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贼》读书笔记550字范文真正的贼这本书内容丰富，好词好句多，真好看。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加文是一只人见人爱、善良的鹅，它是皇家金库的侍卫长，它的任务是看守好皇家金库，金库的钥匙只有加文和国王有。

金库的墙壁有一英尺厚，内墙是由坚硬的上等橡木制作而成的。

地面是用石头铺的;整个金库没有窗户，没有烟囱，更没有地下通道。

大门是厚厚的木头做得，被一颗颗钉子钉得死死的，连一丝缝隙都看不见。

不仅如此，大门还上了四把大铁锁。

可是有一天加文在检查时发现红宝石少了二十九颗。

加文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勃然大怒。

可是，价值连城的镇国之宝加丽卡大钻石也插上翅膀不翼而飞了。

这时，国王开始怀疑加文，并天天对它进行审问。

最后，加文却离家出走了。

最后，加文才知道。

其实真正的贼是老鼠德克它是加文的朋友。

一天，德克正在一个被鼹鼠遗弃的洞里找吃的，忽然发现一块石头有条裂缝。

它用爪子扒开裂缝，发现里面还有一层橡木。

于是，它就好奇的挖了一个小洞。

从洞口朝里一看，他一下子惊呆了，里面全是金银珠宝。

他就是靠这条通道来往家里搬运金币宝石的。

德克找到加文，告诉他金银珠宝是他偷的。

加文大吃一惊。

德克把加文带了回来。

大家都很高兴，国王更高兴。

从此，他们过起了美好的生活。

我真同情加文。

它天天被冤枉，真可怜。

老鼠德克用的方法真好。

他们真聪明。

.dushubiji212658.《枕中记》中所见之唐代士子政治文化观念探微,艺术理论-摘要：《枕中记》是唐代史学家沈既济创作的一部唐人小说，也是唐人小说“有意为之”的代表作之一。

《枕中记》以史家微言大义的笔法，道出了唐代士子心中梦寐以求的人生追求，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诸多可贵的素材。

本文从《枕中记》的具体内容出发，探微这部唐人小说中所见的唐代士子关于科举观念、功业观念、门第观念、贬谪观念等唐代政治文化观念的看法。

关键词：《枕中记》、科举、功业、门第、贬谪引言《枕中记》一文，原载于《文苑英华》卷八二三，题沈既济撰。

在李肇的《国史补》下中谈到：“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语言之类；韩愈《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

二篇真良史才。

”一部传奇《枕中记》可与韩退之的《毛颖传》相提并论，并作为补史之阙而在中唐时期就被广泛关注，足见其“歹示以意主笺规，足为世戒矣”的作用。

《枕中记》是以卢生在梦中自举进士登第，进而释褐秘校，应制转渭南尉，直到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燕国公，位极人臣并得以善终为主要故事内容，写尽了盛唐士子关于人生理想的主要追求。

因此，本文从《枕中记》内容出发，探微其中所见的盛唐士子对于科举观念、功业观念、门第观念、贬谪观念等唐代政治文化观念的看法。

一、唐代科举观念探微唐代自武则天当政破格用人之后，朝中的显贵大多对文学专长的人进行拔擢。

玄宗开元之时，朝中的名臣很多都是武后所奖用之人。

到了代宗、德宗之朝，以辞赋登科，升翰林学士，进而拜相一途，已成为了文人士子出仕的主要途径。

参见《通典》一五《选举典》中所载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之言：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

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

以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

百余年闲，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爟燧之光，以至于老。

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

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

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

在《枕中记》中，卢生谈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

这里，我们看到：受到唐代以“文章取士”风气的影响，小如卢生这样“衣短褐，乘青驹”的贫贱士子，也能表达出“建功立业，出将入相，列鼎而食”的雄心壮志，足见唐代自武后至玄宗七八十年间，从“文学进身”的科举之途壮大的新兴士大夫阶层，已成为唐代政治文化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对改变魏晋之际的世家门阀大族取士、北朝宇文泰的贵族取士之风气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激扬广大民众“建功立业”之心起到重要的鼓舞作用。

白居易《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诗》尾联：“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

”可为之证。

在《枕中记》中记录了卢生在梦中早年的为官经历：明年，举进士，登第，释褐秘校，应制，转渭南尉，俄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知制诰在《唐会要》卷六五：元和三年三月诏：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正字、宜委吏部、自今以后，于平留选人中，加功访择，取志行贞退，艺学精通者注拟，综覈才实，惟在得人，不须限以登科。

及判入等。

其校书正字，限考入畿县尉簿，任依常格。

从这里我们看到，卢生以科举登第，任秘书省校书郎，不仅成为唐朝中书省下辖机构的重要官员，更为自己日后从朝廷诸如翰林院、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等中书省下辖机构中进一步获得升迁取得了可靠保障。

事实上，开元以后，唐代许多经过科举考试选拔而进入翰林院、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等部门的普通士子，大多在日后的为官生涯当中获得了较大的升迁。

此为官显达之途亦为多数士子的晋升途径。

《旧唐书》四三《职官志》中所载翰林院条略可为之证：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

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

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子，以备顾问。

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

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

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

德宗好文，尤难其选。

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二、唐代功业观念探微《枕中记》中：三载，出典同州。

迁陕牧，生性好土功，自陕西凿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纪德。

卢生开通运河，为百姓谋福利，在当时来说是一件丰功伟绩。

百姓刻石记德，流芳百世，更是士子功成名就的典范。

参见《通志》卷六二《食货志》：二十九年，陕州刺史李齐物避三门河路急峻，于其北凿石渠通运船，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

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

河运通，而漕运昌，灌溉足，不仅可以减少国家开支，更为减轻人力困难提供便利。

因此功劳，开通运河方能为历代史书所载，也才能成为和“抵抗外侮，驱除鞑虏”并举的不朽功业。

《枕中记》中：帝思将帅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节度使。

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边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颂之。

卢生除河西节度使，大破戎虏，并为边人立石歌颂的功业，对当时来说，无疑是文人士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

事实上，唐代以来，未能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大多是去边塞入幕府，通过或是主帅的赏识、或是有过军功的方式，来取得一官半职，进而逐渐升迁。

譬如：“封常清，初人安西幕时只是高仙芝的”谦从”，接着因立军功而释褐，后又由于受到高仙芝的信重和提拔，终于官至节度使”（《旧唐书封常清传》）；“裴行俭累为边帅，“所引偏裨至刺史、将军者数十人”（《旧唐书》本传）；“张仁愿为朔方军总管时，”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莺、长安尉寇砒、鄂县尉王易从、始平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记，义乌尉晃良贞为随机”，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称，多至大官”（《旧唐书》本传）。

卢生的这种人生经历，并非所有唐代之人都能具备，相反，通过卢生的边塞经历，更折射了唐代文人士子一种积极地入世精神，以及通过多种途径谋求为官建功的思想。

在之后《枕中记》中：三年，征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与萧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执大政十余年，嘉谟密令，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

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

两窜荒徼，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徊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

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

卢生梦中一生，既可以内修政治，又可以外治武德，出将入相，位列公侯，执掌朝廷十余年，已达人臣之极。

考盛唐之时，燕国公张说实为卢生梦中历程的现实代表。

“敬乱以武，守业以文，文武并用，各随其时。

”，在盛唐之世，张说以文人士子的身份，外平叛乱，内修文治，而且能诗善文，奖掖后进，不仅是唐代士子的楷模，也是当时每一位士子希望成就一番功业的现实依靠。

张九龄、贺知章、赵冬曦、王翰、徐坚、孙逖等开元前期的文苑精英，都与张说过从甚密，不仅在诗文上互相酬唱、相映成趣，更为盛唐时期士子相互提携，共谋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

三、唐代门第观念探微《枕中记》中：数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生资愈厚。

生大悦，由是衣装服驭，日益鲜盛。

此句尽显唐代婚姻门阀的实际情况。

自春秋至盛唐，婚姻对于政治地位与社会阶层非常重要，不结亲高门，则自己的前途会因此低落，于是士子争相结姻高门之举遂成为社会风气。

河清崔氏是当时高门之一，卢生娶“清河崔氏女”，恰恰是当时社会崇尚高门的缩影。

在《唐会要》卷八三中：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

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

由此可见，寒门中的“膏粱之胄”与“新官之辈”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往往会为了提高自己家族的声望，与当时诸如“崔、郑、卢、李”四姓的高门通婚。

并且士子与高门喜结连理之后，也会在经济以及社会地位上获得很大程度的提升。

前书同卷亦记载：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选、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仍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

唐代官府虽明令禁止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但这七姓十一家的嫁女之资亦颇为丰厚。

许多寒门中的贫苦士子，虽不比“膏粱之胄”与“新官之辈”，但如果也能有幸与这七姓十一家的女子结婚，那么此实际之收益亦颇为可观。

卢生娶崔氏之后，“生资愈厚，衣装服驭，日益鲜盛”即是当时这种情况的明证。

《枕中记》中：生子：曰俭、曰传、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

俭进士登第，为考功员，传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倜为万年尉，倚最贤，年二十八，为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