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直面残酷的生活，将目光投注于在痛苦和困难中挣扎的人们，讲述这些苦难灵魂的悲剧生活，展示出一幕幕震撼的人生悲剧。

张爱玲对时代、文明、人生的悲观认识，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荒凉感和虚无感。

从而散发出浓厚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一种苍凉的美学风格。

张爱玲的这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创作意识值得我们探究。

一浮世的悲歌（一）、不可逃离的悲剧命运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意识。

在她的小说中，人的生存欲望与现实困境的悲剧性冲突是其小说的基本冲突。

张爱玲从自己的生存状况出发，从童年、亲情、恋爱、婚姻生活等切身的感受中探索个体的生存状况，她的人生观和生命的悲剧感就渗透在她对个体在荒凉世界里的生存状况的描绘。

她以一种逼近本质的直觉，揭示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传达她对一个时代的生存体验：人的生存欲望和现实困境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矛盾，人注定要成为被征服者，在最终结局面前，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终究要归于沉寂。

“总之，生命是残酷的”，[1]没有悲壮，只有无奈的堕落和苍凉。

张爱玲认为，人生永远无法完满，只有委屈和难堪的生存，痛苦才是人生的永恒主题。

在她看来，人生与现实困境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由不得自己做主。

“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罢，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

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

”[2]这种将人生看作麻烦，麻烦与生命同生同灭的感悟，就是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她在《论写作》一文中谈到：“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

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

”[3]张爱玲透过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情感体验、精神状态，从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挖掘出其中的悲剧内容。

1.鲜明的悲剧个体张爱玲的创作大多是描写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他们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难堪的生存中“有挣扎，有焦虑，有慌乱，有冒险”。

[4]张爱玲认为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图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沉沦，在荒凉的胁迫中表现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困惑，以及对虚妄无妄的生活困境的屈服是人类荒凉的生存景况的呈现。

张爱玲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往往赋予这些角色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生存欲望和意志，他们大多想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平庸无为的世界里抓住些什么，或是爱情，或是理想，或是平凡稳定的生活。

但最终的结果往往得到更多的痛苦，一步一步地看着自己所追求的走向幻灭。

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一名普通的小女子,一位单纯的中学生,为了学业,她向自己的姑妈求助;虽然她已经对以后在梁家扮演的角色心知肚明，但顽强的虚荣心和物质欲，无形中战胜了她脆薄而孱弱的抵抗力。

逐渐沉迷于靡丽生活的薇龙，爱上了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乔琪。

最后她彻彻底底地被沉沦于奢华的堕落中，丧失了人格和尊严。

葛薇龙的悲剧其实是注定的。

她的姑母阴险、狡诈，给她设下圈套，逼良为娼。

而命运也没有停止对她的捉弄，本想找一个人托付终身，却遇上了乔琪乔这样放浪浮华的花花公子。

葛薇龙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没有超凡脱俗的毅力，有的只是和正常人一样的七情六欲。

她不过是按照世俗的要求来行使，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而发生在葛薇龙身上的悲剧，正式人类共同的悲剧。

张爱玲透过葛薇龙的悲剧人生揭示了迷失在欲望中的人们的愚昧、可怜，将一切的命运指向悲剧的收场。

这种强烈的无奈感，无疑使人感到生存的荒凉和恐惧。

又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想以一个30岁女人残存的最后一点资本抓住一桩可靠的婚姻，求得后半生的经济保障。

她源于女性自身的卑弱和虚荣走向了庸俗，她那西式的外壳包裹着的是充满了典型的封建式的对金钱的依附。

可范柳原要的却是普通的对“花瓶”的欣赏和把玩。

男女主人公就这样在极其反差和矛盾的恋爱观冲突下开始调情。

这一场关于爱情的较量进行得十分“和谐”。

两个人都是那么精刮，那么算计，双方都拿出了百分百的智慧和精力去攻守“爱情之战”，而最后，白流苏在无奈之下，只好委屈做了他的情妇。

本以为他们的关系就止于此，但意外的战争却成全了他们，香港沦陷之后，他们困在一起，最后结成了夫妻。

这场婚姻表面上看起来圆满结局，实际上却不是。

因为它并不是爱情促成的结果，而是无法预料的战争。

可以说，一开始白流苏已经看清了自己被观赏的地位，她并没有痴痴幻想得到一份真爱，而是抱着以爱谋生的态度，第一次婚恋未能给她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的，加深了她生命的漂泊感和失固感。

如此孱弱的生存状态下，她的智慧和老练让她清楚地知道范柳原要的是什么，但还是愿意接受他、靠近他，以致嫁给他。

在白流苏心里弥漫的尽是些欲望，她不奢求他人、也不奢求自己拿出哪怕一点点真心。

她曾经也曾试图挣扎摆脱这命运的束缚，但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个人的努力是可笑甚至可怜的，人不是命运的主宰，而是受制于命运的肆意摆弄。

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一看似圆满的结局，却给人一种苦涩苍凉之感。

还有《半生缘》中的顾曼桢。

曼桢的悲剧在于命运捉弄的无情。

姐姐的怂恿、纵容，母亲的无知、妥协，让曼桢经历了人生的巨大阴霾。

被强暴、被囚禁、被背叛，都是她的亲人给她的。

她恨母亲，恨姐姐，厌恶即将出世的孩子。

然而时间最终磨平了一切，曼桢的仇恨平复了，为了儿子她屈辱的嫁给了强暴她的祝鸿才。

我们在看到曼桢的痛苦的同时也看到了她的蜕变和成长，只是这种成长的结局并非破茧成蝶，恰恰是一步步走向了苍凉，身体与心灵的苍凉。

2. 破碎的婚姻悲剧张爱玲的小说中，婚姻都逃不开不幸的结局。

这跟她自身的婚姻经历和她父母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婚姻本应该是爱情发展的结果，而在张爱玲的笔下，婚姻却成为无爱的枷锁。

一场以利益关系为目的的婚姻，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不会有好的结局。

《半生缘》中几对婚姻，都是无爱的，曼祯和世钧的爱情是纯粹的，他们从相知相恋，没有利益的计较，也没有物质的牵绊，只是单纯的爱。

但这样美好的爱，却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局，曼祯落入姐姐曼璐设计的圈套。

曼璐让丈夫祝鸿才霸占曼祯，让曼祯为祝鸿才生育孩子，企图用这样的方式将丈夫留在自己的身边。

当曼祯受尽凌辱，千方百计地从姐姐姐夫那里逃出，想找到世钧寻求安慰帮助时。

此时，世钧也因为找不到曼祯而绝望，只好与一个自己不爱的女子翠芝结婚。

曼祯和世钧的爱无极而终，而世钧的妻子翠芝爱的却是世钧的朋友叔惠，他们因为家世的鸿沟，思想观念的差距，最终不能再一起。

无论是曼祯，还是翠芝，他们都无法逃离这样的现实。

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没有给予任何一场爱情或婚姻美满的结局，或是恶人的从重破坏，或是观念、现实的阻挠，最终呈现给人们的都只有爱情破裂之后，撕心裂肺的痛楚，把人们对于爱，对于幸福的幻想都击得粉碎，不得不直视悲剧的命运。

再看《留情》中的婚姻，两个有过婚史的男女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算计。

米晶尧娶敦凤，不过是想找一个比自己年轻又有姿色的女人，好好享受一番。

而敦凤则是在丈夫死后想找一个终身的依靠。

这场婚姻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爱情上，于是在婚后，敦凤一心指望米晶尧早点死，这样，自己就可以得到一笔遗产，也就有了财产的保证。

而米晶尧或许知道敦凤的想法，但他只是守着这份虚无的幸福，留恋在她美色中。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人们无法在婚姻里寻找到幸福，他们碌碌无为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男女之间没有真情可言，“爱情”不过只是供人消遣的游戏。

3.荒凉的悲剧环境夏志清曾指出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

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人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5]这种潜藏着悲哀的苍凉不仅体现在张爱玲小说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设置上，同时也体现在小说环境的描写上。

《倾城之恋》中，夜晚清醒的时候，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剩下的断墙残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什么都完了。

”这种一切都完了的无力感，就是生存意志被抽空后的虚无。

张爱玲通过对环境的描写来表现白流苏的绝望。

通过“墙”的“冷而粗糙”和“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鲜明的对比，突出生命的荒凉和虚无之感。

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对葛薇龙姑母家的描写，“姑母家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福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的托盘”，“薇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惘然。

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是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那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

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溶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地灯光，绿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地冰块。

渐渐地冰块也化了水——雾浓了，窗格子里地灯光也消失了”。

这是葛薇龙在真正进入梁宅生活之前，作者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对这座宅子做的描写。

投射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隐含了对人物不幸命运的预示。

雾蒙蒙的房子让一切显出虚幻的不真实，“皇陵”暗示了梁宅是以年轻女子的青春为殉葬品的富贵繁华之地。

而一切的繁华不过是过眼云烟，就像是那只“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的托盘”再美好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走进历史的坟墓。

《金锁记》中对月亮的多次描写，也让人从中感到一种令人压抑的悲哀。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三十年前的月亮。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模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小说一开场就用一轮三十年前的月亮引导读者进入一个伤感、凄清的故事。

用“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描绘月亮，苍凉的底色就这样投影出来。

使读者从心理上感受凄凉的心绪。

月亮是苍凉寂寞的象征，预示着人物命运的不幸和变态情欲的可怖，也饱含了作者对人生难得圆满的叹息。

张爱玲用苍凉的语言塑造出苍凉的环境，让人置身于阴森悲怆的氛围里，感受宿命的虚无。

（二）、丑陋的人性张爱玲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孤独的。

正如她在《烬余录》中所写到的：“时代的车轰轰地向前开。

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明灭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

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向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6]因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有着自私、孤独的灵魂。

而这种自私和孤独在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变得扭曲、变态，上演出一部部的人生悲剧。

1.母性的丧失《金锁记》中，张爱玲向人们展示了被金钱扭曲得不人不鬼的变态形象。

文中的主人公曹七巧原是乡下开麻油店的人户人家的女儿，她的哥嫂贪图荣华富贵想攀高枝，把她嫁到上海富室姜家作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