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两朝审美风尚的变迁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的乱世，可思想却是高度的自由开放。

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

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

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

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

《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

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

”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

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

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

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

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

《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

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ST1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诸">诸</ST1ersonName>君何为入我巾军中?’”“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

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张翰后来当齐王东曹椽,见东风起,即思念家乡吴中的菰菜羹和胪鱼脍,说:“人生贵在适意耳,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挂冠而归。

放纵是追求自适在生活上的表现,而魏晋人的清谈则是一种审美活动。

《世说·文学》载:“裴散骑娶王太尉女。

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

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

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

”听众“咨嗟称快”,并不是因为谈论多么高妙深奥,而是因为谈论者才华丰茂,辩诘精彩,辞采华赡,使人觉得妙不可言,有一种美的享受。

又支道林、许询等人在会稽王斋头开讲,“支为法师,许为都讲。

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

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

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同上)。

支许二人都通佛理,二人主讲,定然掺杂许多佛理,在座众人未必都懂,但反应却那么强烈,主要还是两人的口才、文辞吸引了他们。

又:“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

殷未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

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

支道林为王羲之谈《庄子·逍遥游》,也是“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得王羲之“披襟解带,留连不已”。

谈者、听者都是在追求一种情趣,从清谈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感情上的满足。

因而当时之人乐此不疲,有的人甚至不顾性命,沉迷其中,《世说·文学》载:“卫王介始渡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

王介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

王永夕不得豫。

王介体素羸,恒为母所禁。

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适意,作为魏晋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那个充满忧患,充满不和谐的时代的产物。

士人们从儒家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后,其兴趣由外界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个人,自我意识觉醒,并日益增强,从而追求适意这一审美理想。

这一审美理想的出现,并得到自觉的认可,表明魏晋人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都达到了一定的哲学高度。

二、从注重德行到重视人体自身的美人物品评肇自东汉后期,其时,士人与宦官斗争激烈,一些士人退居乡野,批评朝政,指斥阉竖,臧否人物,形成风气。

当时品评人物的内容主要是朝廷官员或士人的品行、才能、政绩等,这在《世说》的《言语》、《赏誉》、《德行》诸篇中多有记载。

如《德行篇》说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说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

又记管宁、华歆一起在园中锄地,“见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人们遂以此定优劣。

又《识鉴篇》载乔玄评曹操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汉末人也注重人的外表风度,但往往将外表风度与德行相联系,《德行篇》评李膺“风格秀整”,就是与其“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政治抱负相关联的。

诗人徐干说:“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

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义存,仁义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为法象,斯谓之君子矣。

……(君子)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视不离乎结绘之间,言不越乎表著之位。

声气可范,精神可爱,俯仰可宗,揖让可贵,述作有方,动静有常,帅礼不荒,故为万夫之望也。

”[1]认为仪表是德行情操的外在表现,以合符儒家礼仪为美。

徐干是建安七子之一,但他的思想显然属于前代。

建安人多尚通脱,不十分注重容止,故《世说·容止篇》很少有建安及建安以前人的事迹,但也有部分建安人开始注意到个人容止,《容止》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王圭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

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至魏晋之际,士人们就非常注重外貌举止了,人们也多所品评,而且审美标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曹操认为自己长得不高大,不雄壮,不足以雄远国,所以让人顶替来接见外国使节。

而魏末西晋,人们更欣赏人物面容的整丽和闲雅的风度。

《世说·容止》云:“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

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口敢,大汗出,以朱衣自拭。

色转皎然。

”面如傅粉,肤色皎然,当时被认为是“美姿仪”。

这是一种柔弱之美,时人就以这种柔弱的女性美为尚。

《容止篇》所写的其他美男子也多属此类。

如“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蒹葭”、“玉树”都属柔弱之美。

又说:“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又谓“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当时所称颂的美男子多为奶油小生一类,可见时人对人物的审美观多少有些病态。

南渡以后,审美风尚又有所改变,名士们从南渡初的放纵逐渐转向追求宁静、闲适,追求一种潇洒的风神,开始注重人的气质、风貌,尤其注意人的所谓“神韵”。

《容止篇》载:“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此语本指王羲之的字非常潇洒,但同时也指其人。

《赏誉篇》“殷中军道王右军”条刘孝标注引《文章志》就说:“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

”《赏誉》又载:“王子敬语谢公:‘公故潇洒。

’谢曰:‘身不潇洒。

君道心最得,身正自调畅。

’”“调畅”即风神潇洒之意。

刘注引《续晋阳秋》曰:“安弘雅有气,风神调畅。

”王献之称赞谢安真正潇洒,谢安则回赞王献之养身得道,风神调畅。

“风神调畅”,这是当时对人的很高的赞赏,潇洒主要是指外在风姿的美,举止的闲雅。

而“风神”则涉及人的内在精神。

当时对人物美的最高评价“神朗”,“神朗”既包含气质的清爽,更有内在精神的明澈。

如《赏鉴篇》中,王戎称赞王衍“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王衍则赞裴楷“精明朗然,笼盖人上”。

支道林外貌本不佳,但王羲之却赞叹他“器朗神隽”。

是知东晋士大夫对人物的审美多注重精神。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最能反映人的内在精神气质。

早在西晋,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容止》载:“裴令公(楷) 有隽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

裴方向壁卧,闻王至,强回视之。

王出语曰:‘双目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劲,体中故有小恶。

’”裴楷病得本来不轻,连翻身都很困难,只是勉强回头见客,王衍却从他闪闪有神的目光中看出他得的不是什么大病。

东晋人更精于通过眼睛来品评人物的风貌,《容止篇》亦多有记载:如“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又“谢公云:‘见林公(支道林)双眼黯黯明黑。

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眼如点漆”、‘黯黯明黑”,这在黄眼睛的中国男子中确实很特别,这种眼睛显得很聪慧、有精神,所以受到赞美。

裴楷又说“王安丰眼如岩下电”(同上),则这又与裴楷本人一样,属于目光锐利的那一种,其内在精神自不待言。

东晋士大夫品人更多地是将才貌、才情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推崇神明与风姿相统一的人格美。

《世说·言语》“周仆射雍容好仪容”条刘注引《晋纪》曰:“伯仁仪容弘伟,善于イ免仰应答,精神足以荫映数人。

”《世说·赏誉》又载:“(张)天锡见其(王弥)风神清会,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语人物氏族,中来皆有证据,天锡雅服。

”《容止篇》所说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手与麈尾的白玉柄一样洁白等等,都是将才情、外貌与精神结合起来品赏。

人们评刘伶也说他“身长六尺,貌甚丑陋,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同上),是说他外貌既丑,精神又萎顿,简直是土木形骸。

又说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

既矮又粗胖,且精神萧散。

对二人的评价也是外貌与精神结合起来的。

晋人开始以人自身的形体为审美对象,这是人的觉醒的直接产物。

这一时期对人体的审美又经历了从单纯的重外貌的整丽,到重视风度气质和内在精神,再到追求内外统一的人格美的过程,进步之速,发展之快,是中国古代其他历史时代所不及的,只有在多元化文化的魏晋时代才有这种可能。

三、从崇尚“自然”到关注自然,到欣赏大自然之美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老庄思想也乘儒学衰微之机而迅速扩大其影响,一些士大夫开始习老庄,崇尚自然。

后汉郭林宗云:“天下所废,不可支也。

……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

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2]据《太平御览》卷602页引《抱朴子》说,蔡邕曾到江东,回来后,“诸儒觉其谈论更远”。

所谓“更远”,是说他谈论义理有些玄远。

建安时的曹丕也开始谈及道家的淡泊、无为、自然等,只是还不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