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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汉语词汇背后的文化

第八讲:汉语词汇背后的文化教学过程:一、导入你知道汉语中对亲属的称谓有多少吗?请说说你所知道的。

1、汉文化非常注重父系亲属的身份和地位。

父系是正宗,是传宗接代的、自古以来享有继承权的血缘。

而母系是不能传宗接代、没有继承权的,“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

父系亲属有“爷爷”、“奶奶”、“伯伯”、“姑姑”等称呼,相应的母系亲属则分别有“外公”“外婆”“舅舅”“姨妈”。

孙辈中,也讲究父系的才是正宗的“孙子”、“孙女”,而母系的是“外孙”、“外孙女”。

对丈夫的父母叫“公公”、“婆婆”,对妻子的父母叫“岳父”、“岳母”。

而英语中,不分男方亲属与女方亲属。

“爷爷”、“外公”共用grandfather 这个词。

“奶奶”和“外婆”都叫grandmother。

而“伯伯”、“叔叔”、“舅舅”、“姨父”、“姑夫”和“伯妈”、“婶婶”、“舅妈”、“姨妈”、“姑姑”等则一律称uncle和aunt。

对配偶的亲属,都加一个“in-law”来称呼。

2、同辈分的堂表亲在汉语里区分很细致。

在汉语中,“堂”和“表”反应的是上文提到的父系和母系血缘的区别,父系这边的同辈亲属称作“堂”,意思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是同根,而母系这边的同辈亲属称作“表”,意味着彼此不同姓,不是一族人。

但英语里则没有性别区分。

3、汉语里对同辈分的尊卑关系也分的很清楚,而英语里却没有这些区分。

4、汉语中还存在着将亲属称呼泛化的现象,即用亲属称呼来称呼非亲属关系。

无论是邻居朋友,还是素不相识的路人,人们都倾向于按性别、年龄称呼对方为爷爷奶奶、叔叔、大哥、大姐等。

表达了汉语文化中一种“四海一家”的文化传统。

而英语中,这样的现象很少见。

中国人对亲属称谓多而面广,这众多的称呼反映出封建社会对亲属关系的重视,而这也正反映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森严的等级观。

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有不少称呼我们现在已经不常用了,已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因为现代社会中,家庭结构在日益缩小,原来大家庭中复杂的亲属关系已不复存在。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语言的背后也蕴含着文化的发展变化,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隐藏在汉语词汇背后的文化。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人类在进化的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

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的变化与发展也脱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因此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语言是记录人类文化的一种符号体系,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是组成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之间又是相互制约和影响的。

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指人类制造的种种物质文明,诸如生产和交通工具、武器等,而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则是处于隐性的深层次文化,包括各种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

语言既然与文化的关系那么密切,那么作为语言中最活跃、最敏感的要素的词汇,必然与文化更是紧密相连。

(一)词语的产生消失记录了文化因素的消长进退语言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一面镜子,它反映着文化的产生与演进的过程。

社会生活和意识的变化,即使非常微小的变化,也都会在词汇中得到反映。

郭沫若先生依据甲骨文记载,发现田猎的猎物以鹿为主,从而证明生产已脱离渔猎时代。

又通过卜辞中的狐鹿、野马、野象等捕获物,证明三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中部是“未经开辟的地方”。

每一个时代有一个的独特的一批词汇。

有一大批词语是随着时代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时代的消失而消失。

上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在贸易中以贝壳作为交易货币,由此产生了一批“贝”族字,而这些字几乎都与财物有关。

如:货、贡、贸、贾、贿、财、贪、贫、费、赔、赎等等。

上古对畜牧业是相当重视的。

《诗经·鲁颂》的一些诗中提到的马的名称有十几种,全是根据马的颜色定名的。

《尔雅·释畜》中,“六畜”的名称已相当丰富。

它们各有许多专名,其中马的各种专名51个,牛的各种专名18个,猪的专名13个,羊的专名11个,犬的专名10个,鸡的专名6个,共计109个。

可见当时人们主要役养六畜,而其中,尤以马、羊、猪为多,它们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马二岁曰[驹],三岁曰马[兆]。

马一目白曰[马间],二目白曰[鱼]。

马高六尺为[骄],马七尺为[马来],马八尺为[龙]。

马深黑色[骊],赤马黑毛尾[骝],马白头[马勺],黄马白毛[马丕] 。

千里马曰[骥],马之良材者曰[骏]马行疾曰[冯],马立曰[驻]。

上古时候人们把许多自然现象的变化看成是神支配的,是一个神灵崇拜非常突出的社会,唯神灵是听。

于是出现了很多与“神”有关的词汇,这些词汇中有不少现在已不再存在,这也表明了社会的一种进步。

神、祚:上天赐给的福运祖: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示:神祖牌礼:敬神。

谓事神致福,在鼓乐声中用玉器来祭祀。

祥:亲丧的祭名。

古代居父母、亲人之丧,满一年或二年而祭的统称祠:祭名。

春祭祈:向天或神求祷祟:鬼神的祸害。

古人以为想像中的鬼神常出而祸人。

祷:向神祝告祈求福寿饮食器皿看手工业的发展:古代器皿多为陶质、兽角或竹篾制成。

(二)词汇隐射了民族、地域的文化、心理、习俗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会产生不同的词汇,因此,词汇势必折射出一个时期、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心理、习俗。

魏晋时期出现了很多以“清”为修饰语素的庞大的褒义词群。

慧皎的《高僧传》中,这样的词语达50多个,如“清平、清坚、清峻、清约、清朗、清远、清严、清敏、清真、清雅、清恬、清谨、清高、清隽”等,同时以“玄”为语素的一批复音词,如“玄言、玄论、玄谈、玄风、玄远……”等,也在汉语词汇中出现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魏晋时代的风尚:佛教和玄学影响下崇尚清高、清谈人生态度。

“嫁”,《说文》:“女适人也。

”“适”的本义指“往、至”,后引申为“女子出嫁”,适人即为“嫁人”。

“嫁者,家也。

妇人外成以出,适人为家。

”“适人为家”指妇女嫁人才算有家。

因此,“嫁”字反映出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以及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从属性、被动性和依附性。

“娶者,取也。

”王筠解释说:“以取释娶,明‘娶’为‘取’之分别文也,字本作取。

”古汉语中表示婚娶意义的字原先也写作“取”。

《论语》:“君娶于吴而为同姓。

”“取”字在甲骨文中形似用手取耳朵。

古代战争中,用割取敌人的耳朵来计数报功,所以“取”字本义为“获取”。

因此,“娶”字在古汉语中有“夺取妇女”的内涵义。

以“取”字表示娶妻反映出古代社会存在着掠夺婚或抢婚习俗。

(三)从词语的借入与借出看中西文化的交流汉语中的借词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因为汉族自古以来就不断地与其他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随着中外民族文化交流的开展、汉语中不断涌现各种外来借词。

汉语文化的丰富也离不开对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吸收。

汉语借词的第一个重要来源,是西汉时期。

随着汉朝与匈奴及西域各国频繁的往来,汉语中出现了不少来自匈奴及西域的借词。

“师子”(狮子):来自古伊朗语的音译。

葡萄:《史记》记载这种东西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

记作蒲陶、蒲萄、蒲桃。

据说是从大夏都城Bactra的音译而来。

站,本义是久立。

“驿站、车站”义是从蒙古语jam借来的。

《元史》中所谓“站赤”(jamci)是管站的人。

祖母绿:又写助木绿、助木剌,由阿拉伯文zumunrud译音而成。

胡同:蒙语音译词,原指水井,后指较窄的街巷。

阿哥(父母称儿子)、贝勒(亲王)、额(母亲)娘、格格(皇族女儿)。

源于满语。

历史上,外来词进入汉语词汇有过三次高潮:1、汉唐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及佛教的传入兴起,汉语与中亚各个及印度等南亚国家的语言有了接触,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如:佛、菩萨、罗汉、阎罗、魔、僧、尼、和尚、塔;2、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汉语与西方印欧语言有了一次大范围的接触,如:沙发(sofa)、扑克(poker)、坦克(tank)、吉普(jeep)、纳粹(德语Nazi)、法西斯(意大利fascisti);3、二十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随着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一批“日译西方词汇”进入到汉语。

而当今,我们又迎来了又一次的高潮。

如“革命”、“经济”、“社会”、“保险”、“科学”、“历史”、“干部”、“解放”等。

(四)词语的内部结构中的文化因素1、汉民族崇尚对称和谐,汉语构词用词喜欢成双成对的格式。

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趋势正符合了这种审美心理。

为了达到双音节拍或骈偶句式,汉语词汇不仅有增添音节的现象,还有简缩音节的现象。

如:桌子、椅子、木头、石头、老鼠、老虎等。

又如:如“彩色电视机”简化为“彩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简化为“高检”,“华沙条约组织”简化为“华约”等等。

除了增减音节的手段外,古代汉语还大量运用联合单音同义词或反义词的方法构成双音节词。

如“君王、臣仆、奔走、践履”等。

2、词内语素的排序问题。

复合词的语素序是一种抽象的规则,这种抽象规则本质上就是人们对世界认识顺序的一种反映。

人们在认识、表达客观对象过程中总是依据久已存在并渗透到血脉灵魂之中的思维定式。

这种认识、表达的结果最终又会以语言形式体现出来,这样,思维定式溶进了语言,成为语言、词语的组合形式与规则。

尊卑长幼之分:帝王、亲戚、兄弟、夫妻、长幼、父子、母子、男女之分:父母、公婆、夫妇、夫妻、兄嫂、哥嫂、弟妹、子女、儿女、大小、高低、主次、先后之分:枝叶、纲目、身手、骨肉、手足、手脚、眉目、好坏之分:是非、然否、利害、利弊、好坏、荣辱、优劣、甘苦、(五)词的附加义中的文化因素词义中表示人们的主观态度和评价的意义,并非所有的词都具有附加色彩,像词义的褒贬、词义的风格等都属于词义的附加色彩。

1、颜色词的文化含义黄色是我国古代的所谓正色之一。

被视为“中央之色”。

班固的《汉书•律历志上》:“黄色,中之色,君之服也。

”认为“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

”即黄色是万世不易的大地自然之色。

这种色代表了天德之美,也就是“中和”之美,所以成为尊色,成为高贵的正色。

先秦时代,“黄衣”是祭祀祖先这种隆重庄严时刻所穿的礼服。

而后大约始于隋唐,黄色成为皇帝与贵族大臣的通用服色,庶民百姓不准穿黄色衣服。

宋代王《野客丛书》卷八“禁用黄”云:“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

”从此,“黄袍加身”意味着取得政权。

黄色几乎成为“帝王之色”,除黄袍外,皇帝的车子称“黄屋”,宫禁之门称“黄门”,皇帝的文告称“黄榜”等。

就是后来的异族入主中原的元、清两代,黄色依然有着难以更改的文化内涵。

2、数字词的文化内涵数字“十”则具有完备之义,这大概是十进位给人们留下好印象。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十”是最完美的数字,并且用它来代表“天”。

唐代僧人法藏说过:“依华严经立十数为则,以显无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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