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４卷 第２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ｒ．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王向清，黄玉兰（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摘 要：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
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
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解释学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０１－０６作者简介：王向清，男，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玉兰，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于其整个的学术生涯。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问世，到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简史》的出版，再到生命临终时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的完成，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
而冯先生之所以终其一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进行不断挖掘，逐层深究，对自己的哲学史著作不断调整、改写和升华，这都源于他对“哲学史”的理解。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历史有两个意义。
……一是本来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
一是写的历史，即以历史家对人类社会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
……本来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
……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
所以，……写的历史也不能与本来的历史完全符合，……写的历史永远要重写。
”［１］１－２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因此哲学史也要不断地重写，这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有明确的表述：“历史有‘历史’与‘写的历史’之分；哲学史亦有‘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之分。
写的历史，与历史既难符合，则写的哲学史，亦难与哲学史相符。
……则所谓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
”［２］１４而且由于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哲学史是有关哲学的历史，那么写的哲学史也是主观的认识。
主观的认识就必然参杂了个人的思想和见解，所以，写的哲学史其实是对本来的哲学史的一种重新理解，重新阐发。
一部哲学史著作的完成就是哲学史作者对哲学的历史的解释过程，反映了作者的解释学理念和方法的形成过程。
三个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反映了冯先生解释学思想和方法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
冯先生解释学的思想和方法主要是对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
对孟子“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６在线杂志：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ｊｓｕ．ｅｄｕ．ｃｎ一、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形成与内涵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相信并传承古代文化，对待古代经典，只阐述而不创作。
孔子真的就是停留在只阐述古代文化经典的层面，而对古代文化进行完全的肯定与传承吗？这恐怕还得联系孔子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及其本人的人生理想来寻求答案。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度的大转变时期。
原来统一的国家体制被打破，产生了许多小诸侯国。
孔子称这一大转变时期为“天下无道”，孔子在《论语·季氏》中的一段话最能体现他的这一想法。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由此可见，孔子所谓的“道”，指的是文王周公之道和体现其道的礼乐制度。
孔子基本上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同时，他又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改革派。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孔子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损益。
它的含义是增减、兴革，即对前代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等有继承、沿袭，也有改革、变通。
这表明，孔子本人并不是顽固保守派，并不主张一定要回到周公时代，也不反对所有的改革。
当然，他的损益程度是受限制的，是以不改变周礼的基本性质为前提的。
后来，孔子在借鉴周礼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仁”的学说，这可以说是孔子对于周朝礼乐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所以，清末的康有为称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第一人。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表达了孔子对文王周公之道和体现其道的礼乐制度的一种信奉态度。
面对当下道德的紊乱，孔子提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表达了孔子“克己复礼”，重整社会道德秩序的愿望。
孔子在借鉴周礼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仁”的学说，作为为人治世的方法。
可见，孔子并不是停留在只阐述古代文化经典的层面，不是对古代文化进行完全的肯定与传承。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注释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
故其自言如此。
盖不唯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负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
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
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３］８９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是因为孔子对古代圣贤很是尊敬，对圣贤之著作只做阐述和承传，表达了孔子谦虚谨慎的态度。
孔子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但是，他对古代圣贤思想所做的整理和总结的工作，功劳胜过著书写作。
可见，从朱熹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孔子充满赞颂之情，肯定了孔子对古代经典所做的贡献。
如果孔子所做的仅仅是陈述和承传的工作，估计也得不到朱熹的大加赞赏和肯定。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的形成，不仅与孔子的生活时代背景及其崇拜古代圣贤，传承古代文化经典的谦虚谨慎的心态有关，而且与孔子本人的人生理想息息相关。
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是塑造理想人格和重建完美的社会秩序，于是孔子游走于各国之间，采取引经论典的方式来游说各国君主，以此来弘扬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追求。
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不能只是停留在对古代文化经典的传承的层面，不能只是对古代经典进行生搬硬套的“述”，而应“述中有作”，要结合时代背景及作者的个人境遇，设身处地去了解经典所要传达的涵义，真正理解经典的真谛。
更可贵的是，孔子还能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情势及自己的人生理想，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的，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
孔子的“述而不作”其实是“述中有作”。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为一种解释学思想，其对待经典的基本态度被周光庆教授概括为“鉴古开今，寓作于述”［４］５－１２。
从解释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解释学的具体含义，就是对古代经典进行深入的研读，从而发现其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并加以传承，然后就现时代的问题，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形成解决现时代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二、“照着讲”和“接着讲”：冯友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继承和发展冯友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理解，２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３４卷在《中国哲学史》中有较详细的说明。
他认为：“正名主义即孔子自《春秋》及其他古史官之书法中所归纳而得之理论。
……孔子讲《书》，已注重于引申其中之道德的教训，不只是记其中之言语事迹矣。
”［２］５５归纳而得之理论只是对古代经典的阐述和承传，但是，引申的工作却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所以，冯友兰认为，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只是对古代经典的阐述和承传，而是对古代经典加以引申，并非“述而不作”，而是“以述为作”。
而且，孔子开创的“以述为作”的精神成为了儒家弟子们做学问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了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冯友兰的学术研究也秉承了孔子的“以述为作”的解释学思想，创建了“新理学”体系，提出了“人生境界说”，可谓是“创作型”的哲学家。
冯先生的研究有两大块：一是哲学元理论的研究，一是哲学史的研究。
冯先生把自己的创作似乎都归于哲学元理论的研究方面。
冯友兰曾说：“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这些字句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
这是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
”［５］２６８－２６９可见，冯友兰认为，哲学史研究主要还是一个陈述和承传经典的工作，而哲学元理论的研究才是“以述为作”的创作过程。
而实际上，哲学元理论的研究和哲学史研究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两者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与其作者所继承的文化传统、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所具有的人格特性密不可分。
哲学家元理论的研究是在大量钻研哲学史料的基础之上，以前人哲学思想为借鉴，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及哲学家自身境况，从而提出自己的哲学见解。
而哲学史反映的就是历代哲学家的哲学见解的形成过程。
如果哲学史家只是记录和陈述哲学的发展历史的话，那么哲学史家和以整理史料为己任的历史史料学家就没什么实质的区别，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如果哲学家离开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提出自己的所谓的“哲学之见”，那只能算是没有听众的“独白”；甚至只能说是毫无依据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自序”中，冯友兰指出：“哲学的发展总要围绕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哲学史必须说明这些问题。
不能仅只对于某些哲学家的著作解释词句，咬文嚼字，那只能作出一种资料汇编，不是哲学史。
”［６］３可见，冯友兰也承认，哲学史研究不只是一项对以往的哲学作不增不减、不偏不倚的叙述工作，而是要就哲学问题进行主观性的阐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