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政教合一
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传统中政教合一的色彩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
儒、道、法三家在政治思想上有各自的传统和争论，在对于智性这一方面同中国的政治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反智”总是作为主流传统而存在，但是在不同时期，儒、道、法三家如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的副标题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思想的分野与汇流的过程。
要讨论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的关系，就首先要明确反智的两方面含义，即对“智性”的憎恨和怀疑、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的轻鄙以至敌视，这样才能判断其思想是否是反智传统的支流。
这个分野特性首先表现在三家对智性的不同主张。
儒家倡导的是主智论，从孔子主张知识分子入世行“道”到孟子的分工论，再至荀子的俗儒、雅儒、大儒分类，主张一种普遍性的士人政治，最后在黄宗羲手中完成了一次最系统的整理；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儒家思想中智性表现在对政治批评所持的态度上。
东汉至明末期间的数次大规模的政治抗议和社会抗议的运动仍受到儒家所倡导的“庶人政治”思想的引导。
相比之下，道家和法家却是反智性的思想传统。
道家中老子作为始作俑者，提出“愚民”来控制百姓，达到政治的目的。
黄老学派反智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一道”论，道统与政统是合二为一、互训的；法家将反智发展至系统完备：愚民政策的实行，提出“一教”的思想、“尊君卑臣”、“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等。
然而，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何有在描述中国古代政治时有“外儒内法”的特征呢？儒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法家化了，这不是单纯地指儒家日益肯定刑法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而是在思想上发生了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自从叔孙通首次将“尊君卑臣”的观念植入儒学思想中，就一直存在于中国政治史中。
逐渐地，法家的主张融入进儒学中，也加入了反智的队伍中。
如黄宗羲所言，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以君为主，天下为客”，成为一个以君主意志为轴心，以君主利益为本位的社会，天下成为家天下。
王权主义兴起盛行，君主专制主义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色彩。
专制政治并不仅仅停留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政治运行上，更体现在传统思想意识形态上；专制作为一部大机器支配着传统社会各层面的运转；此机器的内在思想灵魂就是法家思想，强调绝对
权威，专制主义成为传统中国社会运动的主宰和支配力量。
而这体现在思想上就是社会各层面的文化体系里，都渗透着政治的特征，以政治为目的；王权在伸展传播中进入信仰世界，形成了“政教合一”。
中西方在文化上存在各自特殊性，西方展示宗教世界的内容与规则，而政治仅作为附属物；而中国则是以政治世界为中心，推崇“上帝”和“圣王”；在西方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两套体系：代表世俗权力的政治体系和代表宗教权力的教会体系，相互协作与对峙，维护着社会秩序；而反观中国，则只有皇帝这个系统；这就是“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区别。
中国这样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样式，决定其专制主义的发展与延续。
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但这“政教合一”的特征却占据着最特殊的地位。
儒家与法家从各为一派到相互结合，正是“政教合一”的体现；同时也显现出反智的色彩；政治中贯穿着权力的争夺斗争，有利益的相互博弈，最终以皇权树立起绝对权威为定局；儒家通过文化教育的外衣来发挥其对政治的更大更深层面的影响；官僚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制绝对君权的作用，但其本质还是一部机器，受到上至君权、下至社会各种势力的压力，很轻易地被当权者运用来作为反智和加强统治的工具，官僚制度中存有的理性也被抹杀；相对而言，传统君权的取得存在共性：缺乏理性基础，大多数依靠武力来获取，也容不得理性的生存发展。
中国该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呢？除了朗朗上口的那一套“官话”之外，是该从制度上、经济上、抑或是思想上着手努力呢？其实相比于西方，虽然彼此间的历史、国情、文化等不同，但还是应该从思想文化上寻找方法，要让民众在文化上有坚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思想控制行为，有了一定的信仰和观念做引导，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稳定的统一，而不是分分合合的无限循环。
在杨阳的《王权的图腾化》对中国历史的剖析中，大一统的实现靠的是政治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但是这样的“亲密关系”也导致了历史循环中不变的宿命：一治一乱，改革受阻；但是我们所倡导的文化上的归属和信仰绝非靠着政治权力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统一，绝非重蹈历史覆辙。
“大一统”中的政教合一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双层面的统一，将专制主义贯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中，特别是制度的运行层面。
而这与上文谈到的反智思想也相关联。
“尊君卑臣”的观念成为
儒学中的主导支柱，这与专制君主制相契合。
现在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历史，当然不能简单地用现代民主自由、现代国家等观念来作为衡量的尺度，而应该立足于当时特定的背景下。
政教合一在中国土壤上诞生、发展，作为一种社会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模式，已然具有文明模式的意义，逐渐发展到完善、精致的程度，达到宗教与政治的高度一体化。
“圣化”与“王化”借此无限扩展延伸，消灭了社会各领域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将其统治于王权政治的“铁蹄”下。
然而，政治的“圣化”也失去了自主进化的可能，一味过度依赖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降低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使得法律和政治技术一直处在粗放式的状态，只能勉强满足对基本秩序的简单维持，而一旦社会变得复杂动荡，则无法应对，自身也产生危机。
当然，政教合一的定型化也延伸至近现代社会政治中，依旧“焕发着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