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魏晋那个时代的观念也就止于《世说新语》，“魏晋观”不全，对“风流”就更无把握。

但是既然学习了，那也必定对风流要有所了解。

就字面意义，魏晋风流有几分自由自在的感觉，这恰是各个风流人物的主要特征，同时也符合我们对它的第一印象。

以此为形容的人，也几乎都是通达、放任之人，外国很可能多对此译为“romanticism”。

风流确实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以竹林七贤为主，包含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反功利精神。

为何要强调“魏晋”风流？由于时代的不同，也造成了不同的风流，因为其本质就是一个言行与道德标准的体现。

汉朝人庄严、雄伟；晋人放达、文雅。

在晋初文化、政治与社会初变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风流就是逃避现实、树立老庄的超道德价值观念，并以此为文采。

受道家影响，其思想也有追求完美绝对的幸福、追求精神超脱的意味。

任从冲动而生活，是新道家对于晋人精神的描写。

照他们所言，追求至高快乐并不一定遭鄙视，然而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风流，也不是完全的风流。

刘伶有言：“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他固然去寻快乐，但对超乎形象有所体会，意蕴深长，此等超越感也是魏晋风流内在的性质。

《世说新语》中有关支公与鹤、阮咸与猪的两篇，从中看出，支道林对鹤的同情和阮咸对猪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他们物我无别的感觉。

这种感觉须是艺术家所具备的——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将他的感情投射到描绘的对象上面，并通过某种媒介表现出来。

“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
支道林本人也许就不愿做别人的玩物，因此将其感情放在鹤上。

建立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一名风流艺术家。

按照晋代名士的看法，风流源于自然，嵇康有言：“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这时候儒家衰微，只有乐广等人坚持地说“名教中自有乐地”。

嵇康不遵从礼仪风俗，任社会变动，取天下常而无事，这些新道家都一致同意，但还有主情派与主理派的区别。

向秀、王戎等都强调遵从理性，而嵇康、阮咸等则任从冲动生活。

魏晋风流还有一种外在表现，就是清谈。

清谈的艺术，在于用最精准之词，最精确之语，言最精粹之思。

清谈盛极一时，属于当时的高智商人物娱乐活动，常手持麈尾而指画。

在此之前，各界人士纷纷臧否品评人物与时事，称为“清议”。

政府开始树威信，也就由清议转化为不着边际的清谈，可是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与老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相合。

对此，王羲之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之所宜。

”清谈误国？大体是这样，但个别不一定，比如“阮籍为太守，骑驴上东平”，阮籍确是很有政治才能，大刀阔斧修订地方管理办法，而且这些方案都行得通。

可是他不抱有政治理想，另一次当官，也只是为了喝酒。

隐士大概都是这样，不当不知道，一当吓一跳；反倒是那些登上仕途好久的人，几乎都为好名利者。

老子的“无为而治”——可以无为，但还是要治啊！就这样任由自己的发散性思维与别人雄辩，废了整个社会体系，这应该是魏晋风流中，最使我反感的一个因素了。

透过《世说新语》总结这段时期，就是士庶之别、酒药之醉、清谈之风组成的时代。

“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此书还大有可阅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