则,信威先生早在黑龙江省发现承安宝货银艇实物之前二十年,已作出如下精审论断:
章宗承安二年(公元一一九七年,南宋宁宗庆元二年)铸造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
···不过承安宝货没有实物遗留下来,钱币学家和收藏家所见过的承安宝货,都是铜钱,而且是方孔钱。
史书虽没有说明它的形制,实际上恐怕是挺形。
所以铜钱系假造出来的。
如果当时确有铜钱的铸造,那就同天兴宝会铜钱的性质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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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据翁树培《古泉汇考》转引《敬斋泛说》中,有“金道陵承安中,以白金一两铸作小银锭,直二缗”一说而得出的结论。
这一论点不仅与《金史》之说相
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版(1965年版),第550页
合,且从一九八一年黑龙江省发现契文“承安宝货壹两半”银挺得到验证,实物铭文并可补史书缺略。
其研读史文之审懊,非同一般。
彭信威曾发誓:《中国货币史》一天不出版,就一天不结婚。
1954年,《中国货币史》终于在上海付梓问世。
但是,在彭信威看来,他的中国货币史专著的出版绝非工作的结束,而是这项研究工作的新起点。
所以,第一版问世后,他又用10年时间不断补充校正他的专著。
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货币史》的第二版(修订补充版),1965年出版了第三版(第二次修订补充版)。
《中国货币史》第三版出版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由于第三版精装本的封面是黑色的,这部巨著被打成“大毒草”,彭信威也因此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于1967年永远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中国货币史学术研究事业。
关于这位为中国货币史和中国钱币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工作的学者的生平资料,目前能够找到的非常之少。
难怪彭著《中国货币史》英译本的译者卡普兰说:除了作者在前言中自述的情况之外,译者对作者本人及其著述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总之,彭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优点甚多,多年来在学界享有盛誉,并且其影响范围远超其具体学界之外,成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读的学术精品。
然而此书也不是说毫无缺点,如有些引述是采用转引资料,没有见到原书,难免未尽详实。
而作为一本篇幅如此之大的作品,一点瑕疵是可以谅解的,这并不能遮盖彭先生本人及其作品的耀眼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