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与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中国化发展作者：张保亮发布时间：2011-05-1314:43:39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中的卓越表现美国是以“好争讼”著称的国家，按照惯性逻辑，那么诉讼应该非常多才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1925年之前的“美国法院一直对多元化纠纷解决办法持排斥态度，要么拒绝执行其决定，要么把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看成是可任意取消的。

”但是1925年通过的《联邦仲裁法案》改变了仲裁的尴尬境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得以正式被司法系统所接受，其也被视为是美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端。

随后，美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得以在大洋彼岸蓬勃发展，形成了诸如谈判（Negotiation）、调解（Mediation）、仲裁（Arbitration）、小型审判（Mini Trial）、简易陪审团审判（Summary Jury Trial）、租借法官（Private Judging or Rent-a-judge）等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尤其是1998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法》（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1998）的颁布，标志着世界上第一部ADR专门性立法的诞生，充分说明了美国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价值的肯定与重视。

此外，民间性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美国也得以快速发展，而且自上个世纪70年代，营利性的ADR组织就已经大量涌现，并在80年代后期迅猛发展，出现了产业化趋势，分流了众多的纠纷。

根据一项研究表明，在1980～1993年间，在联邦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中仅有4%的案件进入审判；根据1999年由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办公室发布的统计数据，向联邦法院起诉的全部民事案件中仅有2.3%进入审判。

还有很多无法精确计算的民间ADR解决的纠纷。

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将‘诉讼’作为‘替代’，而将其他多元化纠纷解决过程作为‘正常情况’”的美国纠纷解决机制的图谱。

得益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带来的巨大益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愈来愈受到各国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的关注，并指出：当人们卷入一项法律争议时，不愿意把它提交给法院这个一般被认为本来就是解决争议的自然场所去解决，而是选择某一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去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

因此，近年来，各国都在积极发展本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瑞典、丹麦和韩国等都已经建立了制度性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虽然各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巨大差别，但是都在纠纷解决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有越来越被重视的趋向。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蓬勃发展的原因分析“无论审判如何完美的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

”“从司法的运行机制来看，由于近代以来形成的司法正义观、正当性理念逐步让位于现实主义的法理念，对司法效率、效益的强调成为司法改革的主要因素和动力。

对现行诉讼、审判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诉讼的延迟、诉讼费用、成本昂贵、以及由于诉讼费用(特别是律师费用)昂贵导致的司法资源利用上的不平等、不公正上。

”因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各国的蓬勃发展是有原因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近代法治所面临的困境。

（一）案件“井喷”是其直接原因以美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得以蓬勃发展的年代为例，自1932年至1988年，美国民事案件数量从26045件增加到137710件，增长了428.7%，而同期人口才增长了102%，可见诉讼数量的增长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长。

在我国，法官一年结案数百年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上千件的绝非罕见。

可见案件增多已经到了法院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开始进入司法的视野并开始被研究和利用，而案件“井喷”相应的成为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得以蓬勃发展的直接原因。

（二）诉讼固有的缺陷是其蓬勃发展的内在原因如果诉讼没有缺陷，那么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自无产生的道理。

如果从诉讼自身来查找原因，那么严格的程序正义带来的诉讼迟延和法律固有的缺陷是导致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寻求诉讼之外的解决方法的主要原因。

毕竟迟来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

而且法律明显的僵化性和滞后性使其无法及时应对新型纠纷的出现，所以将这一部分案件分离出来交由专业人士处理更具可操作性。

比如交通事故可以先有交通事故鉴定部门处理；医疗事故可先由医疗事故鉴定部门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可先交由相关技术部门处理等等，这些多元化纠纷解决方法的运用有助于缓解法律的弊端。

（三）诉讼成本是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普通人来说，诉讼成本是其提起诉讼时不得不考虑的事项。

诉讼成本并不单指诉讼费用，它还包括鉴定费用、律师费用、时间成本、关系破裂造成的其他效应成本等必要开支的总和。

必要的诉讼费用是维护司法活动和抑制滥诉的一道屏障，但是可能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分配不公，因此有些国家建立了诉讼保障机制以为无经济支付能力的人提供司法援助。

但是，援助并不是都能得到。

因此寻求诉讼外较为便宜的纠纷解决方法成为当事人的原始动力。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特有的优势如低廉的费用、自我的程序控制、友好的协商氛围等弥补了诉讼之诸多缺陷，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被当事人越来越多的选择，而且实践也表明这些纠纷解决机制能够起到使当事人更满意的良好效果。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中国化发展在我国传统法中，“纠纷见官”往往不被熟人社会所接受，如果某个个体执意提起诉讼，可能会导致群体排斥的后果，这种文化渊源造成了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盛行，即便如此，我国至今却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面对纠纷的膨胀式增长，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亟待完善。

也许这里存在这样一个疑问，今日之中国基层法院的受案量为何还与日俱增呢？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大力推行“依法治国”理念，人们法律意识得到了很大提高，法治正在渐变成一种公众的信仰；另一方面则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缺失，当人们在找不到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而纠纷又不得不解决的时候的无奈选择。

“依法治国”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都“送上法庭”，而是一种理念和对行政力量的制约。

对于民间纠纷，更多层次上是对当事人自治的保护和尊重，在法律强制性规定之内适当的遵从习惯，更多的使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民间纠纷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满意的解决才不会发生恶意规避法律或者按恶俗办事的情况，使法律更深层次上渗透到基层去，而这正是依法治国的实质所在，而不是悖反。

（一）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1、司法独大，多元未成在我国，法院似乎成为纠纷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只要一起争端，人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到法院告你去”，即使是多元化纠纷解决的尝试也多以法院为核心进行主导，导致我国现在纠纷的解决方法是司法独大，多元未成，然而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司法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单一的诉讼已经用历史证明了其是无法解决日渐增多的复杂的民间纠纷的，而为大众所欢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司法制度的有益补充应该得到其应有的重视。

诚如陈俊生所言：“法院不应当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纠纷，它的固有价值，不过是解决纠纷的最后的、最权威的方式，对社会成员间的冲突，应当尽可能由社会机制加以解决”。

2、民间调解功能极弱虽然2002年司法部颁布了《人民调解若干规定》，但是成效并不显著，出现纠纷找调解委员会的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导致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一些地区根本就是摆设。

为了缓解案件压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已经承认了民间调解内容的民事合同效力，但并没有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因原纠纷提起诉讼时，法院仍然受理，调解协议书仅有证据效力。

此时，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并没有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仍处于不确定状态。

为了进一步肯定民间调解的效力，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在肯定了民间调解的合同效力的同时，赋予了具有合同效力和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支付令的效力，但是由于支付令一经抗辩即失效，因此该意见在规范和完善司法确认程序部分原则性规定了法院确认民间调解效力的职能，并赋予了经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使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和诉讼制度的对接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但仍不完善。

3、法院调解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要求对于调解要求过高。

调解更多的是尊重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无需法律进行过多的干涉，只要双方当事人本着互谅互让的态度达成协议，法院无需查明事实即可作出判断体现了对纠纷主体处分权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制度保护。

第二，强行调解现象严重。

我国的法院调解带有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在注重调解结案率的现行制度下，调审一体，使法官们倾向于用高压的手段让当事人接受用调解的方法结案，以避免上诉或者错案追究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第三，对于法院调解缺乏必要的监督程序。

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否则极易被滥用。

目前，我国法院调解的不可上诉性意味着只要当事人接受了法院的调解结果，该纠纷在司法程序就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

对法官违法调解除了当事人及时反悔外再无其他救济途径，而处于强大司法权之下的弱势当事人可能会迫于无奈不敢或无法反悔。

4、仲裁制度未得到普遍应用“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9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仲裁解决的，而在我国却有90%以上的人尚不了解仲裁。

”因此，如何使仲裁制度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被广泛应用亦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过程中的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化发展的完善1、完善我国的基层和民间调解制度民间调解以其自主自愿而又不伤和气的方法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曾经起到巨大的作用并延续了几千年。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处在以“和为贵”的文化氛围中，纠纷往往在血缘或地缘内通过调解解决。

虽然市场经济对这种文化的冲击使得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离土不离乡”或者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并没有就此而改变，民间调解仍有其顽强的生命力。

如何使享有“东方经验”美誉的民间调解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需要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因基层行政机关和行业主管机关的在调解过程中使用的既非司法权，亦非行政权，故本文将其视为民间调解范畴之内的调解机制。

（1）发挥基层行政机构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中的作用乡、镇作为中国基层政府组织，其直接接触最广大的人民，也是最了解基层的一部分人，基层的纠纷需要怎么去解决非他们莫属，而且中国自古就有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传统，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在不干涉司法权的基础上发挥其解决基层纠纷的作用则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助益甚大。

作为最接近基层群众的群众自治性组织，其专门职责就是解决民间纠纷，但是很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员并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而且素质不高，当有纠纷需要调解的时候，一遇到棘手问题便放手不管，甚至鼓励当事人到法院起诉，使本来可以替代解决的纠纷最终走上了法院，导致现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了自治制度的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