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讲疏》读书报告内容提要：王元化的《文心雕龙讲疏》这本书运用了现代的文艺理论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学作品进行讲疏。
讲疏内容丰富，引证有力，还有附释供参考理解。
本篇报告主要讲<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中的主客体关系来具体阐述王元化用现代文艺方法研究我国优秀传统文学作品。
我认为作者不仅忠实于黑格尔的哲学魅力，更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的游刃有余。
一、知人方能论世。
刘勰是“贵族”还是“草根”。
在“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中王元化认为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
理由有下面几点：第一，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生的不得列位其数。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国，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
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再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作者从历史的王朝制度以及刘勰世系以及本人的事迹推出刘勰是庶族。
逻辑缜密，观点全面，从整体出发确定他出身低微。
二、时势造英雄，刘勰是否生不逢时。
王元化说：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
他在第一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
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
在思想体系上，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
他处处都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
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的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是，就马上登仕去了。
因而他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发展的。
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
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他子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呈萧梁皇朝的意向。
然而刘勰的一生经历证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
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同为一气。
三、思想转变是否就江郎才尽刘勰著述，除了《文心雕龙》外，现存进《弘明集》卷八在《灭惑论》与《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在《梁建按王造剡山石城像碑文》两文。
这两篇文章近来很引人们瞩目，不少论者往往用它们作为研究《文心雕龙》的补充资料，藉以探索刘勰的文学观和世界观。
王元化认为研究刘勰的文学思想，自然需要收集他的全部思想作品，互相参照以窥全貌。
不过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他的思想发展过程。
每个作家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形势变化、个人遭遇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有些作者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固然是在同一思想体系同一思想领域中逐步深化和演进，而有些作者的思想发展过程却往往表现了前后期思想的巨大变化，呈现了种种复杂错综的变化形态。
他认为刘勰的思想的发展过程正属于后一种，以他于梁天监初进入仕途为分界线，划分作前后两期。
他认为刘勰的前期思想本之儒家，后期思想则趋向玄佛并用。
他肯定《文心雕龙》成于齐世，是前期作品。
但认为《灭惑论》为迎合上意而作的可能性很大。
王元化认为《灭惑论》在佛学思想方面比较突出地表现了三个特点：一、文中多称涅槃般若，似于释中特别重视涅槃、般若之学，而同时又不废禅法。
二、文中处处流露出玄言之风，带有玄佛并用的浓厚色彩。
三、文中凡论述儒释道大家关系时，悉本三教同源之说。
这三个特点正与梁武帝的佛学思想宗旨同符，理趣合轨。
我国佛教思想，自汉魏以来，跌经变迁。
般若之学，本附玄学以光大。
梁时般若复昌，亦不离玄风。
《颜氏家训·勉学篇》论梁朝玄风云：“洎乎梁代，兹风复阐，老庄周易，谓之三玄。
武皇简文，躬自讲论。
”《续僧传》记道宣论梁代佛法亦称：“每日敷化，但竖玄章。
”以上都是梁代重新恢复了正始玄风的证明。
所以王元化认为《灭惑论》也留下了写于梁时的烙印。
《灭惑论》带有玄佛并用的浓厚色彩，因为文中称佛教为“玄宗”。
玄学贵乎虚无，在本体论上有本末（言体用）之辨。
本体虚无，超乎像外，在于有表，不可以形名得，引申在方法上则有言义之别。
般若性空之谈有玄入佛，亦并取二说，因而“得意忘言”之意每每见于佛家谈空的著作中。
《文心雕龙》和《灭惑论》对儒家的态度也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文心雕龙》宗旨在于原道、征圣、宗经。
但是《灭惑论》却本玄佛并用立场，附合了梁武帝的的三教同源说。
《灭惑论》与梁武帝的的三教同源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作者确认《灭惑论》作于梁时似无疑义。
四、报国无门以垂文《原道篇》探讨了宇宙构成和文学起源问题，作者认为这篇文章是我们研究刘勰的宇宙观和文学观的重要资料。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是以他的宇宙观为基础的。
刘勰的宇宙构成论并没有汲取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成果，相反，他仍袭《易传》“太极生两仪”的说法。
前人多半根据他的原道观点把他列入儒家体系。
他们只是笼统的指出刘勰的原道观点反映了儒家思想，而没有注意到《原道篇》和《周易》之间的密切关系。
《周易》原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
魏晋以来《老》、《庄》、《周易》并称三玄，从而它又成为玄学的理论的骨干。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确定刘勰的原道观点是不是属于儒家思想，不能仅仅根据《原道篇》本之《易》理解者一点来判断，因为《原道篇》可能是按照儒家思想原则解《易》，也可能是按照玄学思想原则解《易》。
儒玄二家都谈《易》理，但对于《易》理却有不同的解释。
刘勰在文学起源论中把“心”作为文学的根本因素，但是他在创作论中却时常提到“心”和“物”的交互作用。
他比较充分地研究了“心”“物”着一堆范畴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的关系问题。
自然刘勰的创作论并没有把荀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加以发展和深化，也没有对荀子的这些观点作出完整的介绍和阐述。
但他的创作论受到了荀子学说的一定影响。
除了心和物的关系外，刘勰的创作论还提出了神和形的关系问题。
《养气篇》所提出的的形影响于神的论点并不是孤立的，它也贯穿在于神形有关的其他问题里。
围绕着艺术形象问题这个中心，刘勰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来阐明艺术的创作活动。
《比兴篇》“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物色篇》“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是两个互相补充的命题。
刘勰的创作论还比较深入的研究了形式与内容问题。
《通变篇》和《情采篇》都探讨了“文”和“质”的关系。
刘勰大概是首先把“文”和“质”这对概念运用于文学领域的理论家。
刘勰把形式叫作“外”，把内容叫作“内”。
《比兴篇》所提出的“拟容取心”，也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
拟容切象是“外”，取心示义是“内”。
《文心雕龙》一书包括了三个部分，即总论、文体论、创作论。
（书中也涉及作家的才能、文学批评、文学史等专题研究，但都是单独的篇章。
）在写作方法上，刘勰把“史”、“论”、“评”柔和在一起。
因此，在全书的三个部分都贯串了文学史的论述、文学批评的分析和文学理论的阐发。
但由于三部分性质不同，在“史”、“论”、“评”方面也各有其重点。
创作论是侧重于问文学理论方面的。
我国古代文论具有自成系统的名族特色，忽视这种特殊性，用今天现有的文艺理论去任意比附，就会造成生搬硬套的后果。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刘勰的创作论仅仅拘囿在我国传统文论的范围内，而不以今天更发展了的文艺理论对它进行剖析，从中探讨中外相通，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如：自然美与艺术美关系、审美主客关系、形式与内容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艺术的创作过程、艺术的构思和想象、艺术的风格、形象性、典型性等），那么不仅会削弱研究的现实意义，而且也不可能吧《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内容实质真正揭示出来。
所以这本书由八个释义作为主要内容。
每个释义后都另有一两篇附义。
释义掌握论文清理和批判的原则对《文心雕龙》创作论进行剖析的。
不过在论述方面，释义德尔正文和附释各有其不同的侧重点。
正文侧重于清理，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正文的任务是按照刘勰理论本来面目忠实地揭示它的原有意蕴。
，这样就不宜在这个重点之外，另生节枝，干扰阐述阐述的主要线索，分散读者的注意。
所以释义，作为附释的重点之一。
五、“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主客关系魏晋以来的文学理论家多从朴素的观点去分析文学与自然的关系。
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钟荣《诗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歌咏”，都是表明诗人缘景生情的名句。
刘勰在《物色篇》中采取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说法，从“物”、“情”、“辞”三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去阐明“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文学主张，可定了外境对于文学创作重要意义。
同时，他在这个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讨论了创作实践过程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了“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的看法。
这种见解，不仅为陆机、钟荣等人所未发，而且也是后来的论者所罕言的。
“随物以婉转”一语，从前人那里借用来的。
下文所说的“与心徘徊”显然是与“随物婉转”相对立而提出的。
“物”可以解释作客体，指自然对象而言；“随物婉转”是以物为主，以心服从于物。
换言之，亦即以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为主，而作为主体的作家思想活动服从于客体。
相反的，“与心徘徊”却是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
刘勰提出“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的说法，一方面要求以物为主，以心服从于物；另一方面又要求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
实际上，他们却是相互补充，相反相成。
作家的创作活动也同样存在着一种对立。
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作家不是消极地、被动地屈服于自然，他根据艺术构思的要求去改造自然，同时，自然对于作家来说是具有独立性的，他以自己的发展规律去约束作家的主观随意性，要求作家的想象活动服从于客观真实，从而使作家的艺术创造遵循现实逻辑轨道而展开。
这种物我之间的对立，始终贯串在作家的创作活动里面，它们齐驱争锋，同时发挥各自作用，倘使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或者，一方完全屈服于另一方，那么作家的创作活动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谓“随物流转”、“与心徘徊”，正是对于这种交织在一起的物我对峙情况的有力说明。
刘勰认为，作家的创作活动就在于把这两方面矛盾统一起来，以物我对峙为起点，以物我交融为结束。
他在《物色篇》赞中所说的“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是这种物我交融、和谐默契的最高境界。
六、与时俱进，海纳百川看了王元化的《文心雕龙讲疏》最大的感想就是。
我们的文学思想也要时刻跟上时代的步伐，换个词就是要与时俱进。
之所以又用了海纳百川，是因为这个词不仅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它更指引我们，对于文学研究也要使用各种文学研究方法，使文学研究更全面更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