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的异同
历史文化学院 0601历史学班赵璐 06504033 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道都是东方文化的奇葩,在世界文明史上,各显风彩、引人深思。

要比较深刻地、内在地理解中、日两个民族,不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和日本的茶道,都是难于达到全面地和内在地理解。

因为中国的茶文化和日本茶道都深刻蕴含和充分体现了各自民族的特性。

日本茶道源于中国的茶文化,然而,从最初的模仿到不断地改造和不断地注入日本的民族特性,而最终成为代表和体现日本民族性的文化。

我通过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比较，来说明这两种文化所体现的不同民族性和在各自的思想文化中的不同地位及不同的历史作用和未来可能的不同发展走向。

一、相同的功效:舒放性灵
茶文化在中、日两国之所以能不断地发展、丰满起来,其共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茶对人的实际功效,这就是养生的作用。

然而,品茶作为一种文化的发展,一个共同的重要精神因素就是通过茶艺或茶道能舒放性灵。

中、日两国国民在古代、近代直至现代都背负着各自内在的沉重压力。

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塑造了中国的国民性。

中国的国民背负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人生价值观,积极进取、刚健奋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发展为己任。

而在紧张的奋斗之中，必然要休闲、娱情和审美,这时老庄的道家审美观念就起重要作用:冷静、理智、不狂热、不走极端,把一切苦乐、生死、贫富、毁誉等统统放下,进入“绝对自由”“、独立自足”“, 吾丧我”的状态,自自然然地和大自然乃至整个宇宙合为一体“澹然无极而众美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佛教的传入强化了中国文人的这么一种审美心理。

因为禅宗的瞬刻永恒和老庄的审美境界是相通的,都是要现实的人放下现实人生,进入和美的境界,求得精神的愉悦和欢乐。

因为品茶能放松身心,进入庄禅审美境界,能对人世的艰辛、对生活的苦难、社会的纷争暂时放下,进入一种美的,和谐的境界,因而茶成为中国国民舒放性灵的媒介,特别是中国文人积极进取时娱情的媒介,而面对生活的追求无可奈何时生命的安慰。

日本国民所背负的内在压力远大于中国国民。

在古代和近代,日本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从天皇到将军,大名、武士、庶民,构成明显的卡斯特社会。

在家庭生活中,以性别、辈份和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严密等级制度。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行为的细节,以及各个人所处的地位都有明确的规定。

每个日本人先是在家庭内部养成了遵守等级制度的习惯,然后把他学到的这种习惯用于政治、经济等广阔领域。

几个世纪以来,日本国民把遵守等级制度看成是一种艺术,小习翼翼地“各守本分”。

因而,日本国民给人的感觉是彬彬有礼,但却胆怯,有时甚至是战战惊惊。

因为要崇尚和遵守等级,进而必须规范礼仪。

日本国民以彬彬有礼而著称,他们从小在家里就严格训练遵守礼仪,从婴儿开始就被按着头学鞠躬。

他们本身肯定习惯于这种等级制度和种种礼仪,但实际上却是很累人的生活,这需要很强的内在控制力,时时小心,事事小心。

遵守等级制度,恪守种种礼仪,这是他们的内在压力,然而,他们还有更多的来自道德戒律的内在压力。

这就是“忠”、“孝”、“偿恩”、“义理”等道德戒律。

“忠”就是要忠于天皇,这在日本具有强大的控制力。

日本人向来赞成至死不谕的忠诚。

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时充分显示了“忠”对日本国民的强大控制力:本来至死不屈的日本军人,在天皇的一声令下,放下了武器。

“忠”还表现在社会事务的管理方面的一切事务中,人们会自觉地尽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孝”在日本的家庭内,就是严格地下服上、下敬上,服从家庭意志,服从家族全体成员休戚相关的最高价值要求,不管要求他们做的事有多么艰难。

“偿恩”心理也是日本国民一种内在的强大控制力。

所谓偿恩,也就是负有报答某人的义务,一种报答是在量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如皇恩、父母之恩、老师和师傅之恩;另一种报答是在量上与所受之恩相等,并也有特定期限,这就是人情债。

日本人是不喜欢随随便便受人之恩而负上人的情债的,积极献身于报恩在日本人看来是一种美德,对恩的敏感与不快也是一种美德。

所以“偿恩”的心理时时在压迫着日本人。

“义理”观是独特的日本民族心理和道德戒律,是日本国民种种奇特外在行为(如自杀) 的强大内在控制力。

义理就是一系列色彩不同的责任,主要有两种:“报答性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

前者是一个人对其同伴报恩的责任,后者是一个人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两种责任,产生了种种独具日本民族特性的外在行为,如崇尚自杀、好斗、洁癖、极强的自我控制力———忍等。

日本人把名誉看作永恒的目标,为家业、为家庭、为自己生命的荣誉而作出牺牲,被称为有德之人。

他们一生的心中都有一种强大的驱使力,这就是“迫于义理”、“仅为义理”、“热心地为义理尽力”。

忠也罢、孝也罢,偿恩也罢、义理也罢,都是日本国民强大的内在心理压力。

然而,不管哪个民族的国民都不可能整天背负着沉重的内在压力,必定要舒放性灵、要娱情、休闲和审美,要有放松身心的时候,何况对于背负着特别沉重内在压力的日本国民。

也许正因为心理压力的沉重,日本民族又是一个很善于享受生活、舒放性灵的民族,如对沐浴的享受、对睡眠、对吃的爱好,对性享受的独特观念,他们还善于从无害的事物中享受生活,放松身心,如赏花、插花、赏初雪、赏月等。

而茶道也正是这样一种无害的且又能舒放性灵的活动。

在茶道活动中,一切等级可以放下,人们平等相待,一切“忠”、“义”、“偿恩”心理、“义理”等都可放下,进入和谐、美好、融洽的性灵舒放中。

通过茶艺或茶道舒放性灵,正是中、日两国国民爱茶的共同原因。

二、不同的实质:反映不同的民族特性
所谓民族性格,就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它是文化精神的外化表现。

众所周知,日本是岛国,面积小而人口却快速增长,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并非易事。

因此,日本人尊崇武士道精神,努力在苦寂中发展,人际关系协调也强调“忍”,重视自我克制和坚强的意志训练。

从茶室入口的狭窄需俯身而入也可以看出日本人的隐忍精神。

其次,自然条件的恶劣也促成日本人有更强的集团意识和协作精神,表现在茶道上就是集体参于茶事,共同营造和谐的氛围。

再次,日本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别重视规范和礼仪。

因此,茶道中也是非常重视特定而严格的程序,整个过程中还必须在形式上和礼节上说些尊敬、客套的话。

可见,茶道的目的并非真正饮茶,而是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们进行一种礼法教育,是进行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

茶道虽说是一种精神修养,但却过于拘泥于形式,茶道的四大流派实际上相互实质性的区别很少。

这种重视形式而不重视实际的文化发展到极端的话,会限制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交往,定会养成遵循古代沿袭的礼节,重视形式的国民性格。

饮茶这种习惯中国比日本普及,且早好几个世纪,然而却没有形成日本形式的茶道。

与此相反,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却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茶艺。

中国的茶艺虽然没有日本茶道那样拘泥于形式,然而也有盖碗茶、工夫茶等精细复杂的茶艺形式。

而且,日本茶道对于服装、茶室的设置及自然景色有严格的规定,而中国却几乎看不到。

中国是礼仪之邦,茶表现了亲友和朋友的情谊,以茶交友的方式不仅深入普通百姓家,也应用于集团、国家的礼仪。

新年之际,公司、工厂常常召开茶话会,领导向员工的一年辛劳表示感谢。

因此,中国的茶表示礼仪,又象征友谊。

对中国人来说既不能理解日本的茶道,也不喜欢它。

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人更重实际,讲实用。

对中国人来说,喝上自己喜欢的茶远比在茶室里遵循礼仪小心饮茶来得畅快得
多。

中国的亲友间也不拘泥于礼仪及形式,比起礼仪及形式更重视“义”。

总之，中国茶文化在历史上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当今和今后也不可能成为主体文化,中国茶艺在国民的生活中主要是休闲、娱情、舒放性灵,而没有成为修炼中国精神、中国国民性的手段。

无论中国当今的茶馆在如何地增多,中国茶艺表演的招招式式多么值得观赏,但由于缺乏神韵、没有熔铸中国精神,没有成为修炼国民性的手段,因而在中国不可能像在日本那样有几十万人去学艺。

因为日本的茶道也具有休闲、娱情、舒放性灵的作用,但它已远超这个层面,而成为了修炼日本精神、日本国民性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