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摘要：张爱玲的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人们了解她的作品，但对于她作品中悲剧创作色彩的成因了解得却很少。

本文主要从张爱玲家庭经历的变故，感情的受挫以及动荡现实环境的影响三方面探讨了张爱玲小说悲剧创作色彩的成因。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成因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也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张爱玲小说中的代表作几乎全是悲剧，她以独特的视角挖掘人物悲剧命运的成因。

强烈，明晰而独特的悲剧意识始终贯穿于她的小说中，而她复杂的心理世界以及她孤僻的性格，则是形成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的主要因素。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

一．家庭经历的影响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她的祖辈，家庭门第曾颇显赫。

祖父张佩纶是“清流派”主要人物，官至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一度颇得朝廷重用，祖母是晚清重臣李鸿章之女。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典型的遗少，旧习气极深，性情又坏，在张爱玲周岁之后便瞒着家人在外面养了一房姨太太，他没给张爱玲留下多少父爱。

母亲黄逸梵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的女儿，崇尚西方文化，美丽而有才华，与小姑几度赴法留学，是一个新式女性，但她的美丽与才华似乎又造成了失误——她过于注重了自我而忽略了应当给儿女的母爱。

张廷重夫妻的结合因为彼此的文化崇尚、性情追求的差异而最终破裂，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最后因与后母不和而被父亲毒打囚禁达半年之久。

“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

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私语》）。

父母的思想文化素质，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兴趣爱好，潜移默化中都影响着作家个性和创作风格的形成，张爱玲自幼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目睹家庭由兴盛到衰败、腐朽、破裂的景况，亲身感受到人间的无情、生活的哀伤和家庭的束缚与冷酷。

“她是一个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无论是父爱还是母爱，也不懂得怎么去爱他人的女孩，世事教给她更多的是自爱甚至自私。

她的早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的是，女孩通常会有的那些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在她身上全部被扼杀了。

”（1）正是这样阴暗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铸就了张爱玲悲剧的创作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多是选择普通男女的情爱和婚恋故事为题材的。

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

《半生缘》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

顾曼桢与沈世均由相知到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

然而，他们无法逃脱厄运的魔掌。

曼桢陷入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里，曼璐妄想利用妹妹为祝鸿才生一个孩子，并利用这些来套住自己的男人，锁住婚姻。

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之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然而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

可怜的曼桢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

翠芝也不爱世均，她爱的是世均的朋友叔惠。

旧家庭的千金小姐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可心的人，可是命运成就不了她。

不但家世的鸿沟他们无法逾越，就是已经成为新派人物的叔惠也不会接受她。

曼桢也好，翠芝也好，他们都无法逃离没落的旧文化、旧观念对他们的迫害。

腐朽的旧文化圈住了男男女女，他们只能在圈子里打转转，走不出来，也逃不掉，演绎着一出出令人寒心，阴差阳错的爱情悲剧故事。

在张爱玲的又一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为了能够得到乔其乔的爱意，守住乔其乔那总还是有一点的“爱情”和婚姻，甘愿替自己的姑母当诱饵，换得舒适的生活。

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与孟烟鹂的婚姻悲剧，实际上就是王娇蕊和王士洪的婚姻悲剧的翻版。

佟振保在知道孟烟鹂与裁缝的恋情之后，仍保持缄默的原因，不仅出于对名誉的考虑，还在于他在孟烟鹂身上发现了王娇蕊的悲剧宿命。

即无法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寻求些许幸福，也无法在婚外偷情中寻求到永久的快乐。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人物穿着不同的服饰，姓名和身份包装着不同的故事，他们碌碌无为地经营着各自的生活，精神失去了自由却还无声无息地活着。

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生就是一场噩梦，人活着就是供人游戏的玩偶。

”（2）一场场情爱游戏中，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腐朽的，苍凉的，肮脏的气味。

在“男女问题”这条主线中，张爱玲将笔锋指向了虚无的情爱和无爱的婚姻。

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浓烈的悲剧色彩，这些正是张爱玲在童年时期对父母悲剧婚姻体察的再现。

二．感情挫折婚姻失败的影响张爱玲在上海走红后，结识了上海日寇统治期间的“文化汉奸”胡兰成。

胡兰成当时的身份是汪伪政府的高官，他这种复杂的身份，增添了张爱丽与胡兰成感情史上的政治色彩。

张爱玲在与胡兰成交往的过程中看到了胡兰成的博学多才，以及他良好的艺术情趣，心生仰慕之情，从此两颗心越走越近。

在同胡兰成热恋的这段时间里，张爱玲逸兴遄飞，意气扬扬，维持着高产高质的写作，这段热恋带来的欢悦使她更加才气焕发。

以张爱玲对政治的态度，胡兰成的身份她可以不以为意，甚至对他日后的处境暂且也可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不面对胡已有妻室这一事实。

1944年，胡兰成的妻子得知丈夫的婚外情后，便主动提出离婚，给张爱玲腾出了位置。

就在这年，张爱玲与胡兰成在上海结婚。

然而，幸福是那样的短暂，一年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战败，被当作“文化汉奸”的胡兰成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被迫亡命天涯。

张爱玲强忍着内心的恐慌，依然紧紧跟随着爱人。

可是，逃亡途中的胡兰成，依然拈花惹草。

很快，他和武汉17岁小护士的恋情完全曝光。

张爱玲在悲痛中听到了家庭破裂的声音。

1946年2月，张爱玲在早春的严寒中，登上了前往温州的轮船。

她在那里苦等了二十多天，期待着胡兰成在她和小护士之间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期待着他的回心转意。

但是最后等来的却是胡兰成与小护士同居的消息。

张爱玲在风雨中绝望了，一场传奇式的婚恋就这样拉上了凄凉的帷幕。

离开大陆后，张爱玲的创作日渐减少并逐渐趋于平淡。

1957年的作品《五四遗事》，是对一个轰轰烈烈的五四时代落得一个不彻底结局的嘲讽，并通过一段普通人的感情波折对爱情的神圣和纯洁进行解构。

1979的《色·戒》将感情与特工涂奸题材揉于一体，极富戏剧性和紧张感。

张爱玲将对小说人物的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放在一旁，专一审视人性。

将王佳芝从学校剧团当家花旦推上诱敌除奸舞台的与其说是爱国热情毋宁说是虚荣心，也正是虚荣心使她在关键时候暗通敌人枉送性命。

而汉奸易先生，精细警觉，不动声色，在逃过刺杀一劫后毫不犹豫将佳人送上断头台，足见其冷酷毒辣，可他居然还想当然的以为王佳芝还是真爱他的，认为她是他人生第一个红粉知己，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自私残忍与自我中心奇妙地连在一起。

小说的结尾充满冷嘲热讽。

“联想到三十多年前张爱玲自己也曾深陷一场下佳芝式的情感泥潭不能自拔，‘隔养二州一年的辛苦路们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在对人性虚荣残忍的讽刺的同时应该也包含有对自己曾有的沉迷的否定，印证了她曾有的感慨：‘人世间的感情，没有一样不是千疮百孔的。

’”（3）《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破落户”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

由于父亲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范柳原的存在，等父亲死后，范柳原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

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

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味剂，视“女人为鞋底泥”的男人。

一个是为了物质的需求，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

他们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

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

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着一场恋爱的智斗。

但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他们。

在倾毁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那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

文明的毁灭，他们的感情才会升华，情与爱成了虚无的承诺。

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么的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边的女人听。

”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

《留情》中，叙述的是两个有过婚史的、年纪都不轻的男女结合到一起的故事。

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算计，目的性也十分明确。

五十九岁的米晶尧娶了三十六岁的敦凤，男的目的不过是在年老之际找一个比自己年轻、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好好享受几年。

因为他的上一段婚姻，实在不如人意。

而女的呢，也不过是在丈夫死了之后，想找个终身依靠，也就是财产保证。

这样的婚姻，结合的初衷并不是情感，而是传统社会的男女以结婚为目的的结合。

所以敦凤一心巴望着米晶尧早点死掉，自己就可以在遗产中多分些钱。

而米先生则空守着一份虚妄的幸福，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自己也明白敦凤对自己的想法。

但他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继续留恋在她的美色与青春中。

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不幸的婚姻是她反复吟唱的主题，这与她和胡兰成的这段感情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此可见张爱玲与胡兰成的这场婚姻悲剧对张爱玲精神的打击是巨大的，这段感情经历对她悲剧创作观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动荡的现实环境的影响1939年张爱玲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因战争的影响，未去成英国，改入香港大学。

1941年12月日本人进攻香港，中断了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生涯。

港战给予张爱玲最深的体验是人生的安稳何其脆弱。

在战争的状态下，人生的一切、平时靠得住的尔酉都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

张爱玲后来回忆“围城”时难挨的感觉“……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

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己经不存在了。

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

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

’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

”（《烬余录》）“通过一己的不安全感，张爱玲看到更广阔的人类前景：与战争的无情破坏力相比，人的力量实在太微不足道。

天道无情，人类如一盘散沙被不可知力量拨弄于股掌之间，无从明确自身的方向，前途就是虚无。

个人的主观努力注定被打翻。

”（4）港战烙下的“惘惘的威胁”在以后的岁月里时时浮出张爱玲的潜意识。

对于乱世，张爱玲有一份敏锐的感觉和的感悟：“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缘卜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卜落日的反光，再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

我想着，‘这是乱世’。

晚烟中，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我看苏青》）张爱玲将她生活的那个动荡时代称为“乱世”，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乱世的人起的都是只顾眼前不计将来的卜流念头。

“港战在张爱玲的思想历程里是一道槛，阻断了她的思想往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经过这道槛，张爱玲再也退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