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法立法解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刑法立法解释是我国刑法解释体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刑法司法解释、学理解释一起，起着弥补刑事立法不足、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作用。

加强刑法立法解释的理论研究，发现这一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解决对策，对于完善刑法解释体制、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刑法立法解释必要性原则制约机制
我国的刑法立法解释发展至今，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前、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到1997年刑法典修订前、1997年刑法典修订至今。

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的刑法立法解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学理解释一起，构成了我国的刑法解释体制，而刑法解释活动又是应刑法立法尚不完善的现实需要而产生，是对立法的一种补充与完善。

这就决定了刑法立法解释这一制度与刑法立法、刑法司法解释有着天然的联系。

作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刑法立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一点在前面的论述中已加以说明。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循，刑法立法解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如人意的问题也是必然的，这也正是引起学者们质疑的原因所在。

面对刑法立法解释存在的不足之处，我们不是要否定它，而是要寻求解决办法，以达到刑法解释体制内部的和谐以及刑法解释体制与刑法立法间的和谐。

1 刑法立法解释存在的问题
1.1 刑法立法解释与立法界限不明。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立法机关正是通过解释权实现了立法权限的扩张，由于立法解释的程序较之立法更为简便，立法机关往往打着立法解释之名，行使立法之权。

由于解释在理论上的扩张性以及界限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如何界定解释超越了立法规范的界限，而转变成为一种新的规范制度，更加成为一件人云亦云的事情。

这样的特性决定了立法权和解释权在实践中的区分极为困难，这是两者区分在理论上的困境。

这样的困境成就了立法机关的解释权，加剧了两者之间的混淆。

1.2 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界限不明。

同样地，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也存在着权力分配不明、界限不清的问题。

由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界限不甚明确，司法解释制定程序简便这一优势又正好满足了司法实践中大量需要解释性规定的需要，于是司法解释以“解释”、“规定”、“批复”、“决定”等不同形式迅速增长。

立法解释权长期虚置，司法解释越权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尽管存在差别，但两者都是“解释”，两者的目的都是对刑法规定的含义作具体的阐明，即都具有立法的从属性，会出现内容上的重叠也是无可避免。

我们需要做的，是完善立法解释的相关制度，给刑法立法解释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位，使之与立法司法解释最大程度的区分开来。

1.3 刑法立法解释制约机制不足。

我国的刑法立法解释目前正处于一个发展
相对较快的时期，截至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九个刑法立法解释，占所有立法解释的70%之多，刑法立法解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刑法立法解释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刑事立法的不足，防止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过度、司法擅断现象的出现。

但任何一种权力如果没有必要的制约机制，必然会导致权力滥用的现象，司法解释越权现象严重就是权力缺乏制约的最好例证。

2 解决刑法立法解释现存问题的对策
2.1 明确刑法立法解释与立法的界限。

要明确两者界限，需要缩小刑法立法解释的范围，解决其对立法权的侵夺，需要对法律规定及词语的含义给予确定和明确化。

包括立法解释机关的主动解释和依最高司法机关的申请解释两种，这样的刑法立法解释有六个，有学者这样认为：是指法律颁布实施后出现立法时未曾预测到的新情况，需要通过立法解释延伸、扩大或改变现有法律词语的意义，以适用于新的情况。

这样的刑法立法解释有三个，这种情况下的立法解释虽然被立法纳入了法律解释的范畴，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解释，而是立法者行使立法权，创新另外的新的法律规范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以法律解释之名行创制法律之实。

笔者认为，这种类型的刑法立法解释就属于前面提到的立法机关借立法解释之名，行使立法之权之实的情形，应该排除在将来刑法立法解释的范畴之外，而应通过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或者其他立法方式来实现。

2.2 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界限。

要明确两者的界限，就要合理划分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的权限，解决刑法司法解释对刑法立法解释权的侵夺问题。

刑法立法解释主要起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辅助立法的作用，故应将刑法立法解释定位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适用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所做的一般性、普适性、抽象性和立法性的解释。

相对应的，刑法司法解释则是一种个别、具体的解释，针对的是个案、个别的问题，除批复、答复外，司法解释形式中的解释、规定这两种形式就具有一般性、普适性、抽象性和立法性的特征，属于我们提到的司法解释权对立法解释权的侵夺，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两种形式的解释应以刑法立法解释的形式出现，而不能归于刑法司法解释的范畴。

换句话说，我国的刑法立法解释只限于一些基本的、原则性的条文和概念，或者是通过司法解释已无法解决的问题，自然要通过更高效力等级的刑法立法解释来解决。

2.3 法立法解释的制约机制。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目前正处于发展的起步期，很多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体现出来。

但刑法立法解释作为刑法的渊源已经开始受到重视，国家立法机关应当重视和充分运用刑法立法解释这种明确刑法规范之含义、促进刑事法治的方式。

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倚重刑法立法解释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这就需要我们在问题出现以前拟好对策，使我国的刑法立法解释朝良性的方向发展。

在当前中国法律解释的立法较为混乱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对我国的法律解释权进行调整，就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解释法，以此规范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规范和保障法律解释权的合法运行，同时这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体现。

这与方案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可以作为法律解释法出台以前的一个暂行性规定。

只有程序得以完善，刑法立法解释的实施效果才能得以保障。

此外，加强立法的超前性与具体性也能使刑法立法解释良性发展。

刑法立法解释产生与迅速发展的状况是由于刑事立法不完善，无法应
对多变的社会现实而出现的，那么尽可能地加强立法的超前性和具体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刑法立法解释的依赖性，从而避免产生过于追求刑法立法解释的数量与速度而带来的一系列恶果。

3 结语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及时性原则和规范性原则，主要解释方法应按照先文义解释、后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最后目的解释的先后顺位进行。

在刑法立法解释中，允许一定程度的扩张解释和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的存在，严格禁止有罪类推解释的存在，这要求注意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的区别，得出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标准。

由于受资料收集水平的限制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认识程度的限制，本文尚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对刑法立法解释的规则、立法解释确立的依据问题等缺乏论述；在如何具体进行刑法立法解释方面，即具体技术操作层面的研究也不够完善。

随着知识面的不断拓宽和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笔者今后必将继续在这些方面进行研究与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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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秉志等.略论关于刑法典第93条第2款的解释.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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