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倭寇一般指的是日本海盗。

早在十四世纪日本南北朝时期，在日本兼并战争中失败的封建地主、商人、武士、溃兵逃亡到海上。

他们在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鼓动下，自元末明初开始，就经常侵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劫掠财物，烧杀成性，成为东南沿海人民的祸害和影响明政府统治的障碍。

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日本海盗为“倭寇”或称为“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的组成大多为日本人，真倭多而假倭少。

十五世纪下半叶，日本进入到了战国时代的混乱时期，政权分立，各诸侯割据势力相互攻伐。

这种割据对立状况除了体现在政治上外，还体现在对外贸易上。

为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而谋取巨大经济利益，各诸侯国都争相与明朝通商贸易，最终导致了“宁波争贡”的发生。

“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勘合的朝贡制度被取缔。

嘉靖皇帝废市舶司，重颁海禁令，断绝与日本的一切通商关系。

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了中国商品的价格在日本暴涨。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下，日本海盗集团便与中国沿海一带的一些势家土豪、奸商大贾走到同一个反面，他们相互勾结起来，以日本海盗为外援，中国寇贼为向导。

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掠。

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倭寇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明嘉靖时期“大倭寇”。

这一时期的倭寇史学界称为后期倭寇。

较之前期倭寇，后期倭寇在人员组成上有着假倭多真倭少的特点。

据史载当时的倭寇人员情况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1]。

可见此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只占少数部分，而大多数则是由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充当。

此外，这时期在东亚海域进行殖民活动的葡萄牙商人也参加了类似于“倭寇”的活动。

一、倭寇的来源有明一代，倭寇始终是明政府的一大统治痼疾，明政府的沿海各省几乎都受到过倭寇侵扰的。

从寇掠北方地区的前期倭寇到寇掠东南沿海地区的后期倭寇来看，倭寇的组织趋向于严密化，人员成分变成复杂化。

纵观有明一代倭寇的人员成分，其人员出身有逃犯、武士、商人、流民、奸民等等。

倭寇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但大体上仍可以分成国内与国外两大组成部分。

造成国内外人员沦为倭寇的原因也有很多，但主要因素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

政治上的黑暗，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社会的动荡，使得形形色色的人沦为倭寇。

(一)日本方面1、日本政治上的混乱使大批政客及其追随者逃亡海上，形成一定势力的倭寇集团日本自从后醍醐天皇开始，即公元1336年十二月，日本分为南北两朝。

为了各自利益两大政权时常发生战争；致使国内局势动荡不安。

后来北朝小松帝打败了南朝，取得了胜利，南朝政权瓦解，南朝残余势力为了躲避北朝的政治迫害，相继逃亡到海上避难。

他们时常勾结九洲一带的不法商人和流劫中日朝三国沿海的海寇，参与寇掠行动，侵扰我国沿海地区，掠夺财物。

另外从公元1467年到1573年的日本又形成了割据分裂状态，日本史上称这一百多年的时期为“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的日本烽烟四起，战争频发，农业生产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民不聊生。

在战争的迫使下，于是又有大批迫于生计的日本人逃避到海上。

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倭寇的势力，为大倭寇的形成埋下了祸根，最终导致了倭患的泛滥，而这一时期正是明朝嘉靖中期。

另外，在日本的分裂时期。

日本国内的许多封建领主依峙着自己的军事力量，不完全服从于日本幕府的命令，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实行封建统治。

在战争匮乏的时代，这些封建领主时常组织、纵容武士家臣到海上抢劫。

这种倭寇是日本的正规部队，可见早期倭寇中日本军人不在少数。

2、日本社会的动乱，天灾人祸，导致日本难民增多，这是倭寇的另一大来源日本经历了南北朝和战国二百年的内乱，争战不断，加上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日本流离失所的人越来越多。

据日本国史称：“宽正元年（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春，地大震，时比凶荒，道殣相望”[2]。

于是大量的日本人，为了躲避累世的兵革，相继流亡到海上为生，被沦为了倭寇。

3、商品贸易的利益诱惑，使日本商贾入海为寇中日贸易早明代之前就有了较多的往来，到明代更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贸易的发展使中日在商品上得到了互补，方便人民的生活。

由于日本国土狭小，国内资源较少，对中国的贸易更为迫切，依赖性明显。

如“大抵日本之便，皆中国所产；室之布室，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胭脂，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

它如饶之瓷器、湖之织、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3]。

贸易是互利的，不光是中国的商品在日本成为生活的必需品，日本的商品在中国也为人民所重视。

如日本的倭刀、倭扇、描金饰物等等。

中日两国的商品交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符合了中日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这一时期中日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实行海禁政策，这就使得这些商品在市场上的供不应求，价格暴涨。

为了谋求商品的差价，赚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于是就出现了在海禁政策下的私人贸易。

海禁政策下的私人贸易是政府不允许的，一旦发现皆重罪论处。

被发现的海商多选择逃到海上，游离为寇。

（二）中国的方面严格来说，倭寇的产生并不是单一来自日本，中国也是倭寇的一大来源；其性质大同小异。

在倭寇的来源上，中国因内部矛盾产生倭寇要比日本的多得多，其产生有政治、经济、社会原因1、政治原因政治上的动乱和黑暗，是倭寇来源的一主要原因。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形成了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其中割据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势力有浙江的张士诚，江苏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等。

在明建立之前，他们一面与元朝政府武力对抗，一面支持部下下海与外国通商贸易，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资本，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随着朱元璋起义军的崛起，盘踞在东南的张、方、陈被相继打败，地方割据政权覆灭瓦解。

原先张、方、陈的部下为了躲避明军的追捕，被迫逃亡海上，占据海岛与明朝抗衡。

“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4]。

他们时常勾结倭寇，打劫海上过往的商船，还引领倭寇对岸上的明朝政府进行报复活动，烧杀劫掠，成为倭寇的一分子。

因此元末明初败落的地方割据集团是倭寇的一大来源。

另外，明朝中后期，朝政日渐腐败，贪官横行，剥削严重，于是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极大不满和反抗。

特别是沿海一带的人民，由于不堪于贪官污吏的压迫和剥削，相继揭竿而起，聚众起义。

他们为了躲避明政府的镇压，占据荒山海岛，反抗明政府，形成新的反政府武装。

他们有时勾结倭寇或者冒充倭寇对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扰。

2、经济原因经济的困窘迫使沿海人民铤而走险。

明朝确立统治地位后，朱元璋怀恨于曾助过张士诚守城的苏州、松江、湖州人民，特意加重这些地方的赋税，使得“苏、松、浙江等处的田赋逾他处约十倍”[5]。

沉重的赋税把当地的老百姓逼向了生活的边缘，致使“民不堪命，逃亡日众”[6]。

沿海的老百姓有的逃亡到海上为生，其中有的发展为倭寇的帮凶、爪牙；有的甚至冒充倭寇“鬃发袭倭服”，劫掠沿海地区。

3、海禁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转为寇明中期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局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大量的可供交易商品，商品市场初步形成。

商品交易的巨大经济利润大大刺激了人民的经商意识，其中有经商头脑的便冒险入海与海外通商，并从中获利。

时间一长，海商便成为具有一定武装的势力。

当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后，正常的、公开的海外贸易之路便被阻断。

为了维持自己在贸易中的利益，于是海商就背着禁令进行私下贸易。

海禁下的私人海外贸易是不允许的，一旦被政府发现就以倭寇处置。

被定性为寇的海商只能沦落海上，参与类似于倭寇抢劫活动；最终变成倭寇。

二、倭寇泛滥的原因（一）日本统治者的支持是倭寇泛滥的直接原因日本自从与明朝敌对后，就纵容、组织境内的商人、浪人、武士到中国劫掠，而劫掠得来的财物多用来满足日本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

为了维护自身的不正当利益，在对倭寇的行为上，日本统治者多持以袒护态度。

如对于朝鲜使者的问责，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仅以“九州海贼所为，日廷不与闻”[7]就敷衍了事。

对于明政府的谴责，日本幕府也概之不理。

例如明朝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69年)，明太祖遣杨载出使日本，条陈了日本倭寇在中国的卑劣行径：“闻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妻子，损害物命”[8] ，勒命日本停止倭寇的劫掠活动，朝贡中国。

不料国书一到日本，当时的怀良亲王就当场下令斩杀明朝使者五人，扣押明主使杨载、吴文华两人；并于当年出兵劫掠山东等地，报复中国。

胡惟庸案发生后，明太祖致书日本将军怀良；要求根除倭寇，臣服中国。

怀良竟口出狂言回答以：‘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

’[9]。

可见其嚣张程度。

后来日本幕府虽有所收敛，参与了打击倭寇，但那只是作作形式。

为的是借以取得明政府勘合贸易权，因而倭寇仍不时发生。

由此可以说倭寇的泛滥与日本政府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二）海禁政策引发大规模倭寇是倭寇泛滥的根本原因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明朝罢除福建、浙江二市舶司，自此与日本的通商贸易断绝长达十三年。

日本国小地狭，原本资源就不足，很多时候依靠于中国的输入。

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致使中国商品输入日本之路阻断，中国商品在日本暴涨。

为了谋求经济暴利，中国商人和海盗便与倭寇相勾结起来，亦商亦盗，兼行劫掠。

明朝政府企图通过加强海禁，断绝一切海上贸易往来以维护沿海的安定，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要求海外贸易，沿海的私商大贾、家门巨室因利益驱使也不愿放弃原先的海上的贸易，至于广大的平民生计也多赖于此。

因此这就导致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起之者众，私通不得，则掠夺随之”，海禁不但不能根绝倭患，反而使倭患更加严重。

（三）海防空虚，武备松弛，使倭寇有机可乘明朝初年，明太祖命汤和沿海筑防，严加戒备，即使倭寇时有发生，但其活动范围和程度有限，因而没有形成祸患。

明宣德以后，明政府的军事重点已不在于东南地区，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海防有所放松，对东南海防建设的投入也日渐减少，导致东南海防日益废弛。

其主要表现有：①缺员；卫所的缺员现象较多，平均仅为原先配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下，不及一半。

其中虚位、老兵、残兵更不用说。

②战船残破不修；出现“沿海战船皆弊败，十存一二”[10]的情况，“急则募渔船，并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船只，辄望风而逃”[11]。

③兵器装备上，明军处于弱势，倭寇用的是日本刀、弓和乌铳，其中日本刀刚硬锋利，刀身长约一米四左右，其长度与重量大约是明军的两倍左右，用双手执刀，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据史载：倭寇“战时用双刀，刀长五尺余，利可削铁，舞则上下四旁皆白，无间可击。

”[12]。

而明军配备的短单手刀，刀身只有部分钢制，单手使用。

明军装备与倭寇的差距，致使明军在抗战争中伤亡巨大，进而产生了对倭寇的畏惧心理，作战能力更弱。

这致使“寇掠则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13]于是倭寇横行，猖獗泛滥。

（四）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明中叶开始，明政府政治日趋腐败；明英宗、武宗昏庸无能，致使宦官王振、刘瑾相继专权，暴虐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