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零的忧愁———杜拉斯和张爱玲的创作心理浅析(陈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08298)【内容摘要】杜拉斯和张爱玲作为两个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女作家，身份经历的迥异所造成了那种以爱情为依托的人生观在她们的作品中以委婉曲折的形式被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并非纯粹的爱情体验的表达，也不纯然是一种对于爱情的理性关照，从她们的对于爱情的表达中所透视出来的，是一种更为深沉的对于人生的一种断零的体验，虽然这种无可接续的体验在她们的作品所体现的角度和方式是很不同的，但是一种落寞的心态清晰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当然这种落寞的程度是不同的。
从对于杜拉斯和张爱玲的对于爱情的体验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本土资源和异国资源在作者的叙述中所起到的微妙作用。
关键词：断零体验漂泊感形象学怨恨杜拉斯以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她的不对称式的叙述和那种过于炽烈的对于爱情的投入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回忆的片段，欲望的火焰；痛苦时的迷失、愤怒、号叫、等待和沉默，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都能成为一本本书的不容置疑的源泉和内容，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
”１杜拉斯不满于人机械地生活在现实的秩序内，残酷而又异化的生存环境剥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她曾经说过自己一直处在家庭的门外，是个被忽略的角色。
她的小说更多地展现了一种精神空间的惶惑，，自我认同结构在现实世界中被无情地摧毁，她在她的小说里不停的漂泊，她的归宿是一种可能性而非某种切实的生活。
她的无所归依的飘零感在她倾力想象的国度里找到了另一种回应，那就是张爱玲的写作，只不过张爱玲的作品是以中国古典美的韵味表达那种身世没落，相异的外在形式之下，潜藏的气势是那同气相求的对于人生的一种断零体验，也即无可接续有无可希望的孤立的心理状态，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观察角度给我们阐释了一种我们可能每每遇到却无心观之的寥落境界，也许她们的表述是消极甚至是变态的，可是这消极和变态不正是生命的一部分的真相吗？用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２一、断零体验产生的根源所谓的断零体验，从最初的论述者的意图来看，主要是说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对于传统的断裂和新学的难以接受的这样一种孤立无助的精神状态。
“他似乎总是生活在别处，总在自己不在的地方生存，生活处处遭遇陌生或隔膜，……。
这样，个人就总是处在一种怀乡愁绪的包围之中。
”３从内在的心理状态来说这样的体验是一种消沉的悲观情绪，而对于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情绪在文字这个出口里会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被表达出来。
杜拉斯的小说总是建立在回忆与虚构的基础上，情节或许是虚构的，但那共同的情绪体验却来自于她早年的经历，这种情绪赋予她小说独有的魅力。
到了晚年的杜拉斯始终认为自己是越南人，是出生在法国过去殖民地的人。
在异域度过的童年在杜拉斯的脑海中一直是一种流亡的生活，不属于任何阶层的痛苦是她的自尊被暴晒在热带刺眼的起强光之下。
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少女苏珊凸显了这一点：甚为贫穷白人既不同于当地的土著居民，又无法融入富裕白人的阶层，不仅忍受着物质上贫穷的煎熬，还要面对精神上无法归类的烦恼，异乡人成为她身份的标签。
如此看来，苏曼殊的文言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中描绘的那个三郎所时刻遭受的刻骨铭心的断零异乡的体验以一种几近相似的方式在杜拉斯的身上重演着并且有更深一层的漂泊感受，因为三郎毕竟生长在中国，只是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远游日本，他的根依然在他血缘上的故乡------中国。
而杜拉斯本人就在越南出生，她的法国血统对于她祖国的回忆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她在血缘上的祖国里时刻用文字所怀念的却是她实际意义上的祖国，这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她的心里无法弥补。
她只好在她的小说里以一种变异的方式重新把这种断零的体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杜拉斯的小说中的任务都有着这种漂流异域的苦痛，《副领事》是她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安娜-玛丽·斯特雷泰是她最钟爱的女主人公，在她的多部小说中出现，具有一种神秘的忧伤，赢得了周围男人的爱慕，她的忧伤来自于她的孤独，曾是一位威尼斯钢琴家，欧洲音乐的新秀，接受了欧洲文明的熏陶，嫁给了一位殖民地官员，在最初的日子里忍受不了印度的思想观念以及包围她的森林和湄公河，精神小茹一种崩溃的边缘，只有不断地叫喊才能纾解她的郁闷，在杜拉斯看来，安娜是一个敏感的女人，对于自身的处境感到窘迫不按，虽然生存在殖民地白人的上层社会，但作为移居的半人感到一种失根的无助。
小说中副领事对安娜的爱也源自相似的心路历程，他们心中都有一个“痛苦的世界”，“一种彻底被迫气的感觉”，这种烦恼逼迫着副领事在拉合尔开枪，犯下了令人头疼的案件，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这个行为，副领事也不曾尝试去解释，但当他看到安娜的一瞬间就领会她身上令人心碎的那种凄凉，共同的情绪使他不断溢出对她的爱，正是这种经历赋予她小说一种日常生活的迷失感，游荡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寻找着感情的归宿，但似乎总是看不到终点，一切都只能是在途中，厌倦了现实的生活，但总有远方模糊的期待吸引着我们继续人生的旅程。
杜拉斯在作品中的这些感情映射了她无所归依的中间人的心态。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中，她被遗落在无法确定的某个地点，不是越南，也不是法国，她曾说：“我们那时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
我们现在才发现这一点，那就是这个法国种，法国国籍的外表完全是假的”４于是，矛盾产生了：一方面，回到了法国的杜拉斯，从现实理性上迫切需要建立起自我母体文化之间的联系，在法兰西寻找到属于她的位置和身份，获得法兰西文化的认同，此时18年东方文化的熏陶是其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童年特殊的成长经历在她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她对那里有着特殊而真挚的情感，对那个生活了18年的东方充满了依恋。
杜拉斯承受着矛盾的痛苦，一般人的文化认同感在她这里像是一个迷茫的梦，虚幻而不知所归。
“她的痛苦源自于无法忘怀的东方，源自于她无法融入的西方，东西方在玛格丽特的身上对峙着，扭曲着她的身体和灵魂。
”５张爱玲当然没有杜拉斯那样巨大的东西方文化的认同危机，她出生于名门之后，虽然家道中落，封建贵族的遗风在这个没落的大家庭里依然顽强的生存着，父亲对于传统文学学习的严厉督导，贵族式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一切会很自然的让张爱玲按照一个大家闺秀的模式过完她的一生，可是她偏偏出生在中国社会巨大转型的时期，一切政治经济上的制度几乎更换了一个全新的系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改变中国社会形态的重大事件摇撼着这个并不稳定的没落家庭。
近者来说，她母亲在新思想的感召下毅然走出家庭远渡重洋寻找新知的非同寻常的胆识以及她回国后对张爱玲的教育使张爱玲更倾向于现代西方价值观，她没有杜拉斯那样明显的断零体验，她文化的根是中国，她内心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古典式的，中庸平和无过不及这些传统文人修身标准在她的作品里可以经常见到，仅从她的一篇名为《论写作》的散文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是无条件的，而杜拉斯所认同的却是非祖国的异质文化-------东方文化，他们建立的基点是不同的。
但是张爱玲幼年时的经历使得她的性格里聚集了很多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６在这两种摇摆不定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中，她用文字拼接出了一种苍凉的情绪，一如在《电车》里，“我”所体会到的那样。
从外在形态来看，张爱玲和杜拉斯的断零经历和体验是很不相同的，但当我们读她们的作品的时候，却分明能感受到一种无助和悲凄的气氛，这是为什么呢？二、走向怨恨和苍凉的统一《情人》中湄公河畔那个早熟的少年，她一再重申自己爱上异国恋人的原因知识为了性爱与金钱，这是生活在冷酷的世界中不由自主的对爱的质疑，更是一种难以抹平的怨恨的情绪，这种情绪得之于上文中由于个人经历而产生的强烈的建立在金钱和情欲基础上而无爱情的感情的断零而无所归依的孤独感，读她的作品总给人一种向死而生的无奈感。
“我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
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
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处所，人们重视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
”７从这样的语句中，除了对于那种世俗卑微的怨恨之外，似乎还有一种生命活力不再的苍凉之感。
对于杜拉斯而言，“我”与情人、与东方这块土地的告别不仅仅是一次个人爱情的历练，而且是对她所生活和迷恋过的东方文化的一次伤痛的割舍。
８这样的割舍在杜拉斯特殊的性格铸造下化而为一种怨恨一种苍凉的指示。
这里的怨恨和我国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那种“有怨必盈”式的直接的呈露出来的单层次的表达有所不同，那是深藏在作者对于一段段疯狂爱情的冷静描述之中的。
这其中或有杜拉斯对于东方民族的部分误解，但是这种真实的情绪却浸透在她的文本之中，细细体味，不难察觉。
在《埃米莉·L》中，她借女主人之口呼吁：“总应该保留……一个空间，一种私人的空间，就是这样，术语你自己的，可以自由去爱的空间。
”９她恨这金钱和肉欲至上的世界，她恨各不同文化之间的隔膜和误解。
所以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愤怒的诅咒：“我希望自己的祖国不再存在。
我要教育我的孩子什么是恶毒和冷漠，什么是智慧和爱情，爱他人的祖国，爱到死时方休。
”１０她小说中的种种迷乱和疯狂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昭示，这世界总有太多的迷狂。
张爱玲比她冷静的多，这得之于她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并没有转化成为杜拉斯式的疯狂和夸张，而是在一种舒缓的叙事进程中让读者慢慢体会那“苍凉的手势”，这也说明了她中国文化的立场，正如杜拉斯的法国文化立场一样。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代表作中的情节吧：《金锁记》中，麻油店女子曹七巧嫁给富户姜家残废的二儿子，“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富孀梁太太当初为了金钱嫁给老头，她所盼望的就是丈夫的死；《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不受娘家人的欢迎，为了生存把婚姻当读博，要去争取范柳原的“爱”。
当然，如果用我们最为熟悉的她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１１原来，自小的那种的并不和谐的生活锻炼了她的对于社会的判断力，长大后的她时时清醒的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现实的脏、乱与忧伤当中随处发现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１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