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女性与宗教文化”论文略论中国女性生存状态演变与女性意识的发展作者：董诗莹学院：外国语学院专业：法语系年级：08级学号：08317023日期：2010年5月2日摘要：纵观中国历史，女性地位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
本文描述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新旧民主主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时期不同时代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女性意识的发展，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出发，分析了中国女性生存状态演变与女性意识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历史原因。
关键字：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生存状态女性意识反抗解放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过渡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再至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女性意识的发展也不断演变。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及其低下，社会充满了恐惧与威胁，人们经常因为各种原因死亡，导致人口数量锐减，而人口数量对于一个氏族的生存尤为重要。
于是人们一方面想办法让自己活下去，另一方面则把希望寄托于生出更多的孩子来，这使女性受到人们的崇拜，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女性最值得骄傲的时期-----母系氏族时期。
然而封建私有制的出现却彻底改变了她们的命运，而且这一改变就是两千多年。
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的封建时期创造了许多光辉灿烂的文化。
对后世影响之深，流传之广，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从女性的地位来看，却是一段苦难的历史。
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有过短暂的提高，但是女子的附庸地位却没有乘此契机而崛起。
封建社会在前期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转变以及西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等因素影响下，男子已完完全全占统治地位。
在封建“家长制”的制约下，几千年来，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中承受着礼和法的重重束缚。
妇女的角色被定位在家中，在生活中只是一种辅助性的角色。
她们的需要被剥夺，她们只为别人而活着。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所说：“母亲被牢牢固定于家庭，固定于社会，她遵守法律和习俗。
”【1】妇女在男权的统治下逐渐退出了国家政治经济领域，没落到家庭领域的最底层，从而导致女性作为社会人身份的缺失。
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其道德核心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从三纲就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专门服务于男性的，旨在加强男子的权力。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男子的权力得到了极度的膨胀，男子对女性的偏见意识也随之极度增强。
从辩证的观点看，男子权力的进一步加强是建立在女性地位的逐渐沦丧之上。
这种地位的沦丧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她们生产的丝织品不能独立地处置，必须依附于男性才能体现其价值，她们独立向国家缴纳的赋税也被分配在男人的名下，这都说明女性已经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支配权，她们的人生价值需要通过男人来实现，而女性一旦失去了经济的独立性，则意味着她已经沦落为男人的附属品，她们成为了“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1】，也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所描述的“他者”。
封建社会还通过贞操观念束缚与掌控女性，《礼记》倡导女子应该“终生侍一夫”。
秦始皇掌握政权后鼓励女子守节；西汉宣帝首次颁布守节奖励令，奖励贞洁顺从的女子以绸缎；宋代进一步强调处女贞操及寡妇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到了元明时期发展到女子还要为未婚夫守节，无意间被男子戏弄也要以死保节；清朝对女子的婚姻束缚达到最高点：寡妇以再嫁为耻，丈夫或未婚夫去世要终身不嫁或以死殉节。
由于封建社会的女子没有机会也没有权利去学校接受教育，女子一出生便被社会被赋予的贫贱地位以及“三纲五常”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舆论压力，封建社会女性自我觉醒意识严重缺乏，她们在一天天，一年年的生活成长中固守着心中那早该荒芜清除的杂草，而且这份固守越来越坚定。
“ 女子无才便是德”，也就成了一句极富赞美的话，可是我们从这声赞美中听到的却是来自远古的悲凉。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曾经活跃过不甘忍受压迫歧视，努力挣脱的倩影。
比如一代女皇武则天，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朱淑真，她们作为女性抗争的代表，在中国女性抗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轨迹。
但是，她们是典型，也是个例，大多数女性依旧在封建礼与法的束缚下默默忍受。
然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不容忽视，她们在中国女性抗争的历史上奏响了属于女性的强音，她们有着相同的名字——“自梳女”。
在明末清初年间，广东省顺德地区的种桑养蚕行业的发展日益兴盛，女性通过从事种桑、养蚕、缫丝渐渐发展养活自己的经济能力，在动荡多舛的时代下，这群有能力自食其力的女性，为了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再成为盲婚哑嫁的被动者，透过特定的仪式，她们像已婚妇人般将头发自行盘起来，以示终生不嫁、独身终老。
正如《第二性》中所述，“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
“自梳”是女性对自身命运的一种反抗，这是对社会传统的一种诉控。
从“自梳女”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们用行动证明女性不是“他者”，不是男性的附属物，她们是“自我”，独立的“自我”。
在漫长的黑夜中，在中国女性徘徊忍受了两千多年后，辛亥革命带来了黎明的曙光，在欧风美雨的催化下，中国的女权运动进入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时期。
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
最为惨烈的，是妇女的缠足。
缠足，必须活生生将龀齿未易的幼女的脚裹紧，使之骨节折断，皮肉溃脱疮疡，脓血狼藉，令人痛彻心骨，不寒而栗。
一双小脚的形成，往往需要数年的缠裹，“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一生的幸福从此葬送于这双小脚。
与兴女学相伴的19世纪末各地天足会的出现为破除缠足陋习、解放妇女身心拉开了序幕。
20世纪初，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将创办女校列入议事日程。
1907年，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推行新政，在教育领域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首次正式把女子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教育构成了中国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交响曲的前奏，知识女性开始以挑战者的姿态站在反封建的前沿，表现出对封建家庭、性别歧视的精神反叛和投身社会参政议政的热情，在新的生活中塑造新的自我。
1903年由留日女学生组织了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共爱自治会。
女性先觉者秋瑾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和呼吁做“国民女杰”的诗篇《勉女权》成为激励女性前赴后继的号角。
同年第一部论述女性问题的专著———金一著《女界钟》出版，作者第一次喊出“女权万岁”的口号。
她们自立，谋求知识、出洋留学；她们自救，创办女刊、宣传解放；她们爱国，投身革命、共赴国难；她们自强，组织社团、勇争参政。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用实际行动书写的爱国情结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肯认：“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
至若勇敢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
”【2】诚然，辛亥革命后，女性社会地位的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就程度与范围而言都存在着局限性。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是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推翻封建思想的影响和束缚。
在农村，辛亥革命的影响更是微弱，封建思想还是非常强大的。
从鲁迅先生的多部作品中可以看到女性抗争的血泪史，比如单四嫂、祥林嫂、子君和爱姑。
从她们的悲剧命运中不难得出，女性的问题需要的是长期坚持斗争，而且可以说妇女地位的每一步进步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甚至是不惜牺牲，前仆后继才能实现。
“五四”运动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专制，提倡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
科学、民主和自由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女性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逐渐张扬女性意识、追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
通常，离家出走成为她们追求自我解放的一个途径，而自由恋爱则是她们反抗封建婚姻、标榜婚姻自由、掌控自身命运的重要环节。
但是与旧民主主义时期的女性相同，这个时期的中国女性并没有经济上的自主权,当时的社会也没有给她们提供这种赢得自主的机会。
由于缺乏经济、文化的实践基础，缺少对传统的清除，所谓的解放不过是女性对于自身现实境遇的想象性解决,是一个空洞的能指。
因此,一旦离开男性,这些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根本无力养活自己,更无法独立地生存下去。
她们所面临的是如何冲破父家和夫家的双重挤压在封建传统和男权文化允许的范围和空隙中部分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她们人生的契机和命运的转折仍然掌控在男性手里。
“生得好”、“嫁得好”才是她们一生幸福的根本保证。
而在自身思想观念上,这些知识女性虽然渴望获得新生活,但是她们仍与旧观念藕断丝连,终究逃脱不了家庭的桎梏,而将爱情视为生命的全部又免不了失之虚幻。
的确,女性是应该走出家庭而进入更有利于发挥她们价值的社会,但是,如果隐藏在社会关系内部的男权意识不能得到清洗,那么知识女性为了改变社会和她们自身命运所做的一切努力只能是一个苍白的手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获得了一个空前的历史机遇，妇女的解放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谛造者――毛泽东主席给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给予了前无古人的至高评价：“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
……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
”毛主席那句最著名的“男女都一样”的名言，更是成为上个世纪在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
“新中国的妇女解放的最大贡献是中国千年封建社会男权社会的崩溃。
当女性从‘裹脚’到大脚板，解放了的不止是双脚，而是整个身心。
”此间的社会学家这样评价说。
然而或许是物极必反，新中国建国后，在一个接一个充满斗争色彩的政治性运动中，翻身解放的妇女们也义无返顾地投身于政治斗争中。
到了６０年代，毛泽东那句“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经典语言更为风行，其直接后果是斗争观念替代了性别意识，阶级差别取代了性别差别。
而男女性别差异几乎被社会所遗忘。
当时出现的“铁姑娘”现象，使一些青春少女不顾生理局限像男人一样成为强劳动力，在“与天斗、与地斗”口号中用柔弱的肩头顶起“半边天”。
即使到了今天，人们也还常常对那些成功女性冠以“女强人”的称谓。
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作为一代人的艰难选择、作为半个世纪的血与剑的记录,给中国女性的命运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变化和影响。
但是,一个先进的体制,如果不能有效地使包含其中的性别成分得到合理的配置,并使不同性别的利益得到分享,那么长期处于“第二性”地位的女性为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仍然不会得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