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李鸿章——读《李鸿章——“裱糊匠”的慷慨与悲凉》有感最初知道李鸿章是在初中的历史课上，却未对其留下好的印象，只缘其签订了诸多不平等之条约，故认为其乃一懦弱之徒、一误国权臣而已。

直至读完了李金山先生著的《李鸿章——“裱糊匠”的慷慨与悲凉》我的观点有了巨大的改变，始觉可以说其是功过参半，绝不是一卖国贼，相反，李鸿章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爱国主义者，其慷慨而悲凉的人生传奇，更值得我们深思和敬仰。

很多人评价过李鸿章，李金山先生认为，个人强，国家弱，李鸿章是末世中的强者。

毛泽东曾说过：舟大水小。

李鸿章面临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困境。

关于自己的一生，李鸿章曾有过这样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鸿章把自己比作帝国的“裱糊匠”，然而在那个满目疮痍的晚清帝国，李鸿章真的是一个“裱糊匠”吗？主要参考着李金山先生的数目，我也有着自己对李鸿章的一些看法和理解：一、善于等待抓住机会的不凡书生作为出生在八股取士的年代，李鸿章和书生一样，有着明确的官场目标。

在考取功名上，还是踌躇满志的，其所作《二十自述》中写道：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

胸中自命真千古，外世浮沈只一沤。

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也正如李鸿章所写的那样，他“邀请”到了曾国藩的赏识，并抓住机会成功地进入了曾国藩的幕府,在曾国藩那“饭桌即课堂”的氛围下，李鸿章可谓是受益匪浅。

李鸿章跟随在曾国藩的身边绝对是他的大幸，曾国藩的言传身教是李鸿章的性格和气质有了质的改变，为其在日后成就一番事业奠定了别人所不及的良好基础。

甚至可以这样说，选择了曾国藩是李鸿章走向人生辉煌的开始。

不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李鸿章意识到自己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

在听说安庆被太平军攻陷的消息后，李鸿章首先怂恿世交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咸丰皇帝，提出防剿太平军的方略，并积极随之到前线共事，组织团练，为自己后来组建淮军做了很好的准备。

李鸿章的这种主动请缨、毛遂自荐胆识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下很是少见的，也正是他的胆识，他的命运也在悄然向着高处攀升。

二、有认识就付诸实践的洋务领导者在做江苏巡抚期间，李鸿章在率领淮军与洋人军队打交道对付太平军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尤其是参观英法军舰更是给了他很大的刺激。

然而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感叹英法兵器如何先进的层次上，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他已想到了以夷器制夷，这在当时来看绝对是先见之明。

李鸿章是一个有了认识就要付诸实践的人。

于是李鸿章就开始在淮军中推广使用西洋兵器，首先是洋枪，随即是劈山炮、火炮等，此外，李鸿章还大胆聘请洋人做教练大大提升了淮军的战斗力。

除了积极在淮军中推广洋枪洋炮之外，李鸿章还设厂仿造，不想仅仅靠从外国进口，也只有自己掌握了制造之法，才能真正增加自己的实力。

进而，在仿制西洋枪炮的过程中，李鸿章有认识到引进设备的重要性。

他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李鸿章的思想上又更近一层，他要由引进西洋枪炮逐渐过渡到自主生产，随后，于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南京设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械制造局，这两个较大的兵工厂。

跟进一步，李鸿章有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开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上海广方言馆，并派遣幼童留学生，培养了一大批诸如詹天佑唐绍仪之类的优秀人才。

虽然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以军工为核心，但为了高额的军费支出创办商务也成为了必然有人说李鸿章的企业办得很失败，梁启超先生也曾批评说：“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

”然而我想，在当时的中国，创办近代的民用企业，其艰难程度绝非今日你我所能想象。

要能与外国的企业竞争，就必须由政府出面来促成，这在当时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另外，我认为，批评归批评，李鸿章效法西方，肯放下一般人所认为的高大姿态去向“西夷”学习就已经是很大的飞跃了;另外，李鸿章所办的各类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新式工商业在中国的生根发芽，而且此类企业的存在不也制约了外国企业、抵制了财源的外流吗？“官督商办”是时代的局限，怎能怪李鸿章一人呢？这种现实绝不是李鸿章一人之力所可以改变的不是吗？对于洋务运动李鸿章曾在《致总理衙门函》中回答了奕 的询问。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窥见李鸿章的真知灼见：1、他认为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机械才能生存，从这一点上来说李鸿章应该算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解释了“李约瑟”难题的人之一；2、他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将来孰强孰弱就看那个变化得快，并且有先见之明地感受到了日本不久将对中国的威胁，强烈要求变革。

3、他认为改革就要从培养人才着手，所以他提出要改革科举制度，建议在科举中专设科学一科，培养“制器之人”，这样的建议在当时大概是惊世骇俗的吧。

同样是都意识到以夷制夷的重要性，林则徐害怕清流的指摘儿不敢公开提倡，李鸿章却不同，他要比林则徐前进一步。

他敢大谈洋务。

李鸿章有认识就付诸实践，大力地发展洋务运动，确实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不浅三、独当一面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开始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

李鸿章最开始的外交策略里就有一点叫做“痞子手段”，我认为这一点正是李鸿章与曾国藩及其他中国传统儒士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在晚清官场上胜过曾国藩的地方。

李鸿章的外交有着不同以往的世界眼光。

就拿在山西“丁戊奇荒”来说，面对列强的捐献，李鸿章表示欢迎，而且请求朝廷予以嘉奖。

众所周知，国际捐助在今天的社会早已是司空见惯，但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绝无仅有，李鸿章办募捐具有世界眼光。

清代目付制度盛行，李鸿章也不例外，他还将幕府扩张权力的手段。

在精心的经营之下，李鸿章编织起一张巨大的权力网，而且其更高明之处在于网络到了大批的优秀外国人。

其中就有德璀林、毕德格、琅威理、汉纳根等，这些人既是李鸿章处理外交、洋务等事务不可或缺的顾问、翻译和助手，又是他与外国官商交往、推进中西方文化互动的重要桥梁。

可以说李鸿章具有的这种世界眼光，这种不分国籍、任贤为用的策略为他聚集了一大批中外人才，也为他的人生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力量。

对于李鸿章外交的人格魅力，任何人都应该为之喝彩。

很多人记住李鸿章都只是他签订了的《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骂其为“卖国贼”，这对李鸿章来说绝对是大公平的。

殊不知“弱国无外交”，身处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李鸿章接到手的外交任务，无论怎样都注定会被人所指，试想即使他有再大的本事，没有清廷的支持，又如何对抗列强的无理条件呢？甚至可以说，李鸿章的外交是一个人对抗所有列强的外交。

面对残暴不堪的列强，李鸿章却从未丢失本色，他始终保持着凛然的威严，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怒斥森有礼、伊藤等人，绝无畏惧之色。

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到其不好的一面，外表的一面。

我们不应该忘记李鸿章在每一次外交中的努力：中法战争中，李鸿章利用英、德制约法国，从而取得成效；在日本，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李鸿章竭力谈判，挽回了部分损失，不行遭日本浪人行刺，面部中弹。

为了避免有丝毫地耽误议和的进程，李鸿章拒绝了及时的手术，他慨然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

”其慷慨忠愤之气岂是一“卖国贼”所能拥有？也正因李鸿章的大义凛然，日方对谈判的决定有所让步。

那些说李鸿章是卖国贼的人又是否知没有李鸿章的努力整个山海关、大沽炮台甚至天津都将成为日本人的地盘，他们又没有想过，那样一个羸弱的年迈老人，面部留着子弹缠着绷带独当一面地去与野蛮的日本争取主权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又有多少人还记得李鸿章曾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如果不是李鸿章，谁还能有如此的本事呢？有人评价说李鸿章是中国“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这在我看来的确如此。

虽然李鸿章遭到了国人的唾骂，然而他却树立了国际声誉。

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时，也应该给予他公平正确的高度评价。

四、弱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者以上谈到，李鸿章断不是“卖国贼”也。

相反，我认为他是在那个没落的晚清时代的伟大爱国者。

西方的入侵是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混乱，整个封建社会的是上层无所适从，以慈禧为代表的大部分人却依旧固守“天朝上国”的顽固思想，死守着祖宗之法不可变。

除了固守成规的，也有一部分人崇洋媚外。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明智地看到固步自封或者是崇洋媚外都不能真正解决这个没落的清王朝的症结。

于是李鸿章开始学习西方，从建立淮军到成立北洋水师，再到“求富求强”的洋务企业，李鸿章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医疗着清廷这早已百病相缠的躯体和灵魂无论是在军事上、企业上、还是在外交上，李鸿章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努力。

即使在即将与世长辞的时候，李鸿章还在惦记着清王朝的命运，他想看到东北问题的解决，想看到中国的富强，只可惜老天不给他时间。

临终前，李鸿章留下绝命诗一首：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李鸿章临终前的那种心酸而又无奈的表情以及他那自己独力难支广厦的悲凉。

综上所述，我只想说评价一个人务，应当遵循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那个进本态度，就是对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事实和人物及学说的产生，应具“了解之同情”。

以此理解历史上的李鸿章，我们就会发现李鸿章在那个年代必然有时代的局限性，认识的局限性，在这样一个黑暗动荡的社会里，他的悲剧是一种必然。

但就在当时的那种背景下，他能够开放行事，不墨守成规，依然是很大的进步。

故基于以上观点，我跟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善于等待抓住机会的不凡书生，是一个有认识就付诸实践的洋务领导者，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外交重臣，是弱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者。

我们应该理解李鸿章波澜起伏的人生中的慷慨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