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原道》篇看儒家文学观摘要：《文心雕龙·原道》篇到底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文学观历来众说纷纭，有人从道家思想出发，认为作者是道家文学观；有人从儒家思想出发，认为作者是儒家文学观；有人甚至认为作者表现的是佛学思想。
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结合自己的看法认为刘勰在作此篇时，应持有的是儒家传统的“尚文”、“尚用”文学观。
关键词：儒家尚文尚用宗经征圣《原道》为《文心雕龙》五十篇之首，其主要内容为探究文的根源。
作为儒教忠诚信徒的刘勰其根本观点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儒家的文学观，从而在那个时代产生了文学批评回归传统的牵引力。
下面就分别从几个方面来谈谈这个话题。
一、传统的儒家文学观先秦时期王道失而霸业兴，群雄角力之间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招兵买马引进人才。
有志之士各怀一技之长行走于诸候间。
为了推销自己，扩大影响力各自著书立说成为百家。
一时间学术氛围异常浓厚，出现了一批批职业学者我们称之为“士”。
“儒”本身就是文学专业的士，那么作为文学之士的儒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些什么呢？1、“尚文”和“尚用”的文学观现代的哲学史家们认为重实用、重道德是中国哲学的最大特点，其实中国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之用正是儒家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
“文以载道”这一命题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诉求，其形成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包括新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孔子的文艺思想是儒家文论的源头。
他很看重诗文作为表达工具的功能。
《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的话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他的意思是说,学诗是为了讲话有文采；话说得漂亮才能更有利于道理的传播。
不过孔子更重视文学对于修身的意义，这与他教书先生的身份有关。
《阳货》篇谓：“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兴”的意思是启示、感发；“观”意为通过诗来考察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群”是沟通感情,增进团结；“怨”即批评时政,抒发怨情。
这里说的是学诗对于修身的好处。
学诗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也就是诗的功用了。
2“文道合一”的文学观对文的孜孜追求同时表现了儒士们处世求达和极积入世的人生态度。
之所以要有言，言之所以要行而远之，从表面上看是追求言的影响力从而达到某种功能上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实用主义思潮。
折射出的是儒士们“有为”的人生追求。
为这一理想“上下求索”，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就是他们心中的“道”，并且要求“文”和“道”达到高度的统一，这一对“道”的信仰实际上已化作他们“入世”事业的行为规范，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上，成为激励一代代儒士们自觉的思想认识。
二、刘勰心中的文道观纪昀在眉批《原道》时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
识其本乃不逐其末。
”借此，我们可以将刘氏的观点归纳为两点：一是文原于道，二是文以明道。
关于第一点从文题即可看出，刘氏认为大自然之所以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皆源于道。
“玄黄色杂，方圆体分。
日月叠壁，山川焕绮。
”此皆“道之文也”。
自然万品“动植皆文”。
文之广、之大，天、地、人、文皆源于道，道是造世主。
谈文而论道表明了作者探究文源的思想倾向，援道论文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即“文源于道”。
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自然万物皆源于道。
这里便有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了。
如同黑格尔心中的“绝对理念”,在客观世界抽象出一种精神元素，说它是万物之母，玄得像道家头脑里概念，“道可以生无，无可以生有，有可以生万物”。
但刘勰的思想毕竟和道家隔了一层。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后”。
可见，“文源于道”并非无迹可寻。
道也并非自然流成文，它们之间有一个桥梁，就是圣人。
有了圣人，便可理出文道来。
至此，诸君豁然，刘勰之所以将文说的如此玄之又玄甚，至不惜借道家思想来混淆视听，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圣人说的玄乎些，尽可能地把光环套在他们的头上。
因为人们往往更容易相信和崇拜那些未知和神秘的东西，就连作者也不能够超脱。
这就是文论的支柱之一“征圣”思想。
刘勰著《文心雕龙》之缘起，他自称：“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
旦而寤，乃怡然而喜。
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迷崇孔子之心，追随孔子之志，溢于言表。
为什么要“征圣”呢？“征圣”的出路何在？大家知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界定了文学的政治教化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
所谓圣人就是儒家思想的发言人，他们代表着集团形象，理应受到集团内部的敬仰。
那么如何追随?作者说道：“敷赞圣旨,莫若注经。
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经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
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文王患忧，《繇辞》炳曜。
公旦多材，制《诗》缉《颂》。
夫子继圣，熔钧《六经》。
”这些都是所谓的圣道，圣道以经典呈现，圣道即在经典中。
“征圣”的途径之一就是“宗经”。
圣人经典曾经在历史上造就过非同凡响的号召力，产生过推枯拉朽的思想力量。
这股力量激励着儒士们，使他们纷纷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满腔热情、一股作气准备有所作为。
而作为儒家忠实粉丝的刘勰也期盼着这种力量的复归，重塑圣人事业。
所以作者愿意宗经，也相信“宗经”的前途。
说到底，追求儒家“有为”理想社会才是刘氏文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是“文以明道”最终注脚。
通过“写天地之辉光”的文，实现“晓生民之耳目”之现实追求。
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线索出来。
“道——文——道”。
刘勰认为，万物源道，文亦源道，文因圣而生，圣因文而出，故文应明道。
很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问题，而是一个逻辑盘旋不断升华的过程。
这两个“道”存在明显区别，前一个“道”是作者思想中不含任何价值成分和情感体验的观念元素，是作者主观世界上固有的，是一个混沌元气，是纯天然的。
而后一个“道”则是圣人之道，是经过提炼的价值伦理观，有着明显的人工痕迹。
两者之间的联结点便是“文”，操作手是“圣人”。
圣人们自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重整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也是儒士们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更是儒家思想中“尚文”和“尚用”思想的历史呼唤。
三、儒家文学观和其他学派的区别１、儒家与道家文学观的区别道家学派思想的逻辑起点是“无”，在“贵无”思想的支配下形成了“寡胜多，无胜有”哲学定律。
他们认为茫茫人海，芸芸众生都应生活在原始社会，都应当自由自在而不应被人为的粗暴干涉。
统治阶级应“无为”而治。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社会之所以不治，都是圣人惹的祸。
反映在文学上，道家认为，文和用没有直接关系，没必要给文强行下达社会任务，文应和世间万物一样自由自在的存在，不要受约束，就像人的思想一样，在广阔的时空里“任逍遥”。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鹏之背。
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
”所以道家的文章写起了扑朔迷离、漂泊不定，在自觉放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给人以无边无际的空间美感，反而增添了文学性。
这可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意识流”文学的思想滥觞。
显然这些都是儒士们不愿意看到的，这是圣人们无法容忍的事情。
于是两派互相攻击，争论不止，喋喋不休。
社会影响很深很广，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组织了几次公开辩论会。
可能是因为儒家思想更符合部门利益，结果是作为正方的儒家险胜对手，而道家又回归到他们崇拜的大自然去了，继续着他们逍遥的梦。
儒士们经过这次学术辩论，士气大振，纷纷扼腕立志，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来来，更觉得社会可爱了，更觉得圣人可敬了，更觉得经典可读了，更觉得圣道可用了。
理论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这一爱好古今同是）。
《文心雕龙》就是儒家文学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被统治阶级证实了的科学的、好用的理论体系。
在当时文学流派纷争、学术观点芜杂的情况下起到了文学批评上拨乱反正的作用。
《原道》篇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儒派文学观才是唯一正确的、与时俱进的文学观。
号召社会各界多读儒家经典以便在实际文学创作和鉴赏中认真贯彻执行，形成指导方针。
2、儒家与墨家文学观的区别比孔子稍后，成为另一派显学，就是墨家。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他和儒家本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他取的是反对的态度，至少也是批判的态度。
近人称“墨子及其弟子是接近手工业者的士，也可以说是手工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
所以孔子可以接受古代文化的诗书礼乐，而墨子只接受诗书而反对礼乐，把礼乐看作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这样对于西周文化所谓制礼作乐这一点来讲是不合的，所以《要略》说他“背周道而用夏政”。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的态度，而墨子是背周道而用夏政的，所以儒家尚文，墨家便尚质。
可是，他们毕竟都是“学儒者之业”的，毕竟也是属于“贤人作风”一流的，所以儒家尚用，墨家也尚用。
问题就在这儿：儒家文学观中的尚文与尚用是一致的，是不冲突的；墨家文学观中的尚质与尚用，当然也是一致的，也是不冲突的。
可是他们却是不同阶级的发言人，思想的阶级基础不同，所以形成观点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区别到底在哪？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点。
第一、对“用”的理解不同。
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学观并不矛盾，所以儒家的尚用和墨家的尚用也就不可能是同一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的尚用是“非功利”的尚用，是为复古的尚用，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用，更多地作用上层建筑，更多地作用于思想认识领域，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和“纲常”信仰来重塑封建阶级道德体系。
说到底是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普教活动。
“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发挥事业，彪炳辞义”。
欲把影响造得更大些，则进一步“原道心以设章，研神理而设教。
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
”到这里便是鼓励人们去顶礼膜拜了，拜天拜君拜圣人。
所以与尚文思想不相冲突，文也正就是用；墨家的尚用是绝对功利主义的尚用，是强调百姓人民之利的用，所以充其量可成为极端的尚质。
这是儒墨文学观不同的一点。
其次对“文”的态度不同。
前面说过儒家为了使其统治阶级思想外显，需作大量的粉饰工作，所以对文有着特殊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文的重视可能还和士大夫的“阶级趣味”有关。
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完全脱离劳动生产的阶级，他们需要一种声音来美化自己，需要把“官腔官调”说的漂亮些来强化宣传效果。
“道因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
这些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文学作品上，自然而然地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提出了要求。
站着说话的人往往更容易把话说的漂亮些，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发言人的儒家也愿意站着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