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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意识与世俗人生_论张爱玲的散文

收稿日期:2006-11-28 作者简介:宋家宏(1956-),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2007年第3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No .32007第20卷JOURNAL OF HA I N AN NORMAL UN I V ERSI TYGeneral No .89(总89期)(Social Sciences )Vo1.20悲剧意识与世俗人生———论张爱玲的散文宋家宏(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摘 要:论文从张爱玲的开篇之作《天才梦》入手,分析其“张看”与“私语”两类散文的内在特质:以悲剧意识为背景,对世俗人生的珍惜与热爱。

无论对往事的回述还是对心灵的审视,都以坦诚的态度书写。

是“私语”却超越了自我立场,是“世俗”却又有悲剧的意味。

她的都市立场提供了典范的城市文学审美经验,她为长篇幅的文艺大散文的文体创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张爱玲;散文研究;悲剧意识;世俗人生;文体创新中图分类号:I 2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 (2007)-03-0041-05一张爱玲的散文在不同的时空,面对不同的接受者,有不同的遭遇。

上个世纪40年代《流言》出版时,远没有《传奇》在普通读者中有号召力,尽管张爱玲在出版《流言》时颇为费心,她自己找出版公司,自备纸张,从校对到跑印刷厂,全都亲历亲为。

当然,这也许是她在享受自己的作品变成一本本书的乐趣,但也不能排除她对自己散文的重视。

《流言》却没有像《传奇》那样受到评论众多的关注。

长期以来,就笔者所见,大陆以外张爱玲的研究者主要研究对象是她的小说,论说她的散文的文章远远没有论说小说的多。

直到周芬伶的《艳异》才特别推崇张爱玲的散文,列为专章,多有新见。

上个世纪90年代后大陆的张爱玲热,恰逢大陆读书界的散文热,张爱玲散文在普通读者中的号召力至少不亚于她的小说,《张爱玲散文全编》已于1992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另有一二十种不同版本的散文集出版,且有很好的发行效果。

研究界又有不同,尽管余斌在1995年出版的《张爱玲传》已为她的《流言》列了专章,大陆的研究者相当一段时间也是把她的散文更多地当作理解其人生经历、思想与艺术观念的资料来运用,作为独立的散文艺术来研究的不多。

总而言之,张爱玲散文研究相对薄弱。

散文是一种更适合欣赏、把玩的文体,不适合负载太多的论析,当然,90年代后兴盛的“大散文”又当别论。

张爱玲的散文研究者不多,评价却较为一致。

早在1944年《杂志》月刊为《传奇》举办的“茶会”上,涉及到张爱玲散文时就有很高的评价,班公说:“她的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我以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文学的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了的。

”谭惟翰认为:“读她的作品,小说不及散文,以小说来看,作者太注意装饰,小动作等,把主体盖住,而疏忽了整个结构。

读其散文比小说有味,读随笔比散文更有味。

”[1]后来的张爱玲散文评论文章,虽然不多,评价却高,吴福辉、余凌、谢凌岚等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她的散文价值,尤其是周芬伶在《艳异》一书中认为:“她的散文成就不但不亚于小说,在神韵与风格的完整呈现上或有过于小说者,故列为作品论卷首”,认为“张爱玲的文体自成一格,对散文语言及题材的开拓确有新境,她首先是个文体家,然后才是小说家、剧作家”。

[2]周芬伶要树立张爱玲散文大家的地位。

二《天才梦》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有特殊的地位,它是一篇优秀的散文,把它视为张爱玲的处女作也并无不当,这是她步入文坛前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中文作品。

这一年张爱玲19岁,她从七岁开始写第一部小说,九岁就向编辑先生进攻,到此时,作家梦她已做了十余年!刚刚发表第一篇中文作品,《天才梦》却又成为她“少作”的终结篇。

《天才梦》发表不久,她就入学港大,为了获得能生活自立的奖学金,也为了进一步出国深造,在学业方面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为此,她控制了创作的欲望,暂时放弃了十几年的文学梦。

三年后战争打碎了她的出国留学梦,不得不回到上海,为了生存,她重拾文学梦,出手不凡,红遍上海。

重拾文学梦之前几年发表的《天才梦》告诉我们,她“红遍上海”不是从天而降,“天才”在那时已经经过多年的历炼而诞生。

短短千余字,尽管这还是一个天才还未实现梦想之时的心情与感受,但从这篇散文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优秀作家的诸多心理特质:敏感、早慧、孤独、机智、卓越。

同时,作为张爱玲的个性特质也展露了出来,一方面是世俗的成名愿望,另一方面是深刻的悲剧意识。

能否实现天才梦?还是一个疑问,她还没有从成功中建立自信,她用轻松机智的语言调侃着她的“天才”,使得天才不那么逼人;说到世俗生活中的愚笨,就没有了轻松与调侃,她敏感地怀疑自己生存的能力,我们感觉到了文字的沉重。

不能实现“天才梦”,这一切即是真实的烦恼,天才未实现,现实生活中等于一个废物,“天才”即成为笑话,仅为别人提供了笑料。

待人接物,人与人的交接,对孤独感已深入灵魂的张爱玲来说,是痛苦的折磨,当她独自存在,她能领会生活的艺术,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吃盐水花生,“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地方,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她由此上升到对人生的独特看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①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女孩会写下如此惊心动魄的文字,人世的悲剧意味已镌刻在了她的灵魂之中。

天才与愚笨,轻松与沉重,形而上的悲剧感与形而下的世俗的欢乐,在这篇散文中形成“参差的对照”,这既是张爱玲处理小说人物的方式,也是她散文丰富性的表现,说到底是她理解生活的一个基本观念。

她在小说与散文中展开不同的方面,大抵说来,小说更多地展示的是形而上的悲剧意味,散文则是对现世的世俗生活的深刻体察和热爱,以一种新奇的审美的态度,肯定那些“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

因此,吴福辉先生说:“张爱玲的散文要和张爱玲的小说放在一起来谈,方才有味。

”[3]这话极有见地,这样才能更深入地进入她丰富的精神世界。

《天才梦》既是张爱玲“少作”的压卷之作,也是成熟的开篇之作,她成为进入张爱玲精神世界的一扇门。

三余斌先生在他的《张爱玲传》一书中,将张爱玲的散文分为“张看”和“私语”两类,认为前者偏于对外,后者则是内向,前后者之间又是相通和相融的,只是一种粗略的分类。

[4]2这是很有见地的分类,不失为理解张爱玲散文的一条路径,周芬伶在她的《艳异》一书中对这两类散文作了进一步的细分。

好的散文本来就应该有更多的“私语”的性质,散文是一种更接近作家心灵的文体,小说常常隐藏了作家自己,或者说,作家的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是被改造了的人物与事件在诉说,而散文往往是作家自己在诉说。

散文中的虚假逃不过明眼人的眼睛,很容易让人反感。

由于当代社会经历了过于长久的“谎言时代”,在散文中说谎也成为习惯,不仅是事实的编造,更多的是态度、立场的说谎特色,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散文领域里的一个弊端。

张爱玲“私语”类的散文诉说往事,展示今天,毫无造作。

童年的伤痛,父亲的恶行,母亲的冷漠,家世的没落,在她的笔下一一道来,从她抒写家事与个人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心灵的成长史,这些“私语”也在以它的坦诚而深厚的动人魅力吸引着读者。

这些散文是“自传”也是“自审”,文人皆惟恐沾了“俗气”,她却不避俗,宣称自己是“俗人”,是“小市民”,是“拜金主义者”。

从她的“私语”散文中,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张爱玲的研究者常常把她写往事与家庭、家族的文字当作“信史”材料来引用,很少有人会怀疑它的真实性,正是因为她文章中坦诚的立场与态度让人不去怀疑,加之亲朋的不断印证使这些文字有了极高的可信度。

这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自传性文字中是不多见的。

可贵的是,是“私语”却又超越了自我的立场,在《天才梦》、《童言无忌》、《烬余录》、《私语》、《我看苏青》等“私语”特征很突出的散文中,她在自审,也在解剖着人性,这种解剖是连同自己的亲友甚至自己一起解剖的,连同笔下的自己一起推开了距离,探寻时代的沉落与文明的破坏中,人性的本来面目。

《烬余录》写道,面对伤病者整夜整夜的呻吟,她们没有同情,惟有厌恶,她称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没有良心的看护”,那人的死使她和她的同伴如释重负,“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

”她解剖自己和别人的人性的自私,进入到对人性的悲观。

这种超越自我立场的“私语”,把自己也推到观察对象之中,又是“张看”的方式。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一文中嘲笑了那种“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她借用英文书上的两句话称为“肚脐眼展览”。

无论是写自我,还是写别人,若不能从个别引向更广泛的思索,都没有多大意义。

“私语”特色的自传性散文高下之分常常在于对自我立场超越的程度。

读张爱玲“私语”类的散文,常常被她的“童言无忌”所感动,“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

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

”(《流言・打人》)现代作家还有谁能像张爱玲这样无顾忌地坦城,创作心理如此松驰呢?在松驰的创作心理状态下,她的创作不受任何主流话语的左右,我们因此而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张爱玲以及她伤痛心灵的成长史,她的个性化的精神气质。

她写到了童年的不幸,家庭的没落,生存于乱世,她感知了生命的脆弱,个人在时代与社会面前的微弱,目睹了人性的盲目、偏执与自私,进而走向对文明与历史发展的悲观,对人性的悲观。

战争导致了她内心的末日情怀,散文中她多次表达了悲观意识和末日情怀,《〈传奇〉再版序》生动而集中地①张爱玲《天才梦》,《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以下引文皆出于本卷,不再注出。

表达了这种情绪,从“出名要趁早呀!”写起,等不及的原因,不仅是感到个体生命的短暂,更是因为“时代是仓促的”,更大的破坏要来,文明要成为过去。

只有“蹦蹦戏中的花旦”那样底层的文明,非文明的文明才能夷然存留。

一篇序跋文字表达了她蛮荒重现的末日情怀,这样宏阔大气的文字出现于女性笔下,极为少见。

四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对文明、时代、生命、人性等方面,是背景性质的“大词”,更多地体现为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对个体生命而言,成为一种“惘惘的威胁”,而她对形而下的世俗人生则充满了热爱、眷念。

悲剧意识,末日情怀,使她对当下倍感珍惜,“出名要趁早呀!”“要赶快做!”“快!快!迟了来不及了!”这些迫不及待的焦虑感成为形而上的悲剧意识与形而下的世俗热爱之间的桥梁。

她的散文在这一背景下显示出了别样的风采。

乱世之中,生活窘迫之下,她也能以敏锐的艺术感觉捕捉到世俗生活的情趣,寻找到人生安稳的一面,她能以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领略和享受当下的生活乐趣。

生于乱世,心存对盛世的向往,遥远的盛世不可得,于是,就近求得人生的安稳,那怕它短暂,那怕它脆弱。

《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夜营的喇叭》、《我看苏青》、《中国的日夜》等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俗生活的乐趣,在熟视无睹的庸常生活中,体会到生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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